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写出一些关涉正史版本的文稿，以至凑成这本小书，纯粹出于偶然。

在所谓“项目”和“课题”笼罩学界的今天，这或许有些“异样”的味道；更准确地说，写出这些文稿的我，在学人群体之中，是颇显“异类”的。不过我做学术研究，只是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是个乐子，因而对什么好奇就琢磨什么，觉得什么好玩儿就琢磨什么，琢磨出什么就写下什么。从来如此，一向如此，实在平常得很。读者喜欢看就看，不必多想。

近若干年来，本来十分落寞的版本学研究，忽地兴盛起来，出现很多考古籍版本、论古籍版本的著述。在我看来，这种局面自然会大大推动文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这样的想法，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直接针对一些人对版本目录学研究的奇怪认识，有感而发。

这种奇怪的认识，是把古籍版本目录研究同历史研究割裂开来。你做古籍版本目录研究，他就给你贴个“历史文献学学者”之类的标签，背后的潜台词，是把你从“历史学者”群中踢将出去。这意味着在这些人看来，第一，所谓“历史学者”并不需要学习历史文献学知识，并不需要掌握历史文献学基础；第二，所谓“历史文献学学者”很“滥污”（Low），也就是很低端，很不上档次。

这两层意思，决定了这些人往往会把基于历史文献考辨分析得出的认识，贬斥为不懂历史研究，不懂什么是历史学，甚至根本不懂什么是历史。譬如，他们看待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与陈寅恪先生不同的意见是这样，看待我同田余庆先生不同的意见也是这样——尽管在历史文献的考辨分析中他们做不出有理有据的论述，无法以理服人，甚至可以说完全束手无策，但却可以大模大样地把你的认识摒除于历史研究之外。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当然由不得这帮人恣意评定。事实上，真正富有价值也真正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史研究，必然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基础之上；换句话来讲，也可以说真正的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历史文献基础之上。不然的话，就不是一项合格的历史研究，而要想做深做细历史文献的考辨分析，就要求研究者具备基本的版本目录学知识。

显而易见，包括版本学在内的历史文献学知识和历史文献学研究，本来就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版本，也就是研究历史。只有那些只会按照某种自以为是的范式来考察史事的人，才会把历史文献知识同历史学研究分割开来，对立起来。其实只要稍加观察，就不难发现，这一派学者几乎无不孤陋寡闻，同历史文献相当隔膜。这些人对历史文献的排斥，实际上出自他们的无知与无能。

当然这些人在今日学术圈里是很有影响力的。但人生在世，为了做学问，本来就要舍弃很多自己的喜好，若是再把学术研究做得那么干瘪，那么枯燥，那么面目可憎，岂不枉来世间走了这一遭，何苦来的呢？

既然在我的治学理念当中是把包括版本目录在内的历史文献学内容作为历史研究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研治版本目录等历史文献学内容就是在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因而也就会随目之所见，纵心之所驰，努力厘清版刻现象衍变的来龙去脉，揭示版刻特征背后的文化因缘。也就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既不会依循通行的程序，更不去追求特定的目标。如果说这本小书在版本学研究方面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特色的话，就是这一点。

2021年6月1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