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所谓“蜀大字本《史记》”谈到中国版刻史研究

由于专业的原因，翻检《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以下简称《图录》），首先看的是史部。

其第0337号是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附《集解》本《史记》，但递修到了明朝初年（也就是书版刊刻于南宋绍兴年间，但元朝用这副版印过，明初又用这副版子所印的本子。这种书，习称“三朝本”）。

据《图录》介绍，用宋淮南路转运司递修书版印制的原本，已残缺不全。其缺失的部分，是藏书者另以“宋蜀刻大字本、元大德九路本、明抄本、清抄本”杂配上的。

引起我关注的，是清代一位名叫吴云的人写在书衣上的这样一段跋语：

蜀大字本《史记》，计本纪十二卷〔十册〕、年表十卷〔十册〕、八书八卷〔四册〕、世家三十卷〔十二册〕、列传七十卷〔三十册〕，通计一百三十卷六十六册。惜钞配及别本羼入者过半。

通观此语，这位吴云先生所说的“蜀大字本”，显然是针对这部书的主体部分亦即现在《图录》编纂者讲述的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而言，而不是今日所说补配的“蜀刻大字本”。民国年间著录嘉业堂藏书的《嘉业堂善本书影》即标记此本为“蜀大字本”，并选印了吴云这段题跋（见《嘉业堂善本书影》卷二），说明嘉业堂主人刘承干也是这样理解吴云的跋语。

可是，在今天，稍读过黄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学》的人，瞄一眼前面出示的这部《史记》主体部分的书影，就可以从刻书字体中清楚看出，这是典型的宋浙本系统的书籍，绝不可能是所谓蜀刻本。

那么，这位吴云先生为什么会这样信口开河，以致指鹿为马呢？不了解中国版刻史的朋友，一定会满头雾水。

像天下所有学问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一样，古籍版本学也不是自古以来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对中国古籍版本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是发端于王国维先生而形成于业师黄永年先生，中间则有赵万里先生承上启下。前面我们看到的这段吴云的题跋，撰述于同治年间，那时学者和藏书家们对历代版刻的认识，可以说还相当模糊。

今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一部与国家图书馆这部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同版的初印残本，清人徐渭仁在咸丰四年（1854）撰写题跋，比前面提到的吴云又进一步，乃径称之为“孟蜀大字《史记》”，亦即五代十国时孟氏后蜀所刊。逮民国元年杨守敬观览此书，亦不过改“孟蜀大字”为“南宋蜀大字本”而已，可是却仍将其梓行地点定在四川（见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看呢？对此，徐渭仁没讲，到后来，杨守敬则做有如下一段说明：

有徐渭仁，题为“孟蜀本”。渭仁盖习闻孟蜀有大字本，不考此本避讳至南宋高宗止。今通检一过……足知此本的为高宗时所刊。雕镂之精，楮墨之美，少有伦匹，不知何以残缺乃尔。大抵宋代刻书，以蜀本字为最大，盖沿于孟蜀之刻“五经”。以余所见，杭、建、汴、赣、鄂亦间有大字者，而要不如此本之特出，题为“蜀本”，亦未为过。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书上的字个头长得特别大。

从积极角度讲，这固然是从字迹形态角度对蜀地刻书的特点做了统计分析——实际上后来黄永年先生总结出来的南宋时期各地版刻的地域特征，其首要着眼点，也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归纳概括。可若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统计和归纳，也未免太过于粗疏，太表象了，并没有能够把握蜀刻本字体的实质性特征。

做一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这就好像我们东亚的蒙古人种大多数都没有西洋高加索人种长得那么高大，但像穆铁柱、姚明那样的人也不是十分罕见，你不能一遇到需要仰着脖子看的人就把他算作西洋人。

如同杨守敬所见所言，实际的情况正是“杭、建、汴、赣、鄂亦间有大字者”，只不过在他的心目中是“以蜀本字为最大”而已。可是看过一些影印宋版古书的人都明白，这“大”与“最大”之间的差别，实在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由此看来，仅仅靠大块头的身量来判断一个刻本的属地，是没有道理的。由于确实说不清楚，杨守敬最后也只好稀里糊涂地说，因为这个本子的字刻得特别大，所以姑且把它“题为‘蜀本’，亦未为过”；换句话来表述，也就是马马虎虎地可以这么将就着说的意思。

杨守敬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籍收藏家和古籍版本研究专家，现在很多不大了解古籍版本的文史学人，由于对此道生疏隔膜，往往会对像杨守敬这样的学者油然生发满满的迷信；至于社会上那些收藏古刻旧本和喜好古代版刻的玩家，对他这个级别的高手当然更是膜拜不已。

对待这类写在古代名刻佳椠上的大家题跋，除了看重名人书法墨迹的文物价值之外，作为学人，看它的内容，我以为必须注意如下两点。

第一点，名人首先是个人，是个和你我一样肉身凡胎的人，而只要是个人，就都会有世俗的应酬。既然生活在俗世社会里，谁也没法彻底免俗。杨守敬写下这篇题跋，是缘于藏书主人甘作蕃（号翰臣）请他观览藏书，在这种场合，不管是谁，当然都要顺情说好话，不能把话讲得太实在。人家是花大价钱买下的宝贝，瞧得起，才请你过来一块儿赏玩，于情于理，都没必要专拣煞风景的话说，更何况这题跋还是白纸黑字写在人家的宋版书上，当然得让主人心顺。大家若是看看下面这个杨守敬给甘作蕃题写的书箱，或许能够更加鲜活地理解这一层因素。

看古代刻本，所谓字大如钱，当然更加赏心悦目，而所谓“蜀大字本”又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个强烈而又固定的印象，藏书的主人甘作蕃自然喜欢这个本子具有这样的属性；再说此前徐渭仁业已把这部书认作“孟蜀大字”之本。杨守敬已经把一个“古老”的“五代刻本”往下拉到南宋了，何必在蜀地所刻这一点上再拂人兴致呢？我们看他“题为‘蜀本’，亦未为过”的说法，实在是很勉强的，不过聊备一说而已。

第二点，其实也就是我在这里所要谈论的核心问题，对古籍版本进行现代学术性研究，在杨守敬之前根本没有，因而对这部书的版刻状况也就没有任何深入系统的认识。

一方面，把这样的版本认定为所谓“蜀大字本”，绝不是个别现象，可以说是清代嘉道以来的普遍认识。例如，清中期大藏书家张金吾，在其于嘉庆道光年间编著的《爱日精庐藏书志》里，就把这个本子称作“宋蜀大字本”（见此书卷八）；又如清后期大版本学者莫友芝，在他的《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里，也是把这个本子认定为“宋蜀刻大字本”（见此书卷一“史记集解”条）。下面再来看杨守敬的看法，虽然如上所述，他对把这个本子认作宋蜀刻本颇有些勉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宋代版刻的地域性特征具有什么清楚的认识。杨守敬觉得没有把握指认这部《史记》一定属于蜀本，并不等于他心里就清楚究竟什么样的本子才算得上是蜀地的刻本。

在那个时代，不仅杨守敬不行，莫友芝不行，别人也不行。过去我在《黄永年先生对中国古籍版本学的贡献》一文（见拙著《翻书说故事》）中曾经举述了傅增湘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傅增湘是与杨守敬约略同时的著名版本学家和大藏书家，可他竟把典型的福建建阳书坊刻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错认作南宋国子监刻本，也就是标准的浙本。在今天看来，建本和浙本，简直是天差地别的两种东西，差的码子，可比这里讨论的《史记》是不是属于“蜀大字本”要大得多了。可这就是当时的认识水平。

这种情况，到了赵万里的时代，虽然取得很大幅度的进展，但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浙本、蜀本和建本，这本是前人述及宋代版刻时常常谈到的三个颇有标志性意义的词语。在《中国版刻图录》的序文里，赵万里先生通过列举代表性的版本，展示了这三个词语所蕴含的版刻形态；同时，对南宋时期其他地区的刻本，也按照其雕版地域做出了排列。这就给系统地认识南宋时期的地域版刻特征以及进而展示其地域版刻体系，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既是相当全面的，也是具体而又显著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具备良好的学术意识和敏锐的学术眼光的。

黄永年先生正是在赵万里先生奠定的这一基础之上，对宋金时期的版刻做出归纳总结，明确划分出南宋时期三大版刻地域体系——今川渝地区的蜀本，福建建阳书坊的建本以及以浙江为中心（又广泛涵盖蜀本、建本之外其他所有南宋疆土）的浙本。另外还有北方金国的平水本。

这意味着第一次清楚界定了浙本、蜀本和建本三大版刻类型的地域范围。仅仅这一点，在中国古籍版本的研究史上，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黄永年先生的创建，还不止于此，他还举述了关键性要素，清楚指明了这三大版刻体系各自的基本特征，以字体、版式和印书用纸这三大要素作为划分的指标，对两宋辽金以及其他各个时期的版刻特征做了具体而又明晰的归纳概括。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学科体系，就是这样才正式建立起来的。这项里程碑式的学术建树，主要体现在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一书中。

具体说到我谈论的这个《史记》的版本问题，赵万里先生在《中国版刻图录》里面，是把它列为今南京地区所刻的书籍，这当然要比所谓“蜀大字本”之说合理很多，但仍存在一些需要指出的问题。

首先是赵万里先生依据书口上的刻工姓名，指出这批刻工“与建康府江南东路转运司本《后汉书》，以及当涂、宣城等地刻书多同”，“因推知此书刻版实由南宋初叶南京地区工人担任”（见《中国版刻图录》卷首之《目录》）。宋建康府即今南京地区，自古为天下名区，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若谓当地雕版印刷较为先进，具备比较优越的印刷条件，固亦有由也，而当涂、宣城两地都已离开建康府有一段距离，宣城尤甚，建康府同这两个地方在行政上也没有隶属关系。这告诉我们有居住在建康府里的刻书工匠流动到了当涂和宣城，即刻工在一定距离内是可以移动的，是可以被雇用到临近地区干活的。所以，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把这部书的刊刻地点推定在今天的南京。

一方面，赵万里先生指出，在这部刻本一些卷次之末，镌有校对“无为军军学教授潘旦”和监雕“淮南路转运司干办公事石蒙正”的衔名。淮南路的行政设置情况稍微有些复杂，详情一时还很难梳理得十分清楚，不过大致可知在南宋高宗绍兴至孝宗乾道年间，曾有一段时间，淮南转运司的治所，是设在无为军的（见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之李昌宪著《宋西夏卷》），也就是现在的安徽无为。这部《史记》上镌记的校刻官员名衔，反映的应该就是这一时期的情况；同时它也告诉我们，这部书籍的刊刻地点，就应该是无为军，是淮南路转运司雇用了建康府的刻工到无为军来为官府刻书。情况就像这些刻工离开建康府去当涂、宣城一带打工一样。

另一方面，在《中国版刻图录》中，赵万里先生也是依据上述校勘官员的题名，将其定作“宋绍兴淮南转运司刻本”（这实际上是本自乃师王国维先生，说见王氏《两浙古刊本考》卷上及《观堂别集》卷三《宋刊后汉书郡国志残叶跋》）。现在《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将此本标记为“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实际上也是沿承赵万里先生这一结论。但他们都没有思考为什么非要把这书送到建康去刻而不是雇工来无为干活这一问题。其实此本由“无为军军学教授潘旦”司职校对以及由“淮南路转运司干办公事石蒙正”负责监雕的情况，就已经清楚表明了其书乃雕镌于无为这一事实。

在今天的某些古籍版本专家眼里，或许这无关紧要，不管是刻在建康，还是刻在无为，都不妨碍他们赏玩。可我们若是把古代版刻作为一项文化产业来做研究，认定无为这一刊刻地点，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无为在南宋时期的文化发达情况，特别是其文化产业的发达情况；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南宋时期版刻地理的总体状态，即浙本、蜀本和建本这三大版刻类型中浙本系统的地域分布范围与地域形态。这就是学术，或者说是我心目中的历史研究。这样的历史研究，就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项来重现逝去的历史面貌。既不要哲学的诠释，也不要社会学的模式。

其次是像赵万里先生这样通过刻工姓名来认证书籍的刊刻地点，只能说是一种非常简单而又完全没有触及版刻形态之地域特点的辨析方式；或者更严格地说，这样的方法是不具有任何学术思辨性的，只是一种工匠式技术操作。赵万里先生所做的这项工作，对我们认识宋代的蜀本以及浙本等版刻地域特征，并没有能够提供一丝一毫的帮助。

与此大为不同的是，黄永年先生则在《古籍版本学》这部书中对南宋时期各个版刻系统的外在形态都做出了清楚的描述，人们很容易根据这些描述，来判断具体书籍的地域属性。

譬如关于宋蜀本的字体特征，黄永年先生将其归纳为两种形态：一种就是所谓蜀大字本和十二行小字本，基本上是颜体字的架子，但撇捺都长而尖利，渗入了中唐书法家柳公权的柳字成分，即所谓颜柳混合的字体（我用东北家乡的土话将其描述为伸手伸脚，支腿拉胯）；另一种是十一行小字本，则撇捺都不太尖利而点画比较古拙，笔道也不甚均匀。总的来说，蜀本的字体不如浙本和建本美观（附案关于宋蜀本的情况，黄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学》中的表述，与先前在《古文献学四讲》之《版本学》中的表述不尽相同，窃以为还是后者更为详明）。

字体形态，是黄永年分析历朝历代和各个不同地区版刻特点的首要切入点，而仅仅依据字体这一特征，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部绍兴初年淮南转运司刻本《史记》从蜀刻本中排除出去，并将其划入浙本体系，因为其字体是具有典型宋浙本特征的欧体字。

如果仅仅把这样的版刻地域特征用于古籍版本的鉴别，那么就大大降低了古籍版本学的历史学价值。版刻是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门文化产业。归纳总结其地域特征，利用这些特征鉴别清楚那些缺乏刊刻注记的古籍，就能够使我们对这一文化现象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进而阐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缘由。

现在我们回过头再来看《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对这部《史记》的著录情况，即“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宋元明初递修本［配宋蜀刻大字本、元大德九路本、明抄本、清抄本］”。那么，这样的著录形式是不是十分妥当呢？由于没有看到原书，《图录》的编纂者也没有针对每一页书影做出具体的说明，所以，这里只能就《图录》展示的画面来论《图录》，谈谈我的困惑。

第一，所谓“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指的到底是《图录》中的哪些图片？除了本文一开头那一页目录是摆在第一幅的位置上，我理解一定是指这个“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的页面（按照常理好像只能这样理解）之外，另外还有两个字体比较大的页面（见下方图）。

我看这两页书影，同前面那页目录一模一样，应该出自同一副书版，也就是说应该同属“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对比该《图录》前面的另一部毛晋汲古阁旧藏“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宋元明初递修本”《史记》（第0336号藏品），可以更切实地证明这一判断。若与上海图书馆藏初印本比较，则写工刀法似微有差异，字画略显细弱，疑或是距初印时间较近补修的版片，但绝非另一版本。我理解，这应该就是清人吴云所说的“蜀大字本”。

第二，《图录》介绍的这部书所“配宋蜀刻大字本”指的到底是什么呢？请看《图录》还列有两帧画面很小的书影，与前面所说的那三帧图幅明显不是一个版本。

因为没有尺寸的注记，到底是大字还是小字似乎不大好说。但行款字数的对比，也还能够大致说明问题：前面那三幅被我认作“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的页面，是每半页9行，每行16字；这个是每半页10行，每行19字。所以这个版本的字形恐怕只能比“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小，而不会更大，不大可能是所谓“蜀刻大字本”。再说，这字体是很典型的浙本欧体字，它也绝不可能是蜀本。

那么，它能不能是书中另一配本即所谓“元大德九路本”呢？同样也不是。因为就在这本《图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第0353号藏品，便是这种“元大德九路本”，请看其书影。

字体和行款都截然不同，甚至还根本不是同一种书——《图录》中那两页书影，是单附着南朝裴骃《史记集解》的《史记》，而“元大德九路本”则同时附有裴骃的《史记集解》和唐人司马贞撰著的《史记索隐》。这意味着那两帧书影也绝不可能是“元大德九路本”。

翻检国图这本《图录》，紧跟在这部“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后面的第0338号藏品“宋刻宋元明递修本”单附《集解》本《史记》，倒是和它长得很相像。

下方左边，是前面那两幅书影之一；右边，是第0338号藏品。巧了，竟然是同一个页码，大家看看长得是不是很像？顺便给不大懂古代版刻的朋友介绍一个小知识：大家看到最右边那一行的“王”字，中间是不是有个横断的裂纹？再仔细看看，这道裂纹是向右贯通边框，向左穿过了半个版面的。这是书版自然开裂的纹路，它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些页面是否来自同一副书版。这办法虽然有点傻，但一般很可靠。因为纯自然的裂纹，并不是按照上帝的意愿绽开的，通常就不大可能赶到同一个地方去裂成一模一样的纹路。

这事儿可真是奇怪。但在我们读者看来，若是这部书里真有这些页面，《图录》的说明就必须改写，应当增入这种既不是所谓“宋蜀刻大字本”，也不是“元大德九路本”的配本。

至于这部书是不是真的配有“元大德九路本”《史记》，不看到原书，还不大好说，但这样配书，我觉得稍微有些怪异——就是前面谈到的，“元大德九路本”同时附有裴骃的《史记集解》和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同只附有《史记集解》的“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史记》不是同一种书。

不过这种“元大德九路本”《史记》，是指元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属下宁国、徽州、饶州等九路（州）儒学或书院合刻“十史”（“十七史”中除去南北朝“七史”）中的太史公书，其中《史记》为饶州路儒学所刊。这套合刻诸史，可以说是版刻史上常见的版本，并不那么稀罕，弄对弄错，稍微知晓一些古籍版本知识的人倒都不是特别在意。关键是《图录》中所说的“宋蜀刻大字本”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呢？

如前所述，所谓“宋蜀刻大字本”《史记》问题，自清代中期以来一直就是笔糊涂账，在我们具体讨论的这部书当中，又是真蜀刻大字本和假蜀刻大字本交集在一起，乍看起来，是很让人头大的，难免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图录》编纂者既然总共出示了五帧书影让读者来了解这部补配而成的“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那么，好歹也该腾出一帧版面，让读者瞧上那么一眼这“宋蜀刻大字本”的样子。不然，读者就更不好理解《图录》中哪些书影是“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了。

好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编，相关版本内容由贺次君先生撰写，并经张政烺先生审阅），我们看到了一页这个补配卷次的书影。

对照黄永年先生揭示的宋蜀刻大字本的字体特征，这倒真是一部宋蜀刻大字本《史记》。看它的行款和“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完全相同（都是每半页9行16字），字形大小二者也差相仿佛，很可能是根据同一部底本重刻。因此，用它来补配“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也很得当。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日本专门研究宋元正史版刻的版本学专家尾崎康，却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此本为蜀刻（见尾崎氏《正史宋元版之研究》）。我想，尾崎氏的意思大概是说版面上并没有镌记蜀地刊刻的注记。

按照我的理解，版本学的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基础性的职事，就是要能够通过版面的形式特征来判断其刊刻年代和地点等项问题。这就像侦探破案，要是所有的罪犯都像武二郎那样，用毛笔沾上黑墨汁，把自己的姓名在白墙面上写得一清二楚，恐怕也就不需要侦探了。当年黄永年先生在西安市文管会的一大堆古书残页中一眼就发现一张元刊《新编红白蜘蛛小说》的残页，使当代的人们第一次看到元刻小说话本的真面目，依据的就是它圆劲的颜体字等元代建阳书坊刻本的版刻特征（说见业师《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收入黄永年先生文集《文史探微》），而不是明晃晃地刻在书上的商家堂号（当然，建阳书坊的刻本是一律没有镌记刻工姓名的）。这才是更具有古籍版本学特性的古代版刻研究。

话，还是由蜀大字本《史记》谈到中国版刻史研究上来——这门学科是由业师黄永年先生建成的。在黄永年先生之后，古籍版本学才成为一门像模像样的学问。

2020年5月8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