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现代性

社会学是一门涉及很广又分支甚多的学科，任何一种企图将其简单地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做法都是存有疑问的。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三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它们都是部分地从社会学的经典社会理论的长期影响中衍生出来的。正是这三个概念妨碍了人们对现代制度做出令人满意的分析。第一个概念涉及对现代性做出的制度性诊断；第二个概念与“社会”这一社会学分析的基本焦点有关；第三个则关系到社会学知识和这种知识所指代的现代性特征之间的联系。

1.社会学中最著名的理论传统，包括那些从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中衍生出来的传统，在解释现代性的性质时都倾向于注意某种单一的、压倒一切的变革动力。对那些受到马克思影响的学者们来说，影响现代世界的主要变革力量是资本主义。随着封建主义的衰亡，以地方庄园为根基的农业生产，被供给国内与国际市场需求的生产所取代，这种新型生产不仅将种类无比丰富的物质产品变成了商品，而且也将人的劳动力商品化。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秩序，在其经济体系和其他制度方面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现代性之躁动和多变的特征被解释为投资—利润—投资循环的后果，这种循环与总体利润率的降低趋势相结合，催生出这一体系始终寻求扩张的恒常属性。

这个论点受到了来自涂尔干和韦伯双方面的批评，他们将互相对立的解释引入了社会学理论，将对后来的社会学分析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在圣西门传统的影响下，涂尔干把现代制度的性质主要归结为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的影响。对涂尔干来说，资本主义性质的竞争并不是正在兴起的工业秩序的核心因素，他把马克思极为重视的某些特征看成边缘性和暂时性的现象。他认为，现代社会生活急剧变迁的特征，主要不是源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复杂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强有力的刺激，由此通过工业对自然的开发，利用生产满足人类的需要。我们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秩序之中，而是生活在工业秩序之中。

韦伯也讲“资本主义”（而不是一种工业秩序的实在），但在某些关键方面，他的观点更接近涂尔干而不是马克思。韦伯所描述的“理性资本主义”包含马克思所阐明的经济机制，其中包括了雇佣劳动的商品化。然而，在韦伯的意义上，“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笔下的同一个概念有明显的区别。在韦伯那里，在技术和人类活动组织中表现出来，并以官僚制的形式出现的“理性化”才是其主调。

我们现在是否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秩序之中？还是说工业主义才是塑造现代制度的主导力量？抑或我们应该把对信息的理性化控制看作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我将指出的是，我们不能以这种形式去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它们看成是彼此排斥的表述。我认为，现代性在制度的层面上是多维的，这些理论传统所详细说明的每一个要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2.在多数社会学的话语中，“社会”这个概念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社会”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可以在一般化的意义上用它来指“社会联系”，或者用来指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体系。在这里我只考虑第二种用法，它也是所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视角的基本用法。不过，马克思主义学者可能有时更偏爱“社会形态”的概念而非“社会”概念，但就“紧密连接的体系”而言，其内涵大体是相同的。

在非马克思主义视角中，特别是那些受到涂尔干影响的视角中，社会这个概念与社会学本身的定义密切相关。当社会学的常规定义认为（实际上，每一本社会学的教科书都是以此为开篇的）“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或“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的学科”时，它就清楚地表述了这个观点。现在已很少有（如果还有的话）当代学者像涂尔干那样，以一种几乎是神秘的方式把社会当作一种个体成员对其敬畏有加的“超然存在”。但是“社会”作为社会学核心概念的首要地位已经得到了人们广泛的承认。

为什么我们要对社会学理论中通常使用的“社会”概念有所保留？这里有两个理由。第一，那些把社会学当成“研究各种社会”的学者所考察的都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社会，尽管他们不一定会明确地表达出来。在对这些“社会”做概念化的过程中，他们想到的体系有着相当清晰的界定，而且这些体系具有自身内部的统一性。现在，当我们做如此理解之后，我们可以说，他们所说的社会其实就是民族国家。然而，尽管在讨论一个特殊社会的时候，社会学家可能会随意地使用“民族”或“国家”来代替社会，但是民族国家的特性很少被直接理论化。为了解释现代社会的性质，我们必须抓住民族国家的具体特征，这是一种与前现代国家有着鲜明差异的社会类型。

第二个理由关乎与社会概念密切相连的某些理论解释。其中最有影响的解释之一是由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来的。[11]按照帕森斯的观点，社会学的最高目标就是解决“秩序问题”。秩序问题对阐释社会体系的有界性（boundedness）极为重要，因为秩序问题被定性为一个关乎整合的问题，即当人们为了利益分配而可能导致“所有人向所有人开战”时，是什么仍然能使社会凝聚起来。

我认为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思考社会体系没有什么益处。[12]我们应该重新组织这个关于秩序的问题，转而探讨社会体系究竟为何把时间和空间“连接”起来。在这里，秩序问题被看成时空间离（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问题，即时间和空间在“间离”的条件下被组织在一起，由此连接在场和缺场。这个问题必须从概念上与社会各体系的“有界性”问题区别开来。至少在某些方面，现代社会（民族国家）有着被明确限定的边界。但是所有这些社会都因为一些跨越了国家社会政治体系和“民族”文化秩序的纽带和联系而交织在一起。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前现代社会像现代民族国家这样，有着如此明确的边界。农业文明也有“疆界”（frontiers）——这是地理学家们所使用的术语，而在通常情况下，较小的农业社区和狩猎采集社会会与周围的其他群体互相渗透，它们不具有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所拥有的领土观念。

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任何社会的时空间离程度都比最发达的农业文明要高得多。但是现代社会体系不仅仅是拓展了跨越时空的能力。为了认识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的某些特质，我们必须深入地考察现代制度是怎样“处在”（situated）时间和空间之内的。

3.人们认为，社会学包含各种原本互为殊途的思想形式，它能产生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新知识，人们可以用这些知识来预测和控制社会生活。关于这个主题有两种著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所提供的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对社会制度具有某种控制能力，就像物理科学在自然领域所做的那样。人们认为社会学知识同与之相关的社会世界有着某种工具性的关联，人们能够以某种技术性的方式运用这样的知识去干预社会生活。包括马克思（或者至少，根据某些人所理解的马克思）在内的其他学者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对他们来说，领悟“用历史来创造历史”的思想才是问题的关键：社会科学的发现不能被简单地应用于无行动力的主体，而是必须经过社会行动主体的自我理解的过滤才能得到应用。

后一种观点无疑比前一种更为高明，但是它仍然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关于反思性的概念有失简陋。社会学与其所对应的主题（人类在现代性条件下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必须用“双向阐释”（double hermeneutic）予以理解。[13]一方面，社会学知识的发展依附于外行的行动主体（lay agents）所具有的观念；另一方面，那些在社会科学的元语言中被创造出来的概念，会惯例性地重新返回到最初为了对其进行描述和解释而将这些概念创造出来的行动世界中去。然而它并未由此直接通向一个清晰可见的社会世界。社会学知识螺旋式地进出于社会生活的世界之中，它对社会学知识自身，以及社会生活世界的重构都是这一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

这是一种反思性（reflexivity）模式，而不是社会知识的积累与对社会发展的逐步更加广泛的控制齐头并进的平行模式。社会学（以及其他同现存人类打交道的社会科学）并非按照人们眼中自然科学的那种方式来发展积累性知识。相反，把社会学概念和知识断言“注入”社会世界的管道却不是现成的，无论是提出这些概念和知识的人，或者甚至是权力集团和政府力量都很难提供这种管道。然而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实际影响确实是巨大的，社会学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是什么”的问题具有构成性关系。以下，我将详细地阐述这一论点的重要性。

我所要提出的是，如果我们试图充分地理解现代性的本质，就必须摆脱前述既存的种种社会学视角。我们必须对现代制度的极端动力机制和全球化范围做出说明，并解释其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的性质。稍后我将讨论这些制度的特征，首先我在这里提出下述问题：现代性的动力性质的起源是什么？在对这个问题给出回答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对若干类不同要素进行区分，它们中每一种都与现代制度的动力和“拥抱全世界”的特性相关。

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以及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分离和重组使得社会生活的精确的时空“分区制”（zoning）成为可能，导致了社会体系的脱嵌（disembedding，一种与时空分离的要素密切联系的现象）；并且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的知识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与再定序（reflexive ordering and reordering）。我将以时间与空间的定序为开端，对它们逐一做出详细分析，其中也将对信任的性质做初步的涉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