一、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传统中国的最高文化理念。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母题，其他思想由此生发演绎而成。“天人合一”思想既是宇宙本体论，又是一种自然观、世界观，也是一种价值观、伦理观、治理观、思维方式与文化理念，表现为人生的一种最高价值追求，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凸显了中国思想的特性。

儒家认为天的本性至正至贵、至善至灵，所以能生生不息。天至善的本性赋予人中正太和之气，人若能悟道而确保其至善与太和，则会永远顺利而坚固，这就是《周易》所讲“保合太和乃利贞”的道理。儒家倡导的“天人相通”“天人相交”“天人相类”以及“天人一理”“天人一心”，所讲皆为“天人合一”。中国古代以“天人合一”为中心重新建构了有机整体的宇宙图式，人在其中获得了活动的自由，得以保持其存在、变化和循环。道家主张万物平等，认为天地有好生之德，事物之间没有价值的区别，主张人类应当尊重万物天赋的本性，任其自然发展，实现人与天道的合一。

“天”是人与物生成的基础和前提。天的高尚性与客观先在性指明了天的“生生”职责。在天的生物层面上，人为“天”所生，肉体是自然万物的一个部分，当与世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就人的灵魂而言，在天地人之中，人是天地之中、万物之上的，人的灵魂是形上之道，故人与天地平齐，贵于万物。较于万物，人是最高尚、最尊贵的，“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人与天地既是一个整体，又有独立性，为天地之心，要求把肉体人放在万物第一位，尊重人、肯定人；把精神人，即道体人，置于天地平齐之位，参与赞助天地之化育。因为人具有动物所不具备的天然的善性和禀赋，所以人成为万物之灵。

人有灵明，超乎万物之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人与物的差异首先表现为人有道德意识，能行仁义。《论语》说，“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就是用鱼竿钓鱼而不用渔网捕鱼，不射杀回巢休息的鸟兽，体现了人的仁德之心，即以“天地之心”协助天行道。其二，善“群”而结成共同体。圣贤之人通过道德礼仪将民众聚合起来，架设起以人心之“诚”作为媒介的“天人相类”“天人相通”“天人相生”的桥梁。其三，把生养万物作为自己的职责，能服从天地的意愿，用自己的生生之心“延天佑人”。人类的责任就是依照天地德性与人类精神行事，这种德性由天道（即自然）而赋予天地，复由天地赋予人类，主要体现在天地自然与人类本性之中。《中庸》称之为“参天地，赞化育”，参与天地正道之生生、序列四时和帮助其裁成万物的过程，以兼利天下。

“天人合一”是顺应天道自然的自然观，要求人依照天道行事。人的最高追寻是“道”，老子讲“以道莅天下”。而“道”不是凭空设定的，是宇宙由来及其存在的最高依据与自然状态，是生成天下万物自然而然的过程，是“自然”的法度与天地人物必须遵循效法的楷模。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归结出“天人合一”的普遍原则。“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文言传》），自然万物按照规律动态生成，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川流不息，人明察事物之理，通晓万物之情状，把握万物的自然规律性，从而效法利用天道自然规律，与自然并行不悖、协同发展。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的根本方法就是因势利导，顺应水性自然趋下之势，疏通河道，使泛滥的河水流归大海，而不是违背水性的“堵”或用人之蛮力与自然抗衡。对待自然如此，对待百姓也是如此，即“因民心性”的思想。孔子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老子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都体现了“因”的方法论，是按照运行着的自然规律与自然万物打交道、相交往的方式。天人合一是“天道”“人道”合一，即天道的规律性与人事的目的性的和合统一，如此人便可以“参天地”“赞化育”，达到“中和”的至高境界了。

“天人合一”还体现了以“仁义”作为最高价值的价值观。仁义具有包容性和无尽的伦理资源，因而以仁义为本性的人也以此为最高价值，“人命关天”即是体现。儒家的“仁民爱物”思想是在“天人合一”宇宙观的视野中来思考的。仁义作为人性的核心成为宇宙的中心，其实质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仁就是要在人性完满后超越人类自身，包容所有生命的状态。人要弘天德、行天道，就是要遵循天性、恭行天道、行“天”的生生之德。一方面，儒家认为人是宇宙之灵长，天地之灵心，“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受天地之化育，闪耀着其他生物所没有的光辉，赋予人以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人表现出同情万物、包容万物的精神境界，人以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德”视天地为父母，体现人的道义与责任。依照儒家的思想，天地间只有人最为珍贵，能够体现天地好生之德，从生生的仁心出发，将自然万物视为道德共同体，护佑其生命，尊重其权利，帮助其发展，成为天地生化万物不可或缺的参赞者，因而体现了人的尊贵与最高价值。人的智慧来源于天道自然，理当顺从、赞助自然，而不是改造、毁灭自然。儒家的“仁爱”具有分亲疏、有等差的递推层次性与可操作性。据《论语·乡党》记载，马厩起火，孔子急切询问是否伤到人，而不问马是否受伤，体现了由亲到疏、由人及物、由近及远的道德阶梯观念。“爱有差等”观念，首先要求修身自得，根据自己的喜怒哀乐与切身感受推至父母家人，其次亲朋、百姓等他人，再次不肆意杀戮鸟兽虫鱼，最后是爱护花草树木、山石田土而无所不至，大爱无疆。宋代“二程”之一的程颢看到老师周敦颐窗前杂草丛生，问老师为何不清除时，周敦颐的回答是：人的生命和草的生命皆有灵通向上的相同性质，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和保护。儒家这种独特的道德关怀方式和推理逻辑，有利于正确理解和认识“大一统”等家国治理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理念和文化传统，其“为政以德”“为政以礼”“大一统”的治理观，对于修身、齐家、治理邦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礼运》中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即是中国古代治理观的一贯体现。尚贤使能，为政以德；讲信修睦，为政以礼。治理之要旨在于德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须立德尊礼。人若无德，就不能依礼而行，就不能自治，进而不能治国理政。而修齐治平，皆以中正道德、仁义礼乐作为基本遵循，故遵之则合法，违之则非法。中国古代以“和合”作为国家治理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认为，人的本性与天地的本性是同一的，人与天地可以相感相通，故可形成互惠关系，人与宇宙通过自然交感而共鸣和合，通过体悟与精神感化，把自我融入自然，这种“相互贴近”的过程，使生生之道贯穿天人关系。正因此，民惟邦本、重义轻利、无为而治、人文化成等治理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

古代中国以天下一体的眼光来看待个人、家国与世界，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秩序合法化的基础必须是中正道德、仁义礼乐，必须符合人文的精神。中华文明史延续了5000余年，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的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由“合”走向“分”，又由“分”走向“合”，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的“大一统”治理观的绵延。就一人而言，心身一统于德礼；就一家而言，父子、兄弟、夫妇一统于德礼；就一国而言，君、臣、民、物一统于德礼；就天下言，中国、邦国、人事、物理一统于德礼。如若都能达到，则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