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难以捉摸”
约瑟夫·布拉兹所画的契诃夫肖像现在保存在特列嘉柯夫美术馆(1)的储备室里，只是偶尔在契诃夫的纪念日和庆祝日才展出。
这幅肖像是特列嘉柯夫预订的。布拉兹当时还是一位十分年轻的、刚刚开始创作的画家，刚从彼得堡艺术学院毕业不久，主修列宾(2)派艺术，契诃夫的肖像他画了两年。第一张画（1897年）被他自己否定了。第二张即售予特列嘉柯夫的那一张画并未得到契诃夫的喜爱：“我讨厌布拉兹所作的肖像……”“须知这是一幅不好的、很糟糕的肖像……似乎难于画出比它更无意趣的肖像了。我和布拉兹没有缘分。”
画家赋予绘画对象一种优雅的、稍许有些矫揉造作的姿势。契诃夫沉坐在一张古老的有着高高的天鹅绒靠背的圈椅之中。消瘦的、清雅的脸庞倚在一只苍白的手上；夹鼻眼镜的玻璃后面透出一双冷淡的、悲伤的眼睛。这幅油画以雾蒙蒙的淡蓝色为主色调。色彩十分冷，好像这幅肖像是直接从寒冷的户外搬进来的，在这个温暖的、人来人往的大厅里它马上蒙上了一层霜。只是面颊上透明的颜料斑点泛出一种淡淡的病态红晕。
一幅雅致的肖像。
“……我不觉得这幅肖像是有意趣的，其中有着某种不是属于我的东西，同时又缺少了某种属于我的东西。”
布拉兹是世纪末(3)的画家，他把契诃夫理解为自己圈子里的人。他画的是世纪末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概括性典型：“我们将看到的天空中布满钻石……我们休息吧……”
这里是契诃夫笔下的一个人物所绘出的契诃夫肖像：
“如果我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并撰写一些忧郁的小说，那么这其中的罪过就在于我的肖像。”
藏在特列嘉柯夫画廊中的这幅肖像被复制了无数份，于是它就像证件似的必不可少。人们对这幅肖像习惯了，而这一习惯的力量非常之强，以至一些关于契诃夫的真实的见证反而使人感到惊讶。例如，于一八七九年由塔甘罗格市民管理局所发的休假证中标明着契诃夫的身高：二俄尺九俄寸（高于180厘米），但人们总觉得，似乎契诃夫是个身材不高而娇弱的人，他的胸部不发达，由于严重的肺病嗓音不高而沙哑。
他的嗓音是“带着浓重金属声的低沉男低音；真正俄罗斯式的发音吐字，带有纯粹的大俄罗斯口音；他的语调柔韧，甚至抑扬婉转地形成某种轻轻的拖腔，但是一点也不带伤感情绪，当然丝毫也不矫揉造作”。
科罗温在回忆中写道：“他是个美男子……他的整个身材、开朗的脸庞、宽挺的胸部都使人产生对他的特别信任……”
列宾在初次和他相识的时候（这是在1887年）想起了屠格涅夫作品中的巴扎罗夫(4)，引人注目的是契诃夫的健康、清醒和体魄：“他眼神里闪现的细致、严厉、地道俄罗斯式的分析力超越他所有面部表情。他对感伤主义和高傲自负深恶痛绝……在身体和精神上他似乎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大力士。”
另一位与契诃夫于一九〇四年相识的画家Н．П．乌里扬诺夫也曾想为他作一幅肖像，他回忆说：“我们的合作未能进行，但是我已经不能放弃为他画肖像的想法，因而我决定哪怕只描绘他的一些特征，哪怕绘出的只是他那难以理解的精神面貌的点滴迹象也好，因为他的精神面貌一直在激励着我。
“‘契诃夫是难以捉摸的。他身上有着某种不可解释的温柔的东西。’В．А．谢罗夫(5)看着我的画这么说，他也非常敬仰契诃夫，而且曾经画过一张他的肖像草图。我曾一度把这张草图作为支柱，虽然谢罗夫本人认为它并不十分成功。”
乌里扬诺夫和谢罗夫的这两幅作品现在都保存在莫斯科契诃夫纪念馆。
在想像生活中的契诃夫时，你不禁会相信一些善于内行地评判人的外表的人——艺术家、戏剧家——的眼睛和听觉，或者相信像И．А．蒲宁这样善于观察的、不轻信的人的眼睛和听觉。蒲宁写道：“一八九五年在莫斯科我看到了一位中年人，戴着夹鼻眼镜，穿着朴素，但令人感到挺舒服，他个头相当高，并且身材非常匀称，动作十分轻盈。”蒲宁常常到契诃夫家去，他是在那里受到按家庭方式接待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我从未看到他穿着睡衣，他总是穿得整齐而干净。他对整洁有着一种学究式的爱好——这种爱好也像坚忍不拔的精神一样是遗传而来的……”
关于契诃夫有着另一种独特的评判，不过这评判迄今仍是独一无二的。“有一次安东·巴甫洛维奇(6)走在花园的小路上，那时身患重病的托尔斯泰坐在露台上的圈椅里，好像探身向着契诃夫，轻轻地说：‘啊，一个多么可爱、多么美好的人：谦虚、腼腆，好像是个娇小姐！走路也像个娇小姐。一句话——一个极妙的人！’”（高尔基语）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控制了托尔斯泰老人啊？他对语言是敏感的，他并不乱用词。不错，“他对契诃夫的态度是温存爱恋的态度”，但不管怎么说契诃夫可是最最不像娇小姐的。别人都不认为他身上有这种“娇美”。“如果您看来并不是这样严肃，而是让人感到您哪怕稍许有点像一个浪漫主义作家，我就会向您讲一讲橡树林的故事，讲一讲库尔斯克的夜莺和两颗蔚蓝色星星的故事了。”剧作家和诗人Ф．А．切尔温斯基(7)在一八九一年八月致契诃夫的信中这样写道。
随着高尔基回忆录的出现，契诃夫的面貌好像严实地蒙上了一层谦逊——别的特点都没有了，例如，丝毫没有В．И．涅米罗维奇-丹钦科(8)所记得的那种随便，他与熟悉的文学家们或演员们见面问好时总是这样的。
蒲宁远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很了解文坛的内幕和作家之间微妙的关系，他不认为契诃夫是一个寻常意义上的“谦逊的人”。
看来，Ф．И．夏里亚宾(9)比别人更充分地表达了大家对契诃夫的态度。
“我记得，例如，他非常想和契诃夫结识。他好几次对我说起过这点，”蒲宁在回忆他时写道，“我终于问他：‘什么妨碍了呢？’
“‘因为在哪儿也见不到契诃夫，一直没有机会向他作自我介绍。’
“‘瞧您，这需要什么机会呀！雇上一辆马车，去就是了。’
“‘但我完全不希望像个无赖汉似的出现在他面前！再说，我知道，我会在他面前胆怯，我还会完全像一个傻瓜。如果您能带我去就好啦……’
“我马上就做了这件事，我确实看到了他说的全是实话。一走进契诃夫的家门，他的脸就红到了耳朵根，嘟嘟哝哝地说着什么……而从契诃夫家出来的时候他高兴极了：‘你不会相信我是多么幸福，我终于认识了他，我真被他迷住了！这真是一个人！这真是一个作家！……’”
为了充分理解这一情景，需要想像一下当时正负盛名的夏里亚宾，他当时虽然非常年轻，但却备受赞扬；有多少人寻求和他交友，或者哪怕只是和他结识，他很少约束自己，在生活中，在和世人的交往中都是如此；胆怯、寻找结识的机会——这多么不符合他的性格……
蒲宁撰写的关于契诃夫的书中有一个标记似乎特别值得注意。一九〇四年之后，蒲宁去过雅尔塔几次，在那里与契诃夫的亲人们一起分担因契诃夫逝世而产生的痛苦与悲伤。
“我问叶夫根尼娅·雅科夫列夫娜（契诃夫的母亲）和玛丽亚·巴甫洛夫娜(10)：
“‘请告诉我，安东·巴甫洛维奇哭过吗？’
“‘他一生中从未哭过。’两人坚定地回答说。
“这值得注意。”
人们写了许许多多回忆契诃夫的文章和书籍，单单列举这些作品的标题就会构成整整一本书，而要将它们全部出版则需要印刷厚厚的好几卷。从实质上说，这是整整一套回忆丛书，如果对书目做一番研究，就会不由自主地惊讶地问自己：穿过契诃夫一生的人有多少啊！他短暂的一生结交了多么众多的人，简直可以说是过多的人！
“他很好客，像古代的显贵一样。他款待客人丰盛之至。”К．И．楚科夫斯基(11)用这样的句子开始了他所撰写的关于契诃夫的中篇小说。他继而讲述了契诃夫的豪放，慷慨，“快乐、大胆、轻捷、机敏的”殷勤，也谈到了他总是“乐于与人交往”。
然而一八八八年契诃夫写信给В．Г．柯罗连科(12)说：“……在我周围没有人需要我的真诚，也没有人有权听我倾诉这一番衷情。”在他的手记本中有这样一则短记：“就像我将一个人躺在坟墓中一样，我现在实际上是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至于说他那确实是慷慨的好客，那么这也有着一种非常深藏的、未必是“豪迈”的潜台词：“我在生活中绝对不能没有客人。如果我孤单一人，不知为什么我会感到害怕，好像我是只身一人乘着不结实的小帆船在大洋中航行。”
问题就在于：契诃夫虽然交往甚广，高朋满座，但是在外人看来他的生活仍然是封闭的，撰写回忆录的作者们不仅未能全面表述他的生活内容，甚至似乎都未能汲取那流过他生活的不可企及的深处的主要水流。
“不，真的，安东，当我感觉到你在疏远我，当我开始觉得我很少理解你时，某种不安、某种苦闷和绝望就占据了我的心，”О．Л．克尼佩尔(13)写道，“我想了解……你的全部精神世界，我想知道那里在发生什么，或者也许我这话说得太大胆了，你的精神世界是禁止入内的？”
这独特的生活的“入口处”任何时候对任何人从未禁止过，然而根据许多回忆和书信判断，任何人，甚至是亲近的人在进入之后也未曾继续走下去。有这样的事情，例如，伊万·谢格洛夫(14)是一位在文学中长期沿着契诃夫的足迹前进的作家，在契诃夫死后他尚且写道：“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有时令人感到，与契诃夫一起生活的人们好像没有能力看到整个契诃夫，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他身上只是寻找可以共同理解的东西，就像画家布拉兹那样是以自己的眼光为他画肖像的。因此也就有了各种不同的肖像，而如果你仔细阅读昔日的回忆录，你会产生一种印象：有过许许多多的契诃夫——几乎是这种情况——有多少人撰写了关于契诃夫的回忆录，也就有多少个契诃夫。
然而从实质上说，在众多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蓄意编造的谎言，更没有出于个人目的而作的伪证。只有另一种情形：缩图不正确，独特的远景歪曲，就像人们在观望一种巨大和高耸的东西时不能升到这种高度，就会产生这种情况。只有像柯罗连科、蒲宁、高尔基或者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这样的回忆录撰写者们才会有相符的或至少是相称的观点。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关于契诃夫写道：“……他——就好像是有才能的我。”
如果回忆录作者达不到那种高度，而是把它简化了，或者是把它降低了，那就糟糕，因为以“我与契诃夫”为题撰写的回忆录有突然成为自我揭露的危险。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界的一个小小的花絮人物——叶日尼、希特里尼伯爵、德沃伊尼科夫、仁爱君子、阿尔列金——这些名字都是属于一个人的，即Н．М．叶若夫，他是一个使用过六十六个笔名的幽默作家，他就是如此反映契诃夫的。
他是沿着契诃夫的足迹步入小型刊物的，并多年与契诃夫保持通信联系，模仿他，登门拜访他。不论他对别人是否了解，他对契诃夫似乎是了解的。一九〇九年发表的叶若夫的回忆录引起了一场强烈的、在报刊上久久不能平息的争吵。
人们把他叫做吹毛求疵者、诽谤者。而他则确信，他关于契诃夫写的是真实的东西——完全是真实的，除了真实以外，别无他物。他写的确实是真实，但不是写契诃夫，而是写了他自己。
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一起开始写作，一起发表作品，我们尚未来得及把送葬穿的鞋子穿坏，人们却把契诃夫归入了俄国文学的经典作家。差不多像是果戈理了，差不多像是普希金了——光想一想就会感到可怕，别说开口讲了。
“可惜！在我们这个愚昧的时代一切都搞乱了，”他写信给《历史导报》的出版者С．Н．舒宾斯基说，“对中流作家契诃夫的不偏不倚的评价却被认为似乎是对普希金和果戈理的蓄意侵犯！……我认为，把契诃夫拔高到托尔斯泰并说他是天使的化身——这不是什么‘拔高’，而是一种拙劣的对公众的欺骗，特别是对我们的那些除了下流猥亵的小说之外什么也不读的青年人……”
叶若夫曾为真实而斗争并甘为真实而忍辱负重。“我将一直捍卫的观点是：我所写的关于契诃夫的真实情况是诚实的，我不害怕左派报刊的攻击。但是，”他预见性地补充说，“如果布列宁(15)就我对契诃夫的评价说几句话并以他强有力的文笔哪怕稍许为我辩解一下……那就好了。”
他写的所谓真实情况就是：契诃夫干什么都很轻松，轻松得不可思议，一点不费力气，写东西不作涂改。关于契诃夫写作的轻松顺当在花絮文学青年中流传过一些传说：目击者肯定地说，契诃夫为列伊金(16)写的短篇小说和小场景都是一挥而就的，而且他一般都好像是随意写来，甚至有客人在座的时候，他也会离开一两分钟，把脑子里刚刚出现的句子记下来。之后，你还来不及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江鳕》发表了，《活的年代表》出版了，《小笑话》见报了，《蠢货》也刊载了。付给他的稿酬比付给别人的多得多，这一点叶若夫记得十分清楚。就以叶若夫本人为例吧：只是一八九〇年才给他增加了一个戈比，这样一来他写一行字的报酬是八戈比。而契诃夫在《新时报》上从第一天起一行字的报酬就是十二戈比。这钱来得真容易……一八九三年三月十日媒介出版社发表《第六病室》时，叶若夫告知作者说：“到处都陈列着您的《第六病室》。甚至在我们这儿的普柳希哈街和阿尔巴特街的文具店里也有。瞧，您的书是多么抢手。”
荣誉和成功得来全不费工夫！一些人曾说契诃夫是波将金(17)，幸运女神的宠儿、得势一时的人。大家都清楚，他的荣誉是不会长久的。文坛上这种流星还少吗？……
叶若夫本人写作很认真、勤奋。他在内心深处知道他的好光景会到来，他非常坚定地指望获得荣誉，就像一名官吏指望获得勋章、指望在服务期满之后获得养老金一样。他是否羡慕契诃夫呢？不，他写道并直截了当地强调：不，不羡慕。不。但是荣誉是不能这么无忧无虑地获得的。一生都被勤奋这根重锁链锁在自己写字台上的叶若夫觉得这似乎是亵渎神明。这是不对的。这令人感到委屈。如果他要为自己的回忆录选择卷头语，那么他当然要选普希金的：
……我才华出众，为的是
将他遏止——不然，我们大家都会没落，
我们大家，献身于艺术和音乐的人，
不光是名声不响亮的我一人……
而关于契诃夫人们写出了什么样的回忆录啊！何等的赞誉！何等的夸大！这是一些不懂行的、旁观的人。是一些小市民！而他则知道契诃夫有一个情妇，法国人，演员，还有一些别的情妇。契诃夫在世时他对此保持了沉默，但是现在不行了，哪怕是现在让社会舆论知道真相也是好的，因为作为一个有家室的人，他从来就不赞成这种行为。
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写信给叶若夫说：“好了，严格的人，祝您健康，并希望您对我们的弱点采取宽容态度。”
这两个愿望只有第一个得到了无条件的实现：叶若夫死于一九四二年，比契诃夫多活了三十八年。但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完全被遗忘了——也是理所当然地被遗忘了。他为自己选择了萨利里(18)的角色，但是，由于叶若夫只是在重复，因此没有形成悲剧。他不是萨利里，而是一位仁人君子，但归根结底不是一滴毒汁，只是一匙柏油——这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你将长眠不醒，莫扎特……
契诃夫在世时，不只叶若夫一个人有过忌妒的盘算。“一定要做一个像契诃夫那样的利己主义者——只有那样才能做出点成绩来！”谢格洛夫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也正是他为后代保存了苏沃林所说的那句狠毒的话：“契诃夫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和残酷的天才……他已被宠坏，自尊心强得不得了……他从来不曾是、将来也不会是一个大作家……”
看来，这能使他们得到安慰，使他们自己所遭受的挫折和命运带来的委屈显得不是十分可怕。但这种情况并不持久。还是那个谢格洛夫突然迸发出这样的话来，像是心灵的叫喊一样：“真是个天才，真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真是个可爱的人，这该死的安托昂(19)！”
经过了许多许多年之后，已经是在一生的终点，他说：“不管怎样，尽管有许多损失，在契诃夫去世之前我不能认为我是孤独的……对于我来说他实在太高大了。全部的误会就在于此。”
(1) 特列嘉柯夫美术馆在莫斯科，收藏的艺术珍品极为丰富。创办人是П．М．特列嘉柯夫（1832—1898）。
(2) 列宾（1844—1930），俄国著名画家，巡回展览派成员，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作者。
(3) 原文为法语。下同。此处指十九世纪。
(4)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主人公。
(5) В．А．谢罗夫（1865—1911），俄国巡回展览派画家。
(6) 契诃夫的名字和父名。
(7) Ф．А．切尔温斯基（1864—1917），彼得堡律师和作家。
(8) В．И．涅米罗维奇-丹钦科（1858—1943），小说家、戏剧家、导演，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奠基人和领导者之一。
(9) Ф．И．夏里亚宾（1873—1938），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
(10) 契诃夫的妹妹。
(11) К．И．楚科夫斯基（1882—1969），俄罗斯作家、文艺学家。
(12) В．Г．柯罗连科（1853—1921），俄罗斯作家。
(13) О．Л．克尼佩尔（1868—1959），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契诃夫的妻子。
(14) 谢格洛夫（1855—1911），小说家和戏剧家。
(15) 布列宁（1841—1926），《新时报》的小品文作者，文艺评论家。
(16) 列伊金（1841—1906），幽默作家，《花絮》杂志的编辑和出版者。
(17) 波将金（1739—1791），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和亲信。
(18) 维也纳的音乐家，传说他因嫉妒而毒死音乐天才莫扎特。
(19) 契诃夫的名字“安东”的法语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