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日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为中国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这个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后,一直为学术界所认同。关于抗日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基本上是对上述观点的展开和深化。
(一)对中国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影响
关于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影响,李良志、郭德宏提出的“五个转折点”的观点最具完整性。他们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从失败到胜利的伟大历史转折点,是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点,是中国获得与世界各国平等地位的转折点。[1]郑德荣、王占仁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伟大转机。[2]胡德坤、韩永利评论说: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是中国崛起的起点与开端。[3]胡德坤认为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即: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里程碑;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方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换的枢纽,是新中国诞生的前奏曲。[4]齐彪、李让明也认为抗日战争是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一场战争,它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厄运,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仅使中国赢得了民族独立,同时又为抗战由民族的胜利转变为人民的胜利做了充分的准备,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东方大国地位由此奠基。[5]于沛认为: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敌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彻底胜利,为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独立、解放,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开辟了现实的道路,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拓了道路,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改变了中国。[6]
方衡也持上述观点,并认为:抗日战争是毛泽东思想和人民力量向前发展的重要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阶段;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更是人民战争的胜利。[7]
(二)对民族精神提升和中国精神形成的影响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胜利。有学者认为,抗日战争提升了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步形成的现代民族精神,表现为:第一,明确了现代民族精神的发展方向。第二,促进了全民族独立意识的形成。第三,赋予了爱国主义以人民性的时代内容。其中,人民性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二是把民族斗争与民主建设结合起来;三是把反对日本侵略的客观现实与建立新中国的光明前途统一起来,从而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爱国意识在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爱国行动中上升为一种理性的、进步的、以社会主义为前途和发展目标的爱国主义。[8]另有学者认为:抗日战争弘扬了中华民族精神,这主要体现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炽热的爱国情怀,舍生取义、勇于奉献的民族气节,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凝聚精神。[9]还有学者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反抗侵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得到最充分、最广泛的展现与弘扬,进一步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力量,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在伟大民族精神感召之下,中国人民不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使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起点。[10]有学者从民族意识的角度论述了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认为: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对本民族的政治、文化、外交、军事、民族关系和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的认识开始进入现代阶段,这淬炼并催生了以自信自立自强为核心的、和世界其他民族平等交往的现代民族意识的全面形成,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11]江沛认为:抗日战争催生民族意识与中国精神的成熟,中国人民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思潮,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由此日益清晰。民族意识的觉醒,不愿做亡国奴、不愿中国文化从此灭亡的信念,推动着中国精神的诞生。[12]
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从自在状态转化到自觉状态。金冲及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华民族的觉醒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56个民族要形成一种自我认同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抗日战争对这个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使各个民族置身于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回忆、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命运,使这样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从自在状态转化到自觉的状态。[13]
抗日战争提升了民族凝聚力。有学者分析了抗日战争提升民族凝聚力的原因,指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是民族凝聚力提升的时代背景;爱国主义进一步升华,是民族凝聚力提升的精神支柱;统一战线空前扩大,是民族凝聚力提升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日趋成熟,是民族凝聚力提升的坚强核心。[14]另有学者论述了民族凝聚力与民族复兴的关系,认为抗战前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民族凝聚力,但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个民族凝聚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集中表现为:第一,民族情感的认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首要条件。第二,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广大民族成员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第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民族亲和力。[15]
(三)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影响
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张海鹏认为:抗日战争,尤其是八年全国抗日战争,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五四运动以来大幅前进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全面提升。抗日战争推动了这个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也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复兴。[16]荣维木分析说:中国进步力量的上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转折,而这两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是在抗日战争中完成的。这两个重要转折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是中国复兴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这个意义来看,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17]
抗日战争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姜术俊、李传兵认为抗日战争为中国确立大国地位提供了历史的契机:第一,它唤起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觉醒,并进而促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民族凝聚力,这种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昭示世界:中国的抗战必将胜利!这在全球特别是在整个东方将对世界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第二,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给予中国改变国际地位以重要历史契机。第三,它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坚实基础。[18]
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国世界化进程。江沛论述了抗日战争对中国世界化进程的作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成反比地提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更进一步显现出来。1942年元旦,26个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时,中国作为与英、美、苏并列的四大国之一领衔署名。1943年的开罗会议是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出席最高级别的国际会议,中国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影响。1945年4月25日,中国又作为四大国之一发起旧金山会议,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大国地位再次得到确认。
抗日战争对中国人世界观念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王桧林从中国共产党融入世界的角度论述了抗日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转向民族传统,确立了正确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即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抗战全面开始后,国共合作,中共在武汉、重庆设立办事处,利用公开活动的机会与外国人打交道,冲破了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不能与外国联系的圈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决定与英、美国家合作,对美国表现了亲善态度。这反映了中共当时和世界接近、要融入世界的趋势。他指出:抗战时期既是中国民族主义精神高涨的时期,又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时期。二者在表现形式上是相反的,但实际上可以是相成的。提倡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发扬民族传统,向民族传统中寻找精神力量,正可以或正是为了加强中国自身在融入世界时在世界格局中的力量和地位,这样就可以进一步融入世界而在世界舞台上加重分量、提高地位,而中国国家分量的加重和地位的提高又成为促进中国更进一步融入世界的动力。中国对世界的融入,对中国历史进程、对中国人世界观念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19]
(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抗日战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孙力认为,抗日战争使得本身已经很特殊的中国革命进程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努力地开拓创新,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具体而言即:第一,抗日战争更加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眼界,使之真正善于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观察中国问题,善于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场景中认识中国革命的问题,加深了对世界潮流和时代本质的认识。第二,抗日战争使得中国社会的矛盾及其走向更加复杂化,但也为锻炼中国共产党科学、深刻地认识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变迁提供了极为独特和难得的社会背景。第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探索与此前形成鲜明的比照,抗日战争带来的复杂局面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探索的主张都有力地促成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拓和发展。第四,抗日战争造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民众动员,也大大刺激了中华民族的政治觉醒,刺激了革命理论的大众化需求。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一时期从领导集团向全党扩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第五,抗日战争强化了民族的认同感,这成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有力推动。中华民族的精神在这一时期所得到的锤炼和升华是难以比拟的。民族精神的飞跃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成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忽略的精彩篇章。[20]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历史高峰。对此,徐贵相认为具体体现在:第一,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认识更加提高,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思想基础。第二,党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更加丰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实践基础。第三,党对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把握更加准确,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现实依据。[21]
(五)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
抗日战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王官成说:抗日战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它使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走向了成熟,在政治上扩大了影响,在人民的心目中塑造了良好的形象,这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最重要的政治保障。它使中共军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和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巩固并发展了根据地,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这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当时的客观条件又迫使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根据地努力发展经济,开展自救,克服困难,这是保持和发展革命实力、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强大的物质后盾。[22]史琳则认为抗日战争是对中国各党派的一次大检阅。抗战中,国共两党反向发展,中国共产党经过锻炼更趋成熟,证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再一次暴露了国民党的腐朽、黑暗、落后和反人民的实质;民主党派终于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中国走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础。[23]
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张海鹏指出:抗日战争既是民族战争,又是人民战争。八年抗战中,客观上存在着两种力量相互消长的过程。从民族战争这一面说,是日本侵略力量由盛转衰、中国抗战力量由弱转强的过程;从人民战争这一面说,是国民党政权的力量由盛转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由弱转强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在八年抗战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展现出来的。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人心变动造成的强大冲击波,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局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这就是为什么抗战胜利不久,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只用了不过三四年时间,不论在前方后方,中国共产党就得到老百姓的全面支持而迅速取得全国性政权的原因。[24]陈景彦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但结束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历史,书写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新的历史篇章,而且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人民在战争的过程中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中国共产党人的威信也正是在抗战过程中树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是在抗战中迅速壮大起来的。这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通过解放战争夺取全国性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基础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壮大的武装力量,更有因共产党在解放区所实行的各种有利于大众的民主、土地等一系列制度而获得的民心,从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全国性政权。[25]
(六)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影响
抗日战争推动和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章百家认为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面对着4项任务:第一是需要进行社会革命,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进行改造。第二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恢复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第三是实现统一,结束清王朝灭亡后存在的国家分裂状态。第四是实现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和政治体制两方面。上述4项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虽然没有最后解决,但抗战期间达成的统一远远高于此前,毕竟有了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章百家认为,关于现代化问题,从总体来看是被打断了,但局部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军事方面,国民政府军队从一支原先仅能打内战的军队初步转变成比较现代的国防军,战争期间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也不断提高;中国社会组织和动员的程度大大提高了,这方面的工作国民党在城市里做了一些,但共产党取得的成绩显然大得多,最重要的是把农村组织起来了。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方面,抗战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旧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取消了,中国基本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的地位也得到提升,战后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章百家认为抗日战争对上述4个问题的解决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26]
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阶段和关键转折点。忻平认为:所谓“特殊阶段”,是指抗战打断了由国民党推行的长达10年之久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重心与布局。所谓“关键转折点”,乃指抗战暴露了国民党模式的根本弊病,孕育并催熟了现代化的多元模式,形成了多元势差结构,并最终使现代化模式之争从多元复归一元。[27]王立胜剖析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特殊道路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3种现代化模式,即国民党控制区国家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化或半边缘化现代化模式、日占区的殖民地形式的现代化模式和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他指出:不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的推进模式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是不会取得显著成效的。从现代化的角度审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标志着中国的3种现代化模式对峙格局的被打破,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断裂性大震荡的开始。这表现为:首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社会的发展殖民地化或边缘化趋势加重;其次,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的经济严重衰退;再次,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严重摧残。抗日战争的胜利则成为中国现代化模式转换的契机: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走向摆脱依附的带有独立自主性的选择性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人民把现代化的推进所必需的社会中心定向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抗日战争的胜利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新的文化共识,为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第四,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28]
荣维木认为:日本侵华战争一方面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又逐渐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如为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另外,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形成、人民觉悟的提高、文化的传播、中外交往的加强等等也是开启新的现代化进程的动力。[29]张淑芳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削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打下了政治基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是中国革命成功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政治保证;这一时期民主力量的增长,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有利条件。[30]
注释:
[1]央视国际2005年5月7日,中国新闻;郭德宏:《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郑德荣、王占仁:《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伟大转机》,载《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7期。
[3]胡德坤、韩永利:《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胡德坤:《抗日战争是一场改变中国面貌的正义战争》,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5]齐彪、李让明:《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载《党建研究》2005年第8期。
[6]于沛:《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8期。
[7]方衡:《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8]朱兆华:《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载《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4期。
[9]齐虎田:《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战中弘扬》,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10]李久林、成林萍:《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载《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8期。
[11]方罗来、韦沐:《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形成》,载《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2]江沛:《世界化进程中的中国抗日战争》,载《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13]《当代文献研究中心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座谈会综述》,载《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
[14]陈冬红:《抗日战争提升了民族凝聚力》,载《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15]荣维木:《民族凝聚力与民族复兴》,载《学习时报》2007年7月2日。
[16]张海鹏:《从民族复兴的角度认识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8月11日。
[17]荣维木:《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载《团结》2005年第4期。
[18]姜术俊、李传兵:《抗战时期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国际地位》,载《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9]王桧林:《抗日战争史及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0]孙力:《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年第11期。
[21]徐贵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高峰》,载《共产党员》2005年第9期。
[22]王官成:《论抗日战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9期。
[23]史琳:《抗日战争是对中国各党派的一次大检阅——兼谈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载《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24]张海鹏:《从民族复兴的角度认识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8月11日。
[25]陈景彦:《中国抗战与日本战败投降问题的再认识》,载《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6期。
[26]章百家:《对战争遗产的若干断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
[27]忻平:《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载《上海党史与党建》1995年第1期。
[28]王立胜:《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载《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
[29]荣维木:《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载《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0]张淑芳:《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