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我的小小世界

从泗水到怡保

1930年，我在荷属泗水出生，那时经济大萧条刚击垮了资本主义世界。我们离中国有千里之遥，中国遭到军阀割据，现在又面临新兴海权日本帝国入侵的威胁。我的故事真正的起点，是我们一家三口试图返回故乡中国，但最后只走到怡保，抵达英属马来亚。往后十五年间，还有一次次的尝试以及一次次的失败。1947年，我们一家三口的确抵达了南京，却不是就此快乐还乡。八个月后父母就打消了念头。再过九个月，1948年底，我也放弃继续尝试，返回我成长的城镇。

等待回到中国以及重返马来亚，这两者形塑了我的人生，影响远比我意识到的还要深刻。如今老迈的我发觉一生中有好多环节都可回溯至这两地，也看得见年轻时的故事有双重视角。南京的意象让我想起人生中似乎几度追寻的目标，而怡保则代表了我生活其中并学会珍爱的多元文化世界。

多年以后，经过在三大洲间迁徙的日子，我了解称怡保为家乡不是单纯感情用事。我人生最初的十九年里，大多时光都在怡保的不同地区度过。怡保笼罩在想象中的祖国阴影下，不过在怡保成长让我对英国保护下的马来诸州带有好感，这份好感长存心中。与此类似，虽然我和南京关系并不密切，但南京在我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回想在南京度过的日子时，我发现自己也会想起人生的其他时期，不禁把往日回忆与日后的经历联系起来。

父母搬离泗水时，我只有一岁大，因此对泗水毫无印象。一岁那年拍的两张照片留了下来。其中一张照片里，我是坐着的小婴儿，旁边站着一位高挑的爪哇女子。母亲告诉我这位爪哇女子喂我吃东西、帮我洗澡、跟我说马来语。另一张照片里的我被抱在园丁怀里，园丁在父亲的学校工作。照片里的我看起来被照顾得十分周到，身为母亲的头生子和唯一的孩子，深受眷顾。

1929年，父亲获聘成为泗水第一所华文中学的校长。然而时运不济，大萧条扩散至爪哇，岛上糖业崩盘。由地方华人实业家资助的私立学校顿时陷入财务危机。经过又一年的茫然不定，父亲决定请辞。校方无力负担送我们回中国的旅费，因此父亲同意就近找工作，前往马来亚，学校董事会的一位成员为我们支付到新加坡的旅费。父亲在新加坡找到工作，担任华文学校的副视学官，启程前往马来亚霹雳州最大的城镇——怡保。在父亲心目中，这是返回中国之路的中继站。他恐怕没有想到马来亚会成为自己和妻子的长眠之所，而中国则会成为儿子心中悠长的深影。

多年以后我才了解，父亲的经历是当时许多中国人同样必须面临的处境。我放下历史研究，转而书写父亲这一辈身处的变局以后，更加了解二十世纪初的局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发生怎样的剧变。我意识到像父亲这样的人提供了起点，让我由此了解过去发生的事，但在试图理解不同背景的人群时反而也是种阻碍，更何况有些人不是从中国迁居南洋，而是移民到世界其他地方。这让我想到应该说明移民研究不是我的主要兴趣。吸引我投入这个主题的，是中国对外部世界所代表的意义，尤其是对离开中国定居海外的华人而言代表什么。此外，我也好奇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及想法。这些议题最初皆来自我对怡保和南京的回忆。

近打（Kinta）以盛产锡矿闻名，怡保是近打河流域（Kinta Valley）最大的城镇。除了看起来像个中国城镇，怡保和我父母离开的那个中国毫无关联。怡保里华人居民占多数，他们拥有大部分的店铺，就住在店铺楼上。许多豪宅都是华人矿业家族的宅第。华人主要来自南方的广东省，说客家话和广东话，也有来自福建说闽南语的人，包括在英国殖民地槟城出生的本地人。

父母来自更北方的省份，完全听不懂他们的方言。我们说的中文比较接近国语（官话），是华文学校上课用的语言。学校聘的老师是来自中国沿海更北方地区会说国语的人，因此父亲能够和他负责管理的老师沟通，负责运作学校董事会的几位实业家则花了一番工夫才总算听懂父亲的话。母亲则学了一点广东话，好让仆人阿兰多少能理解她在说什么。不过母亲这里的华人朋友几乎听不懂母亲说广东话时想表达什么，母亲也从来没能把广东话讲得标准。

我的广东话是跟阿兰学的，这也是我学到的第一堂中国课：中国人有很多种，我和阿兰就不一样。这是父母不太招待客人的原因之一，家里仅有的访客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学校老师，通常来自怡保外的小镇，到此寻求父亲的建议或帮助。他们大都来自江苏省或浙江省，讲国语时操着南腔北调。我问母亲这些人是谁，母亲会告诉我有些人和州教育局有摩擦，有些人和学校董事会起了冲突，还有些人则带着个人问题上门。很多人都住在遥远的矿业小镇或橡胶园里，也是他们任教的小学所在地。然后，母亲还会告诉我，我们也一样离家迢迢，而且跟他们多数人一样，不会在此久留，等遇到适合的时机就回中国。

母亲往往一有机会就告诉我父亲对家里的长远打算，因此我五岁时就深知这一点，也时刻准备回去探望祖父母。母亲述说她和父亲如何在泰州成婚，婚后不久就动身前往爪哇，也述说父亲在泗水担任中学校长期间的事迹。她还告诉我年幼时我体弱多病，患有哮喘，而她自己对怀孕生子又所知甚少，还有生活在异乡，周遭的人都说着她完全不懂的语言，是多么孤立无援。

父亲送我去上英文小学，我开始上学的时候，中国即将崭露头角，或者说得更精确些，中国刚刚走出阴霾。我知道中国是我们的家乡：父母总是挂在嘴边的话题是中国的家人，以及该怎么努力让近亲生活得好些。他们婚后从来没有回过家，祖父母还没有见过我。因此，我自然而然认为返乡路的绿灯迟早会亮起；当父母告诉我要回家时，我一点也不意外。然而意料之外的是，我们不是真的要回乡定居，只是停留数周，造访老家。当时是1936年年中。母亲向我解释，现在父亲能告假回家，决定利用假期看看家人，但我们不打算回去长住，因为中日之间战争一触即发，祖父母要父亲留在怡保继续这份好差事，如此一来战争开打之后，他还能持续寄钱回家。我将此举视为孝行的典范，我也已经知道这是所有中国人最重视的价值观。

母亲在我年仅三岁时就开始教我认简单的汉字，为有朝一日返家做好准备。我不记得那时到底学了什么。她买了一套字卡，用来教中文读写。母亲说短短几天我就能记住几十个汉字，她满怀骄傲地告诉父亲我记得哪些字。一段时间以后，身为现代教育家的父亲担心她揠苗助长，向她解释孩子如果过早开始学习，只学会背诵个别生字，反而可能有害。母亲不甘不愿地就此打住，只得知足于知道我的头脑没有问题，开心地断定我天资聪颖。

从中国回来之后，情况完全改变了。父亲既然送我去上英文学校，于是决定亲自教我古文。每晚饭后，我们一起坐下来阅读简单的文本。父亲希望我学会文言文，这种语言不拿来说，除正式文件外鲜少使用。他教我用短句记生字，告诉我怎么读，以前的意思是什么，以之对比现在口语中的意思又是什么。父亲相信只要古文的造诣够深（包括学会文言文写作），就自然能够精通白话文，因此他不愿意让我念华文学校用的标准课本。何世庵（我的朋友何丙郁［Ho Peng Yoke］的父亲，何丙郁日后成为中国科学史史家）当时开授文言文私塾课程，父亲敬佩何世庵等人的努力，但不打算送我去他那里学习，因为何先生教授经典时用的是广东话。

父亲从传统的《三字经》和《千字文》教起，不过之后就改用二十世纪初编订的《新国文》课本。课文都是文言文，讲述知名儒家文人的各种故事，像是孔融和司马光等等，他们少年时的举止即已堪为标杆，相当于中国版的不说谎的华盛顿和阿尔弗雷德王（King Alfred）与糕饼的故事。精习语言的课程因此和高尚品德的教诲密不可分。我视之为常态，推测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共享一致的是非观念。

父母很快明白这样学中文远远不够。在英文学校，我每周上五天课，每天上课五小时，学习各种科目。经过这样的学习，我建立的英文语汇库足以描述种种观念和事物，都是中国古文篇章全未触及的范畴。我也需要现代中文语汇，因此父母决定下午送我去上华文学校。九岁的时候，他们买了脚踏车给我，让我可以骑车去附近新街场的私立学校上课。我在这里学会了更多中文语汇，堪比我在英文学校所学。但我的中文世界只是一方极小的天地。私立学校的其他学生住在镇上，教室是店铺里的一个房间，我们有一位老师，大家上课时才集合，下课就四散。后来我了解我们家为何与众不同：一部分是因为父母完全无意融入当地，同时也因为我们只有采买或看电影时才到镇上，然而这两种活动都不频繁。父母唯一比较亲近的朋友是吴家，他们住在镇上另一边，就在铁路旁。吴毓腾先生是父亲的直属上司，住在教育局附近由政府分配的房屋。吴先生和太太都是上海人，除了上海话也讲国语。吴太太很喜欢打麻将，每个周末都邀父母过去凑齐一桌四人。

记忆中，拜访吴家的日子是生活中的欢乐时光。我们刚搬到怡保的时候，吴家有三个孩子。老大迪先比我大几岁，他做模型飞机的高明技术让我们几个孩子都好崇拜。老二迪华则是孩子王，我们不管玩什么游戏都由他带头。老三是女孩子，叫作迪和，她比我大几个月，我叫她姐姐。吴家之后又添了三个孩子，我很喜欢被这几个更小的孩子叫哥哥。身为独生子，和吴家的孩子成为朋友，几乎就像拥有自己的兄弟姐妹。1937年，吴先生的妹妹吴君亦（周太太）带着一男四女五个孩子来到怡保，逃离日本入侵的战乱。于是现在又多了两个比我年长的孩子，周绍海和周容与，我很敬重他们，听他们描述上海这个大城市。奇妙的是，虽然孩子个个都会说国语，但我们之间常用广东话沟通，从上海初来乍到的五个新成员也被带着入境随俗。店家做生意主要说广东话。出了政府官厅，怡保几乎没有人懂英文；当地的集市马来语（pasar/bazaar Malay）则是另一种常用语言。

每逢星期天，我们坐黄包车去拜访吴家，和他们共度。孩子们自己做玩具，也互相教对方在学校学到的游戏，像是在火柴盒里斗蜘蛛、踢毽子、放风筝等等，包罗万象。最重要的是，我们发明了可以好好利用吴家大庭园的游戏，也玩捉迷藏玩得不亦乐乎。

我从固定拜访吴家的行程中学到意想不到的一课。每次去吴家都会跨过一座小桥，经过优雅的印度教寺庙以及被充作道教寺庙的石灰岩露头上的洞穴。有时候从庙前经过，会看见汹涌人潮在这间庙或那间庙里参加祭典。我很好奇置身其中的意义，但父母从未停下脚步加入人群。

这让我注意到镇上还有很多别的庙宇，也有几座教堂和清真寺。我看见有些地方挤满祈祷的人群，有些地方则香烟缭绕。父母明白告诉我，他们认为举凡宗教活动都是迷信，必须与之划清界线。我注意到父母的朋友也不进庙宇、不上教堂，家里也没有任何宗教相关的东西，和我们家一样。我问母亲为什么，母亲的回答是她崇敬我们的祖先，也说明她深深尊敬王家长辈的原因，但我们无法从事任何仪式，因为家里的祠堂和牌位远在彼方。然而她的说明还是无法帮助我了解其他人为什么这么公开大方地展露信仰。但这在我心中种下怀疑论的种子，凡是无法明确归为理性的事物，我对之一律抱持怀疑。

回顾过去，我接受了家族观念：做中国人就是做深深扎根于中国悠久历史的儒家君子，这是家族文人背景的核心。虽然这个想法并未阻止王家人欣赏老子、庄子和研读佛经，但这个精英传统的首要之务是依循孔子及其弟子所教诲的理想，将年轻男子教育为帝国朝廷的忠仆。与官府及地方社会首脑人物的关联让多数王家人有别于常民，后者是他们理应领导、教育，有时也是统治的对象。因此，他们将各种民俗仪式和宗教实践视为文化特质，应该容忍，但不可信奉。他们对需要帮助的人萌生关怀之情时，背后的原则要求他们循义而行，也要求某种置身事外的距离。长大之后，我了解我们家和怡保其他华人之所以不密切往来，不只是因为我们离城居住，也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