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

为了进行关于现代性特征的讨论，我将用本书的很大一部分篇幅来集中讨论安全vs.危险，信任vs.风险的问题。正如每个生活在20世纪末的人所亲身经历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双刃剑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20世纪已然变得尤为明显。

从总体上说，社会学的经典创始人都极为重视现代性的“机会面”（opportunity side）。马克思和涂尔干都把现代看作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但是他们又都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在资本主义秩序中产生根本性分裂的根源，但与此同时他也设想了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涂尔干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满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得到整合。在三大经典创始人中，马克斯·韦伯最为悲观，他把现代世界看成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人们要在其中取得任何物质的进步，都必须以摧残个体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官僚制的扩张为代价。然而，即使是韦伯，也没能预见到现代性的阴暗面所波及的范围有多么广泛。

举例来说，他们三位都看到了现代工厂工作对人产生的不良后果，它迫使许多人受制于寡然无味的、重复性劳动的纪律要求。但是他们都没有预见到，“生产力”拓展具有大规模地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对生态的关注在社会学的思想传统中并没有重要的地位。即使是今天，如果社会学家发现自己很难对生态问题做出系统的社会学论说，那也毫不奇怪。

另一个例子是政治权力的强化行使，这在极权主义事例中尤为明显。对社会学的创始人来说，权力的专断使用似乎只是在过去的岁月才有的事情（虽然有时在当下也能听到它的回声，如马克思在分析路易·拿破仑的统治时所指出的那样）。“专制主义”（despotism）似乎主要是前现代国家的特征，但透过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犹太大屠杀和斯大林主义，以及20世纪的其他事件，人们才恍然大悟，极权的可能性不仅未被排除，反而就包含在现代性的制度特性之中。极权主义不仅与传统的专制截然不同，它也因此更为恐怖。极权统治以更为集中的形式把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权力连接在一起，这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7]

军事力量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其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例子。涂尔干和韦伯都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种种恐怖事件（尽管涂尔干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去世了）。战争冲突令涂尔干曾经提出的期望（工业主义将自然地促成一种和平而整合的工业秩序）幻灭了，而且战争本身也无法被纳入他所提出的作为社会学基础的知识框架之中。韦伯比马克思或涂尔干更关心军事力量在既往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然而，他也没有详尽阐述军事在现代的重要性，反而将分析的重点放到了理性化和官僚制上。这三位经典社会学的创始人都没有对“战争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现象给予过系统性的关注。[8]

当然，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事著述的社会思想家不可能预见核武器的发明。[9]但是工业创新与工业组织同军事力量的结合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现代工业起源的早期。社会学基本上没有对这一过程加以分析，这显示出如下观点的横行：同以前时代的军国主义特征相比较，新生的现代性秩序将主要以和平为特点。但是人们不仅面临着核武器的威胁，而且还承受着实际的军事冲突，它们构成了现代性在20世纪的主要“阴暗面”。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大量严重的军事冲突所夺去的生命，比此前两个世纪中的任何一个都要多得多。20世纪到目前为止，有一亿以上的人在战争中遭到了屠杀，即使考虑到人口的增长，20世纪全世界被战争残害人口的比例都要比19世纪高得多。[10]即使只是发生一场有限的核战争，生命之涂炭都会令人惊恐，而超级大国之间的全面冲突完全可能毁灭掉整个人类。

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麻木不仁，甚至因此接受如下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当然，失去对于“进步”的信仰是导致历史“宏大叙事”解体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除了断定历史终将“不知所终”以外，现代性的后果远不止于此。我们必须对现代性的双刃剑特性做出制度性的分析。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补正经典社会学的某些局限，它们直到今天仍然继续影响着社会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