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在一八六一年废除了农奴制度之后，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出现了向一切美好的东西过渡的时代”，这个时代在俄国社会中激起了远大的希望和期待。到一八八一年之前，也就是契诃夫时代实际上从此开始算起的年代，革命民主主义和革命民粹派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土地和自由社”(1)、“土地平分社”(2)种种秘密小组以及类似契诃夫笔下的无名氏那样的神秘人物们之辉煌也已不复存在。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列斯科夫的所有重要的长篇小说都已经出版过、阅读过，而且是反复阅读过，在各家杂志上关于这些作品的争论也已经平息。
一八八一年三月，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枭雄波别多诺斯采夫(3)在俄罗斯上空展开了他的黑翅”，开始了对文学的压制，而在俄国知识分子心目中，文学却向来是独一无二的社会意识的论坛，精神自由和人身自由的论坛。
俄国历史上这一段大致延伸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的时期被称为黄昏和阴郁的时期，好像就是借用了契诃夫的两部文集《在黄昏》和《阴郁的人们》的名称似的。之后，我们有时也跟随着旧日的自由主义的时评作者和文学批评家们如此称呼这个时期。
契诃夫没有参与关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沉滞时期”、黄昏时期的论战，虽说他这位研究过各种时髦意见和论点之起源和实质的人显然是希望了解“契诃夫、柴可夫斯基(4)和列维坦(5)……之秋日的黄昏”是何时出现的，它们在人们的意识中又留下了何种痕迹。
契诃夫在一八八八年反驳А．С．苏沃林(6)时指出：“说八十年代没有出过一个作家，仅仅这一点就是可以写出五本书的材料。”(7)无论是当时，也无论是以前，或者是后来，他都不认为自己的时代是一个空洞和贫乏的时代。他在一八八八年悼念Η．Μ．普尔热瓦利斯基(8)的悼词中把这个时代称为“病态的”时代，因为软骨头的人和懦夫们开始“繁殖起来”，出现了他所痛恨的“萎靡不振的、无精打采的、只会懒洋洋地空发议论的、冷漠消沉的知识分子……他们唠叨不休并且乐于否定一切，因为对于懒惰的脑袋来说否定比确定更容易一些”。С．Я．纳德松(9)及其无数仿效者的诗歌顿时时髦了起来：“纵然竖琴已坏，和音却尚在回荡；即使祭坛已毁，圣火却犹在燃烧……”
叶·索洛维约夫（安德烈耶维奇）在一九〇九年说过：“那些在这些年代度过了自己青年时代的人的命运是可悲的，因为他们很快就衰老了。他们的尚未坚定起来的理想，他们那真诚却又过于幼稚的信念未及开花就已凋谢。旧的思想已经过时，新的思想尚未产生……总之，这是雨雪泥泞的秋天，是它激发了列维坦创作他的《暮色沉沉》，是它激发了契诃夫撰写他的《在黄昏》和《阴郁的人们》。”
安德烈耶维奇属于俄罗斯所特有的那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只会按文学来判断生活，只会根据已读过的作品所产生的印象来建立一系列的哲学体系。像众所周知的契诃夫笔下的一个人物一样，他只会在自己的书桌上讨生活，并成为当时一个不亚于纳德松本人的“沉滞时期”的理论家和辩护士。
各个相互间不可调和的派别和阵营里的人们都使用同样的语言谈论自己的时代，似乎他们都乐于感到自己是受损害的人、是遭受生活委屈的人，正如契诃夫所说的，懒惰、怕死和不喜欢生活等特性奇怪地组合在一起，控制了他们大家，也控制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不久，Д．С．梅列日科夫斯基(10)带着他那篇轰动一时的文章《论衰退的原因兼谈当代俄国文学的新派别》登场了。“一切都在融化……以前曾经像雪一般洁白的东西变成了一团肮脏的、蓬松的东西，水面上是一层极薄的、不可信的冰，让人对之望而却步。从令人十分犯疑的山泉流动着一条条喧哗不休的混浊的春天的小溪……”
梅列日科夫斯基是在从欧洲回国之后、在陶醉于时髦风气之中，受了尼采(11)的影响而写下《原因》这篇文章的。在意大利，之后在巴黎，他曾与契诃夫相遇，当然也和他谈论了“沉滞时期”，谈论了“神经质的一代”。似乎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像在这些问题上意见如此截然相左。“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经质的世纪，”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契诃夫致信А．С．苏沃林说，“人们从前怎样生活，现在还是怎样生活，而现在人们的神经不比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12)的神经差一些。”契诃夫后来也重新谈论过这些“伤脑筋的”思想，并提出了一些对事物更加广阔和开明、更加符合历史和更富内容的理解：增多的并不是神经病患者的数量，而是观察这些病患的医生的数量……
关于“沉滞时期”、神经质的一代、病态的世纪的思想只是在当年的优雅的艺术精英和自由主义的批评家之间传播。契诃夫感到困惑并懊丧地写道：“我算什么悲观主义者？我算什么‘阴郁的人’？”后来他在拒绝担任《艺术世界》杂志编辑的建议时，致信佳吉列夫(13)谈到梅列日科夫斯基说：“如果我们同拉一辆车的话，我们会把它朝不同的方向拉……”
在精神上与契诃夫接近的人们——他的年长的和年轻一些的同时代人——怀着深深不安的心情在思考悲观主义：“现代诗歌中阴郁的、悲观主义的派别确实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无论社会生活的条件多么惨淡……总还是存在着许多指望达到美好未来的机遇……只要不丧失自己的人格能量和精神锐气。”蒲宁(14)在一八九〇年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还不认识契诃夫，也不知道契诃夫说过的一些话，但他自然是会同意这些话的：“如果现在的日子不好，那么过去就简直是糟糕透顶了……”
在萨哈林之行以前，即在一八九〇年之前，契诃夫在批评界和俄国读者的眼中是一个有希望的作家，文集《形形色色的故事》的作者，甚至在他创作了《伊万诺夫》《草原》《枯燥乏味的故事》和《灯火》之后也不会有人称他是“思想的主宰”，不会把他与В．迦尔洵(15)相提并论，更不会把他与纳德松同日而语。更何况契诃夫是一位幽默作家，而幽默与这个时代的思潮是不相符合的。М．高尔基说过：“我不知道俄国历史上有比这个时期更为沉重的时期。”他在说这些话时，指的当然不是《女妖》，也不是《民心骚动》。不能不带微笑地阅读，比方说，典型的契诃夫对时代特征的描述：“……以前的老爷们有一半是将军，而现在的老爷们全都是一些窝囊废！”（《芦笛》，1887年）
在契诃夫的年长的同时代人之中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列夫·托尔斯泰，他与任何颓废派艺术、与任何道德上和心灵上的病态现象都是格格不入的。在否定一些最新的艺术流派时他不怕陷入极端，但他即便是处于极端之中，却与契诃夫是亲近的，并且是契诃夫所能接受的。
对年轻的作家们和新生的后代们抱着严酷和不信任态度的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是唯物主义的世界，即女人和医生的世界。”然而他却怀着一种感人的温存爱着契诃夫，虽然契诃夫既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又是一个医生，而且他没有世界观——即没有宗教感情，一种对所有与之相左的东西的盲目感情，一种在自己的幻想中和无稽之谈中调和最不可调和的各种极端的感情。托尔斯泰爱契诃夫的一些小说，他读着会哭，会哈哈大笑，因为契诃夫在年轻作家中是惟一的一位好作家，托尔斯泰将他与自己等量齐观，甚至将他置于自己之上，但当然也是因为感到他有一颗纯净的心。
在每一个有着伟大历史的大国的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混乱的时期；这种时期出现了，过去了，但它们总要在历史的记忆中留下一些光辉的名字。契诃夫和托尔斯泰是十分不同而又非常亲近的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契诃夫都不会把托尔斯泰的时代（也就是他自己的时代）称为“沉滞时期”。
从一八八八年起担任哈尔科夫大学教授，之后又与契诃夫一样成为名誉院士的严肃的文化史家Д．Н．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16)断言：“八十年代是一个独特的‘发现新大陆’的时代，当时我们不仅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甚至还发现了普希金……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获得了新的文学生命，而这不能不反映在新生后代的精神气质和世界观上。可以说，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以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和他们的继承者们的作品教育出来的。”
我们的同时代人А．И．索尔仁尼琴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历史进行了大量研究，他称这个时代“从良心、真诚和人民性来说是俄国思想的最佳年代”。
不仅像普希金所说的那样，我们“懒惰和缺乏好奇心”，我们还是极端不节俭的，特别是对俄国历史的伟大宝藏。
无论愿意与否，历史本原的丧失都导致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俄国文化是有缺陷的，既然时代是无足轻重的，那么作家和哲学家也不可能是有影响的：“契诃夫擅长写短篇小说，这并非偶然……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人是小人物，情感是浮浅的，契诃夫也就写不出长篇小说来。”
这种主张使一些倾向于客观地和清醒地看待事物的人警觉起来，并使他们感到受屈；归根结底，我们之中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祖国的过去只是漆黑一团。
神经外科医生Н．Н．布尔坚科是年轻的契诃夫的同时代人，他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对打算为他写一本书的尼林说：“请丝毫别像有些人写书那样把我的似乎是不幸的童年和少年早期写得过于痛苦。他们要这么写显然是为了形成鲜明对照。他们似乎在说：请看，某教授是从怎样的贫寒穷困的泥潭中挣脱出来并奔向光明的。现在我们这里有一种荒谬的风气——为了把过去和现在进行对照，就用十分晦暗的色调描绘我们的过去，这简直令人厌恶。首先，这么写是不真实的；其次，这对我们祖国本身也是一种侮辱。假如俄罗斯真是如此黑暗和野蛮，那就难以理解：怎么会出现普希金和谢切诺夫(17)、门捷列夫(18)和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科学，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奇美的珍品”，但是仅有非常少的人——也许只有契诃夫一人——看到了：虽然教堂的钟仍在规定的时间敲响，工作日和休息日仍在照常交替，但生活已经改变得没有回头之路了。“青年人不进文学界，因为他们之中的优秀分子现在都在铁路、工厂、工业机构工作；他们全部都进入了正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工业领域。”其实当时“沉滞时期”一词只是闪现在人文学者的词汇之中。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契诃夫在写给А．С．苏沃林的信中说，科学和技术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对我们来说，这个时代是疲沓的、抑郁和枯燥的”……
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科学变革：发表了Н．И．罗巴切夫斯基(19)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基本公理，发现了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在契诃夫的同时代人中还有К．Э．齐奥尔科夫斯基(20)；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在莫斯科诞生了抽象派绘画的奠基人В．В．康定斯基(21)。
怎么能不回忆起К．А．季米里亚泽夫(22)和首次测定了光线压力的П．Н．列别杰夫(23)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名字呢？而关于这些人，同时代人是很少知道的。
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们困惑地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俄罗斯对自己的工程师们和自然科学家们了解得很少，也很少了解那些热爱劳动和有创造精神的人，他们的名字从不闪现在报纸上和人们的言谈之中。
但是在这里显然隐藏着一个真正的困难，因为在短篇小说《头等车乘客》中所谈到的那些人所做的还是当代人所能理解的某种事情：造房子、架桥梁、修铁路，虽然他们都是无名氏，但他们都是用得着的人。而罗巴切夫斯基、门捷列夫，特别是齐奥尔科夫斯基，他们超越自己的时代至少有半个世纪，同时代人对他们的想法也不过像我们在未听到原子战争的回声前对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想法一样。在中篇小说《我的一生》中米赛尔·波洛兹涅夫承认道：“我已经感到奇怪，以前我怎么不知道世界是由六十种简单的物体组成的。”(24)
可以说，契诃夫一生都在写同一种东西，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在他写作的过程中这“同一种东西”是逐渐地变化的。写的是同一座城市，同样那些人，同样那些街道、道路、河流、树林。在日常生活中变化几乎是不显眼的：人们出生，在学校里学习，挣钱糊口，然后死亡，“把自己的已故亲人拖到墓地”（《醋栗》）。但电灯已经闪耀了起来，契诃夫笔下的人物最初还在提出抗议：“依我看来，电力照明不过是一种骗人的把戏……塞一小块炭进去，就以为可以蒙混过去了！不，兄弟，如果你当真为人家照明，那你就别给一小块炭，要给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一种特别的东西，要抓得住、摸得着！你就把火拿来——明白吗？——拿火来，真火，不是什么心理上的火！”（《婚礼》(25)）后来人们开始对电灯照明渐渐习惯起来了。（《主教》，1902年）已经清楚了，未来的生活与过去的或者现在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将丰富得多，至少是在技术方面丰富得多，它对人的要求无限地高，而且更加复杂。未来成了报纸综述和餐桌上谈话的对象，未来似乎是某种新的、人们所不习惯的、日历意义上的预言，于是契诃夫笔下的人物谈论的也是关于这未来的不可逆转的后果：关于土地、河流和森林的枯竭，关于人类的心灵力量的薄弱。
人们对宗教、对教堂的态度改变了，祖传的精神宝藏眼看着逐渐成为不明显的了，无需再到教堂去了，虽然珍贵的、沉重的大钟仍和以前一样敲响着，但是教堂本身陈旧了，老化了，人们开始感到，很快就会把它们拆除。所有这一切都在俄罗斯的现实生活中发生着，并反映在契诃夫的创作之中。尽管其创作是片断性的，但是却具有编年史的深度和完整性。一位同时代人公正地指出：如果俄罗斯突然离奇地从地球上消失了，那么根据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可以将它详尽地恢复起来。
可靠性和准确性——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契诃夫本人也对它们高度重视，他不宽容文学中微小的错误，甚至是对生活实际的些微偏离。但是在这里，在这部编年史中，不仅有着过去，其中也有着在我们的时代才开始的东西，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眼看着进入生活的东西，并且我们现在觉得似乎以前，在阿斯特罗夫医生(26)的时代，就已经是这样的了。我们没有发觉，这位迷恋着地方自治区的医生竟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几乎整整一个世纪。
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宇航学是在二十世纪才需要的，同时代人并未相信他们。“但是，必须指出，如果有上帝，如果确实上帝创造了大地，像我们清楚知道的那样，上帝是按照欧几里得几何学创造了大地，仅以空间的三个量度概念创造了人的智慧。然而曾经有而且甚至现在也有一些几何学家和哲学家，甚至一些优秀的几何学家和哲学家，怀疑整个宇宙，或更广一些，整个存在只是按照欧几里得几何学建造起来的，他们甚至敢于幻想，两条按照欧几里得的理论无论如何在地球上不能相交的平行线可能在某种无限之中相交。我，亲爱的，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我连这点也不能理解，那么我怎么能理解上帝呢？……就让两条平行线甚至相交吧，我自己也会看到这点：我会看到，并且说它们相交了，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这就是我的本质，阿廖沙，这就是我的论点。”
不仅是宇宙飞行，甚至连门捷列夫关于石油、关于用纸币生炉子更合算的论说，也没有谁认真地接受，只是到了我们的世纪才出现了合成纤维、电子学和许许多多别的东西……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石油和时髦服饰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也许会想到一些其他的事情的……
但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有什么好说的呢？须知，就在不太遥远的时候，在那些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人的记忆中，在我们自己的记忆中，许多城市的大街上到处闯荡着卖煤油的商贩，他们吹着铁皮制成的角笛，把许多手提煤油小桶的人招集到由栗色或暗褐色小马拉着的大桶旁边，而在我们的厨房里煤油炉闹哄哄地燃烧着，消耗掉可用于当今的“安泰”和“波音”的贵重燃料。“大型客机”这个词在契诃夫的词汇中尚不存在。
现在任何一个一年级学生都知道齐奥尔科夫斯基，而他所特别担心的事——一场星际大战的准备工作也正在逐渐开始。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俄国科学是面向未来的并且酝酿着未来。很难想像会有一个天文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总之哪怕是一个稍许严肃一些的学者会把这个时代称为“沉滞时期”。
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更正确地理解沃伊尼茨基(27)和韦尔希宁(28)对生活的美妙憧憬以及幻想和宿愿（他们幻想，未来许多世纪的生活将是美好的），也就会更正确地理解契诃夫关于未来的论点，“让后代子子孙孙们得到幸福吧！但他们应该问问自己：他们的祖先是为了什么而活着的，又是为了什么而遭罪的……”。
未来取决于过去，但是如果未来仍然受到过去的东西支配的话，那就糟糕了：“……如果我们现在突然得到了我们谈得很多的自由……那么起初我们会不知道拿这自由干什么，因而我们可能会用它来在报纸上互相揭露对方搞密探活动……会用种种断言来恫吓社会，说什么我们没有人才、没有科学、没有文学，没有，什么都没有！而像我们现在所做的和将来要做的那样恫吓社会，那就意味着打消它的锐气，也就是干脆自认：我们没有任何社会的意义，也没有任何政治的意义。”
聪明地和庄严地退出生活，为你所爱过的、抚育过的人们腾出地方——这是一件伟大的事，可能还是人们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件事做得不好，那就糟糕：“我也想过，在新生活的朝霞发出光辉之前，我们会变成一些可恶的老太和老头，我们会首先怀着仇恨背弃这种朝霞并对之加以诽谤。”
契诃夫创作中的这种未来并不是阿谀的幻想，也不是空泛的憧憬，而是与往日相对立的必然；无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说了些什么，真正的宝藏并没有丧失，但是也尚未被人类发现，无论通向宝藏的路途多么漫长，人类都不得不把它走完。“现在的文化——这是为了伟大未来而工作的开端，这工作也许将要延续几万年，以求人类哪怕是在遥远的将来认识到真正的上帝的真理，就是说，人类不会去猜测，也不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寻找，而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真理，就像人类已经认识到二乘二等于四一样。”（1902年12月30日致佳吉列夫的信）
认为契诃夫是无神论者——这样解决问题简单得多么诱人，然而这却是十分错误的。没有信仰、没有精神宝藏（人们总是把精神宝藏称为神圣的东西，因为没有别的更适合它们的词）、没有对过去的思考和对未来的希望、不心疼亲近的人们是不能生活的，就像没有良心是不能生活的一样，在这方面任何幻想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因为没有良心，也就没有法则。“我本想给您写许多许多，但还是抑制一下为好，更何况现在的信件主要不是收信的人读的。我只想说，在使您感兴趣的问题上，重要的不是被遗忘了的词句和唯心主义，而是对自身的纯洁的认识，就是说您的心灵的完全自由，摆脱种种被遗忘了的和忘却不了的字眼、唯心主义以及其他莫名其妙的词句的自由。应该相信上帝，如果不信，那就不应该用喧嚷来代替信仰，而应该探索、探索，单独地进行探索，和自己的良心一起单独地进行探索……”（1901年12月17日致В．С．米罗柳博夫的信）
人们对契诃夫的同时代人——大科学家们在札记中所记下的契诃夫的话和他的名字总是很严肃的。“现代世界观全部都是以热力学的第二个原则为基础的……这第二个原则看来有着某种非常难解的奥秘，因为如果要问：那些带有离解物质和无数色彩能量储备的模糊斑点来自何方？要回答这一问题只能像契诃夫所说的那样：‘靠自己的智慧去理解世界的创造。’”
过去的批评界对契诃夫的言词作了十分平庸而单调的解释，但在契诃夫的这种说法里，在他的情绪中有着某种对列别杰夫来说是重要的东西，有着他在思考热力学的规律时所需要的东西；当年的科学家们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理解契诃夫的，不同于文学界对契诃夫的理解——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理由为“沉滞时期”悲伤，他们勤奋地工作，他们与“阴郁”的人们毫不相像。
“我想成为科学中的契诃夫。”К．Э．齐奥尔科夫斯基说。
应该指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话的意思将得到理解和解释。
(1) “土地和自由社”，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革命民粹派组织，1876年建立于彼得堡，1879年分裂成“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两个组织。（下文中的注释，除说明为原作者的注释外，均系译者所加）
(2) “土地平分社”（1879—1882），在“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成立于彼得堡的革命民粹派组织。
(3) 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俄国国务活动家，在亚历山大三世王朝颇有影响，反动思想的鼓吹者。
(4) 柴可夫斯基（1840—1893），俄罗斯著名作曲家。
(5) 列维坦（1860—1900），俄国巡回展览派著名画家。
(6) А．С．苏沃林（1834—1912），《新时报》出版者。
(7) 见《契诃夫书信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第76页。
(8) Η．Μ．普尔热瓦利斯基（1839—1888），俄国旅行家、中亚考察家。
(9) С．Я．纳德松（1862—1887），俄国诗人。
(10) Д．С．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俄国颓废文学创始人之一。
(11)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非理性主义者，唯意志论者，“生命哲学”的创始人之一。
(12) 这三个名字全是《圣经》中的人物的名字。
(13) 佳吉列夫（1872—1929），俄国艺术学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象征主义者的刊物《艺术世界》的编辑。
(14) 蒲宁（1870—1953），俄国作家，1920年侨居国外，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5) В．迦尔洵（1855—1888），俄国作家，短篇小说《四天》《艺术家》和《红花》等反映了对不公平社会现象的敏感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6) Д．Н．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1853—1920），俄国文学理论家、语言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1907年）。写有关于十九世纪古典作家的论著，研究创作心理学问题。
(17) 谢切诺夫（1829—1905），俄国生理学学派创始人，唯物主义思想家。
(18) 门捷列夫（1834—1907），俄国化学家，1869年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律。
(19) Н．И．罗巴切夫斯基（1792—1856），俄国数学家，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创始人，对数学思维的发展有巨大影响。
(20) К．Э．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苏联航天和火箭动力学以及飞船理论方面的学者和发明家，现代宇航学的奠基人。
(21) В．В．康定斯基（1866—1944），俄国画家，抽象艺术的奠基人之一。1921年移居国外。
(22) К．А．季米里亚泽夫（1843—1920），俄国达尔文主义自然科学家，俄国植物生理学学派创始人之一。
(23) П．Н．列别杰夫（1866—1912），俄国物理学家，俄国实验物理学创始人之一，俄国第一个物理学派的创始人。
(24) 契诃夫小说的译文参考了汝龙先生的译本《契诃夫小说全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
(25) 契诃夫剧本的译文参考了《契诃夫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26) 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中的一个人物。
(27) 《万尼亚舅舅》中的主人公。
(28) 剧本《三姊妹》中的一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