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说缘起

几年以前，我开始为孩子们写下我在怡保成长的故事。我知道这也是为了自己而写，因为过程中我努力回想父母当年的样子。我和父母同住一城的岁月，除开1948年间的九个月，只有孩提时代到十九岁为止。我觉得应该告诉孩子们，离家前我的世界有多不一样，好让他们了解对身为孩子的他们而言，有什么变了，以及对身为父母的我们而言，又有什么变了。内人娉婷（Margaret）知道我的故事，也赞成我趁着力所能及把故事讲出来。

之所以决定出版这个故事，是因为有一次我在新加坡碰到一群文史工作者，他们让我更加意识到过往历史里的个人层面。我大半辈子都在研究历史，觉得过往十分迷人。我想要为自己，也为那些和我同样渴求知识的人们剖析世间万物的道理，然而我感兴趣的道理总是如此宏大，甚至令人生畏。即使读到王侯将相和市井小民的人生，我看待他们时也保持批判的距离，希望从中学得更大的教训。随着时光流逝，我终于了解自己对过去的理解多么片面：我的研究理路主要依循欧洲历史学，也有儒家修身背景赋予的一些要素。

这些从事文史工作的朋友提醒了我，我们夸夸谈论历史的重要性时，其实无感于亲身经历某段历史时期的人们是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我们往往诉诸文献，试图以此捕捉苦与乐的时刻，尽管这有助我们想象他人过往的片段，但我们太缺乏人们实际经历的故事。关注地方文史遗产是第一步，鼓励大家分享人生或许可以是下一步。我开始觉得，也许家族外的人也会对我为孩子写下的故事感兴趣。因此我着手完成故事，写到1949年离开怡保赴新加坡，就读新成立的马来亚大学为止。在那之后，我的父母移居吉隆坡，再也没有回怡保。为了让这个故事适合更广大的读者群，我竭尽所能地修改并补充故事的各个篇章。

很多朋友跟我说，真希望当年父母还健在时多和父母聊聊，我记得自己在青少年时期想法正好相反。那时候我觉得母亲太常讲起中国，却太少讲到我真正想知道的事。不过我记得当时好希望父亲可以说说他自己的事，尤其是他在长江流域成长的中国童年。父母两人都热爱他们的中国，而且就我记忆所及，他们一直梦想能回到家乡。

在我心中，中国的不平衡让人不可思议。母亲眼中的中国，是她害怕会消失的传统中国，她希望自己的独生子对此能多少有所了解。母亲将之视为职责，要让我尽可能多认识中国，因为我是生长于异乡的孩子。

我觉得应该把故事说出来，让我的孩子能读到这一切的来龙去脉。我一边写，一边后悔没有趁父母在世时多和他们聊聊。母亲最后确实写下了她的人生故事，我也为孩子们翻译了一部分，作为本书的内容。(1)真希望那时能要母亲多和我说说这些事。但我最觉得可惜的还是没能多听父亲讲一讲个人的事情，说说他的梦想，还有他的成长过程是什么样子。有时真希望父亲在我面前展现的是他真实的自我，而不要活得那么谨守他心中儒家父亲的典范。如果他愿意谈身处动荡时代，自己如何从孩子变成大人，我一定听得津津有味。或许是这份失落感驱使我说出这个故事。

母亲在1993年9月撒手人寰。临终之际，她把1980年完成的手稿《略述我五十年之回忆》留给我，那是她用非常工整的小楷为我写下的回忆录。她说她有好多人生故事想让我知道，但我们从未久坐长谈，因此无法好好把故事告诉我。我满怀悲伤捧读回忆录，因为从未听母亲当面讲述而错过了她人生里的好多环节。运用回忆录的段落，我将母亲人生的关键时刻转述给内人和孩子知悉。为孩子写下我的故事时，我进而翻译其中的相关篇章，让他们能读到祖母记忆中的故事。这样对孩子来说更为真实，因为他们有机会亲身阅读祖母的文字，能够更清楚知道对我而言她是怎么样的母亲。决定将成长故事付梓时，我认为也应该将母亲的故事放进来，附在我写的故事之后。

我记不清母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告诉我她的故事，但我想应该早在我五岁上学以前就开始了。母亲说故事是为了让我对中国的家人有所了解，让我为返回中国做好准备。她想确保我看见她认识的全貌，好知道该抱有什么期待。假如我有妹妹，也许母亲就不会跟我说这么多了。但因为我是独生子，她又离家迢迢，没有其他人听她说故事，所以她必须确保我不会忘记她告诉我的种种。我们是第一代核心家庭，父母两人则成长于大家庭，和许多近亲同住一个屋檐下，同堂的至少有三代。其他亲戚都住在附近，所以通常也不需要多说亲戚的事。有好多故事母亲都再三重复，确保我领会。对她而言，这是一种文化传承实践，因为我从来不觉得她说故事是为了让我觉得有趣。母亲的一言一行在在散发浓厚的责任感，我不久便了解到她在教育我认识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是父亲的儿子，来自深深扎根于传统中国的家族。她希望让我知道自己在王氏家族的定位，也希望为生在遥远异乡的儿子尽好自己身为中国母亲的本分。

母亲从自身的故事开始说起。母亲名叫丁俨，家人叫她丁佩兰。她出生在江苏省东台县城，东台是滨海城镇，地处长江以北约五十英里，离父亲的故乡泰州不远。东台地势低平，接近沿海分布的盐田，那是丁家十九世纪享有的财富泉源。丁家来自镇江，镇江是长江三角洲的大城市，位于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丁家祖先里不乏曾任盐运使司衙署官员者，其中一些人去职之后仍然和盐业保持密切关系。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军逼近镇江时，母亲的这支丁家人离开镇江，前往东台。

丁家由成功的文人领导，他们期待家里的年轻子弟专心研读典籍，以图仕进，不过也有和盐业关系密切的丁家人。清廷在1904年之后废除科举考试，丁家子弟仍因循旧规，继续读书；一部分是家族传统使然，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不过还是有比较务实的丁家人，他们转向商业投资，而这几支直到民国初年都还十分富裕。

母亲的大哥恪守传统。她告诉我她大哥要在瞬息万变的中国谋生时，有多么手足无措。这唤起了她个性中务实的一面，让她对中国青年男子应该读什么书感到非常矛盾。考虑到大哥的状况，她的观点是如果孩子对读书缺乏天分和兴趣，那么应该建议他学些实用的技能，而不该一味逼他读书。母亲还有个跟她一样务实的妹妹。她很喜欢妹妹，也认同妹妹的职涯选择：在地方政府当小职员。

丁家三个孩子出生时，家产仍然富裕完好，每到吃饭时间，全家超过百口集合在有数重庭院的大宅里。说到宅里用锣声召唤家人集合用餐，母亲甚至语带敬畏。男人在正厅的餐桌上吃饭，母亲则和她的母亲、妹妹在内厅同其他女眷一起吃。然而好景不长，母亲这代是沾得这种家族庇荫的最后一代。吸食鸦片渐渐荼毒家里的男丁，甚至也祸及一些女眷。清朝覆灭后动乱不已，加上军阀各据山头，让地方驻扎的军人得以在地盘内任意向商人和乡绅地主“征税”。

军阀苛捐加上鸦片烟害将东台丁家推上末路，不过母亲记得镇江的本家多挨了一段日子。母亲述说的丁家故事掺杂憾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如何严词批评某些宗族长辈。她一再重申鸦片的危害、种种铺张浪费、财务管理不当、大家族规模过分膨胀，而最重要的，是丁家男人无力适应这一隅中国瞬息万变的局势。

丁家传统上依循儒家教导，也囿于此一窠臼，大家期待儿孙用功读书，求取功名。她的父亲在研读经典方面的表现称不上优秀，因此被鼓励去帮忙家族经营盐业。1905年母亲出生时，家境依然富裕，但不久之后，丁家从前和官僚的关系随着清朝垮台而断裂。其后，她的父亲和叔伯、堂兄弟竭力维持生意运转，以维系大家庭。这是场没有胜算的战斗。他们需要新的商业能力，但家里出不了真正具有企业才干的人才；面对袁世凯总统治下不稳定的民国政权和后继掌权的军阀，他们也欠缺与之周旋的必要关系。丁家上下只知道固守儒家价值观，让他们的子孙准备好展开某种书中自有的事业。他们或许预期帝国传统有所改良，但仍在能够适应的范围，似乎从不怀疑儒家的中心思想依旧会是政府的指导原则。

满清统治结束以后，确实有件好事发生在母亲身上。纵然王朝已倾覆，又尽管民国政权支持一概终止妇女缠足的激进呼吁，但家里仍旧安排让母亲裹小脚。听到自己必须遵循习俗时，母亲向外祖母哭泣哀求。母女两人皆泫然落泪，但外祖母不改心意，缠足照旧进行。疼爱母亲的仆人不忍见到母亲哭泣，也向外祖母求情，她指出附近一些人家已经终止这项陋习。外祖母最终让步了。我觉得母亲的脚很小，但她说不准如果脚从来没被缠过，是不是可以长得更大。

母亲在成长过程中，看见家族随生意没落而四分五裂。她看见大哥整日埋首于儒家经典之中，唯一的乐趣消遣是书法和下棋。她和妹妹在家里学会读书写字，母亲对古今文章深有涵养，阅读涉猎广泛，甚至读了一些她不该读的传统小说，像《红楼梦》。家里期待她长大后帮她的母亲在持家上分忧解劳，因此她研读女德的典籍，也学习一应家务和各种实用技艺，皆是打理大家庭所必需。她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是勤练而来的好书法，她写得一手漂亮的标准小楷，这是丁家每个女子都应该会的技艺。母亲常常告诉我她练字有多努力，她和书法受到盛赞的堂姐一起练习，后来终于把字练到可与堂姐媲美。不过，母亲承认她永远没办法像堂姐一样精通绘画，堂姐不只是地方上的佳人，也被视为镇上最有才气的女画家。1980年，我在上海再次见到这位堂姨，堂姨已经年近八十，依然美丽动人，她给我一柄亲笔作画落款的画扇，要我带给母亲，堪称珍宝。

我终于在2010年4月造访东台，却遍寻不着母亲口中的大宅和庭园。当地人告诉我大宅过去坐落何处，之后又怎么出售改建。他们为我指出那块土地上后来盖起的房屋，现在住着几十户人家。我遇见住在附近的某家人，他们还记得丁公馆（丁家大宅）的故事。其中一个人带我去看几百码外的小溪上的一座桥，仍然叫丁公桥，标示丁家土地的边界。尽管不知道他们说的有几分正确，但我所见的印证了母亲的故事，还是让我很高兴。

这些故事大部分是在我成长过程中，在战争于1941年延烧到怡保之前听说的。最初的故事听来趣味盎然，我们在怡保没有近亲，这些故事把我们小小的三口之家放进大网络中，连结为数众多的姨姑婶婶、叔伯舅舅，还有或亲或疏的堂表兄弟姐妹。深一层的背景里还有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其他祖辈亲人。母亲一丝不苟地教导我，要我认识所有分得清的亲戚，每个亲戚都有一两则趣闻赋予他们鲜活形象，亲戚个个都被精准定位，安置在以母亲父亲为中心以及最终以我为中心的网络中。因此我的心灵世界住满血亲，母亲那边除了她的大哥和妹妹之外都暗淡不清，但多亏母亲，父亲那边则鲜明清晰，溯及王家四代。

母亲说起夫家的故事，总是比说起娘家的故事要更温柔。这是因为她真的尊敬王家，还是因为她觉得自己身负儒家职责，必须教导我尊敬王家，对此我始终无法确定。或许两种理由都有一点，因为王家从来不是富贵人家，但他们坚守儒家文人传统，不碰生意也不沾鸦片——至少这是母亲透过精心挑选的故事所留给我的正面形象。

父亲名叫王宓文，字艺初，他对自己的事缄口不提，也不谈王家的事，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问父亲他青年时代的事情。我对父亲成长过程的了解均来自母亲之口，母亲对王家的好奇心驱使她把故事一点一滴拼凑出来。父亲1903年生于泰州，1911年10月10日他和父母都在武昌，那天爆发的革命最终推翻了满清王朝。当时在武昌做生意的一位广东朋友帮助王家九死一生地逃离武昌，回到泰州。我的祖父王海山（字允成）无望在政府谋得职位，转而投身商场，经朋友介绍到银行工作，不过在商界似乎不太顺遂，之后又找了其他工作，但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父亲之前在泰州时已开始读书。他的叔祖父王宗炎（字雷夏）是当时的一方大儒，父亲十分景仰叔祖父，因此就教于其子王冶山在武昌的学塾。父亲在武昌学习经典，接受叔叔的指导，叔叔督促他熟习重要的儒家典籍，鼓励他写作古文，并教他赏鉴最出色的诗作，上自《诗经》，下至唐宋名家。父亲师法叔祖父，学习颜真卿的颜体书法，之后又学古老的篆书。父亲勤练篆书，从不间断，我记得小时候每晚饭后都会看到他练字。除此之外，父亲也推崇家人钟爱的六朝文学，终其一生都以六朝风格作诗。

到父亲十二岁时，家里认为父亲的古典造诣已经足够。回泰州之后，他进了当地一所新式学校，钻研英文和数学，两者对他都是全新的科目。2010年9月，我和家人一起参观父亲的母校，学校向我介绍官方校史，我发现过往教师里有好几个王家人的名字，父亲也名列其中，1925年父亲刚从大学毕业时曾在此短暂执教。

从泰州的学校毕业之后，父亲获得一笔奖学金，可以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年该校改组为国立东南大学，即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也就是父亲之后决定要我就读的大学。父亲在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和教育，当时的校长郭秉文曾经赴美深造教育哲学，就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保罗·孟禄（Paul Monroe）等学者。郭秉文校长邀请这两位学者来此讲学数月，让国立东南大学以全国最进步的教育中心之姿声名远播。

父亲说起郭秉文时语带崇敬，他说郭校长延聘同为哥伦比亚大学校友的陶行知来领导教育学院。据父亲说，陶行知引介了当时急需的对教育方法的革新。父亲常常告诉我他受杜威之启发有多深，杜威是陶行知的老师，将教育哲学最新潮的观念传授给中国整整一代的老师。我不知道父亲在中国和马来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年轻教师，但我知道1959年他担任柔佛州新山（Johor Bahru）宽柔中学的校长时，实践了他自由主义的主张。他在引进教与学的方法上饶有贡献，为学校赢得美誉，至今不坠。就我而言，可以说父亲对我的教育确实十分开明，赋予我极大的自由，可以开心上学，读想读的东西。这点常引起母亲担忧，母亲觉得我的生活需要多点规矩，但父亲极力避免让我接受他自己不得不经历的那种传统教育。中国远在他方，即使父亲真的想让我接受传统教育，恐怕也困难重重，不过，父亲实践了自己的信念，选择送我去上英文学校，现代教学方法正在英文学校里渐渐站稳脚步。

父亲当年之所以选择念英国文学，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已经足够，需要转而多了解外面的世界。他做这个决定时深知国立东南大学以汉代之后的文学见长，拥有许多优秀学者，尤其专精于他钟爱的六朝，而他对六朝诗的爱好始终不减。父亲转向英国文学后，特别关注诗歌的发展。他受教于曾留学哈佛的教授，像白璧德（Irving Babbit）的学生吴宓，后者将比较文学这个领域引介至中国。回忆起英文系的学生时光，父亲满怀情意，遥想一位年轻的美国教授罗伯特·温德（Robert Winter），温德教导他莎士比亚、弥尔顿、蒲柏和浪漫主义者（主要是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诗作，还告诉他中国对埃兹拉·庞德诗作的影响。这些都让他心中的浪漫面向更加坚定，我认为他也深受温德自由主义理想的影响。一边是养育他的传统，另一边则是英国文学为他开启的想象世界，终其一生，这两者的冲突始终存于父亲心中。

长大之后，我开始了解，父亲虽然鲜少谈论政治，但心底十分爱国。我认为他的爱国情怀来自大学时代的经验，以及他对华南国民革命军的钦佩：军阀割据中国，致使中国无力抵御外侮，而国民革命军最终推翻了军阀。国民政府发动北伐，1927年拿下南京，终结了荒废的十年；在北伐之前，父亲就已去国到南洋执教。毕业后他的确曾在泰州教过一阵子书，后来又任教于南京的钟南中学，在南京期间，他受到鼓励前往东南亚，教育南洋华侨的孩子。

父亲热心支持华侨教育，在新加坡的华侨中学展开新事业。他在新加坡得知陈嘉庚的慈善工作，包括几年前陈嘉庚出资创办厦门大学。父亲后来告诉我他开始读林文庆的著作，林文庆是新加坡的土生华人（Peranakan Chinese）知识分子，曾任厦门大学校长。父亲赞赏林文庆能将西学素养和对儒家规训的信念相合璧的才学，尤其欣赏林文庆翻译的楚辞《离骚》。林文庆能够识认诗中提及的诸多草木花卉，也令父亲叹服。

父亲也到马六甲教书，任教于培风中学。该校由当地社群的头面人物创立，其中一位创办人之子沈慕羽是父亲最喜爱的学生。沈慕羽后来成为教育领袖，热烈支持父亲在宽柔中学的工作，是战后和马来西亚独立后推动华文学校发展的关键人物。

父亲刚到马来亚的头几年单身未婚。不过到了1929年，他获聘为华侨中学校长，这是荷属东印度爪哇岛泗水（Surabaya）的第一所华文中学。现在他的收入足以负担成家所需，于是他回到家乡泰州拜见祖父母，迎娶了母亲，这是祖父母为他选择的对象。祖父没有工作，家里十分穷苦。考虑到家人生活拮据，父亲在外赚取的收入十分重要，因此婚礼之后他并未久留，迅速带着妻子一起回东南亚。

和英属马来亚的华人不同，爪哇多数华人都在当地出生，而且大都已有数代侨居海外。荷兰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爪哇人）对待土生华人的态度也和对待新移民的态度迥然不同。在爪哇，政治忠诚错综复杂。荷兰人多年来教育土生华人把眼光投往西方，但新移民却紧逼所有华裔都要爱国——爱中国。与此同时，年轻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坚信人人皆应效忠他们即将建立、后来被称为印度尼西亚的新国家。华文中学身处这种种状况下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找出答案就是父亲的任务。

在泗水以及后来在怡保，我们与非华裔的人，还有客家人、广东人、闽南人和其他华人住在一起，在他们眼中，我们有点奇怪。父亲是老师，因此大家对他总是恭恭敬敬；至于母亲，尽管也受到大家善意相待，她却觉得应该尽早回中国为上，以免日久儿子完全迷失了自己的身份。

父亲也和母亲一样担心，认同我们应该早日返回家乡，不过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乐观得不可思议，相信他可以倾囊把真正重要的中国教给我，也就是古典文学和儒家思想的中国。父亲似乎认为，只要能把文化遗产的核心传授给我，就无需担心我会走偏，而必定会令我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因此，他一面信心满满地送我去上当地的英文学校，一面等待回中国的时机。父亲欣赏英国文学，但他自己是从少年时期才开始学英文。他认为如果情况许可，应该让我有机会早点开始学英文。父亲似乎相信中英文学底蕴的结合会是个好起点，让我更能适应现代世界。我注意到母亲对此存疑，但还是服从父亲的判断。那个时候，他们大概觉得这不会有什么害处，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回中国。

在我七岁那年，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粉碎了他们所有的计划。他们决定留在怡保，没有料到战争会经年不止，更想不到马来亚之后会遭日本占领。日军击败英军后，将东南亚战线进一步北推，挥军缅甸和印度，马来亚的不同社群发现他们的命运在日本统治下天差地别。英国人口调查的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等分类被日本人利用来支持其分化政策。日本人宣称马来人身为本地原住民，应该受到保护，免受其他人种侵害。他们鼓励印度人在日本支持下，为了从大英帝国独立而战。华人则被单独归类为日本的敌人，或至少不可信任，除非他们愿意承认受控于日本的汪精卫南京傀儡政府。有部分华人、少数马来人、印度人，还有许多欧亚人依旧希望英国能重返此地，他们秘密支持地下活动，但是日本占领的主要影响仍是让马来亚各大种族间的猜疑和不信任更加僵固。

我们熬过了战争，随着英国重返马来亚以及国民政府重返南京，父亲母亲再一次准备回中国。我们等待启程返乡之际，内战仍在华北继续，但这并未让父母裹足不前。当我们终于动身前往中国，这趟返乡之行已被耽搁了十多年。我进入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就读外文系。父母叮咛我要好好努力用功，才能在战后中国做个有用的人。他们明白我长成的模样不同于他们原本的希望，不过父亲依然乐观认为念几年大学，和中国教师、同学们一起生活，就能把这些都弥补回来。母亲比较务实，思考我能派上什么用场。最乐观来看，由于我拥有外国教育背景，她希望也许我能当外交官报效国家。

最终我在中国住的日子不如父母希望的长久，他们认为如果我在中国多住几年，就可以变得更像中国人。我转身离开了剧变中的中国；我既非新时代想要的中国人，也非父亲所希望的致力于成为“有为有守之公民”的中国人。父母希望回到故土，在南京展开新生活。孰料事与愿违。那年冬天，父亲病危，父亲学校提供的生活条件过于恶劣，母亲认定父亲不可能在这种状况下再撑一个冬天，坚持返回怡保。1948年底，在父母动身往马来亚的九个月后，南京政府的局势已经无可挽回，我也抛下大学学业和父母一样回到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独立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而英国政府1948年决定必须对马来亚共产党展开军事镇压，这场称为“紧急状态”的冲突于焉爆发。我这个阶段的人生于是和战争不可思议地密不可分，以至于我几乎将战争视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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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版径用作者提供的手稿原文。——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