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阅读城市／阅读文本
第一章
城市与文本
一
过去三百年，城市决定着我们的文化命运（fate），成为我们个人和民族命运（destiny）(1)不可分割的部分。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都市主义（urbanism）(2)占据西方文化的核心位置，是政治秩序和社会骚乱的根源所在。因此，城市也构成知识兴奋和挑战的源泉。本书所要关注的，是从城市起源至今日，人们将城市概念化的各种方式，重点是作为启蒙建构物的现代城市的兴起，以及自18世纪到当代的文学和文化对那种观念的反应，即不满的种种范式。
我的结论是，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模式和文学模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我将现代城市划为三个持续的发展阶段：商业城市、工业城市和“世界级”城市（“world stage”city）。同时我认为，城市的兴起与形形色色的文学运动、尤其是与小说和继之而起的叙事模式——喜剧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叙事模式本身又包括一些更次级的小说体裁，如乌托邦小说、哥特式小说、侦探小说、外省青年小说、帝国冒险小说、西部小说、科幻小说以及反乌托邦小说。在描绘这幅文学潮流的发展图景时，我大体上（但并非完全）按照年代的顺序来展开。这样的描绘当然也从空间的角度展开，比如从欧洲（集中于伦敦和巴黎）到美国（集中于纽约），再横穿北美大陆（以对洛杉矶的讨论作结）。
城市课题过于复杂，不能化约为两三个主题。因而，在本书中我同时拉出了几条线索，让不同的意义之链彼此穿插，相互照应。《文学中的城市》一书的环状结构是城市本身环状结构的反映，这一环状结构由一系列同心圆组成：最里面的一环追述城市的历史，特别是现代城市的历史；外面的一环涉及城市被描绘的方式；中间作为连接的一环则考察各种文学和城市运动——这里有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主义等文学概念，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城市主题成为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当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3)为建设新伦敦而起草一份计划（1666年），企图以伦敦交易所（Royal Exchange）替代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作为新的城市中心时，他的设想只不过是反映了实际上正在发生的变化而已。丹尼尔·笛福为我们描绘了这座新城市，它是一个因商业需求而结合的实体。笛福为这座城市给新阶级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欢呼，而狄更斯（Dickens）却看到，这一进程已经变得如此物质主义（materialistic）(4)，它使人心肠变硬，越来越冷漠无情，并改变了我们以人为本(5)的感觉，我们的共同体感觉。狄更斯是这一都市转变的卓越记录者，他重申了社会共同体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多愁善感的人物（他们相信心地的善良可以战胜它所面临的邪恶）和侦探之类的新都市观察者，把世界重新带回到以人为本的状态。他还意识到新的世俗性神圣处所的缺位，家庭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温馨已经让位于诡异。对新城市的救赎归于失败，因为取代社会共同体的是不知姓名的陌生人，温情因大法官庭和“拖拖拉拉部”(6)而消耗殆尽。作为最后一位喜剧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信仰一个以道德维系的世界，但是因为城市世界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埃丝特·萨默森（Esther Summerson）这种人物的作用不再令人信服(7)，喜剧现实主义已经耗尽了其意义。
随着庄园的没落，青年一代涌进城市寻找自己的天命。在那里，巴尔扎克（Balzac）满怀抱负的男主人公遇上了伏脱冷（Vautrin），这个新时代的拿破仑，充满力量，为自己立法，他预示着尼采（Nietzsche）的超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拉斯柯尼柯夫（Raskolnikov）。当狄更斯在《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处理工业城市的兴起时，这一主题已经在自然主义文学中得到最具说服力的描绘，特别是在欧洲大陆的左拉（Zola）、英国的吉辛（Gissing）和莫尔（Moore）、美国的德莱塞和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那里。左拉在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Rougon-Macquart）系列小说中记录了那场席卷而来的变化。小说写于1871年至1893年间，内容涵盖了整个第二帝国时期（1851—1871）。虽然左拉写的是外省，但他小说的中心却是巴黎，他笔下的人物纷纷来到那里寻求本质的自我（essential self）和权力（power）。在描绘新兴工业城市的兴起及由它所催生的无产阶级方面，可能还没有哪位现代作家能超过左拉。在美国，德莱塞和诺里斯也描绘了当城市走向帝国时，城市和工业力量的相同表现。
虽然人们经常认为浪漫派作家对城市没有好感甚至心怀敌意，但事实上，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我们可以从浪漫现实主义作品中发现这一点。在浪漫现实主义作品中，城市会被叠加上一种神话式的建构，从而可以用象征、宗教或神秘的语言来解释它的意义。浪漫主义的第二阶段是现代主义，在这一阶段，原先浪漫主义关于城市的旧观点又以新的文学技巧传达出来。当现代主义作家引进新的主观性形式时，城市的意义变得越来越隐晦，以至于我们非得剥开层层相叠的历史意义才能看见城市，否则根本就只能看到它那模糊而晦涩的幻影。
在帝国中心，对首都城市（capital cities）的要求使它们的中心被削弱了，这在柯南·道尔（Conan Doyle）和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的小说中有所描绘。这一变化使得莱特·哈葛德（Rider Haggard）之类的通俗小说家回过头去求助于原始的真理，不过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对此表示怀疑，他看到了在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中都存在的破坏性因素之间的难以觉察的联系，而现代城市正竭力掩盖那种因素。无论是康拉德还是艾略特，都从坟墓的角度看待现代城市，把它看作是城市的已死或至少是没落的形式。这样的观点同样可以在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8)、亨利·布鲁克斯·亚当斯（Henry Brooks Adams）(9)、赫尔曼·黑塞（Herman Hesse）(10)、奥斯瓦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1)［以及后来的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2)］等社会评论家那里看到。
随着城市变得越来越趋向物质主义，文学想象中开始出现针对它的敌意，这一敌意与对启蒙价值的不信任携手而至。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到拉尔夫·沃尔多·艾里森（Ralph Waldo Ellison）(13)，作家们笔下的物质城市已经与精神能量切断了联系。然而托马斯·品钦不接受这种二分法的观点，他清空了艾略特为过去赋予的神话意义，剔除了笛福的先验能指，将自己的人物置于永恒的当下时刻，在这里，除了持续不断的都市能指游戏和文化上的刺激，他们被切断了与一切事物的联系。在品钦的城市中，难以被心灵把握的诡异感、神秘感在发挥它们的作用，在那里被建立起来的是各种奇怪的联系，它们要么出自精神分裂者的奇思怪想，要么出自都市的阴谋诡计。
所有这些都市景象都说明，在现代城市的表面之下，涌动着像我们血液一样古老的力量。这些力量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狄俄尼索斯是城市中破坏性力量的体现，他的精神后来体现为狂欢，再后来体现为神秘的陌生人和人群中的人，最后，用弗洛伊德的诡异理论来说，体现为“被压抑者的重返”(14)。自然灾害同样威胁着城市。最后，城市摆脱了的东西会化为另一种力量从内部威胁着它。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作家和思想家不得不与城市妥协，并在每一时期为我们提供一种能够揭示我们隐秘的文化价值的城市身份(15)。城市就像一出戏剧，通过这出戏剧，城市展现了它所有的内涵。这出戏剧的背景，起初是启蒙运动改造过的欧洲，然后是提供了一个新耶路撒冷的美洲大陆，再之后是美国的荒野和边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城市才呈现了自己的意义。
二
城市史是一个相当晚近才出现的学科。早在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Republic）和奥古斯丁（Augustine）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等著作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对城市理念的简单涉及，但那些著作关注的是良好的生活，只不过那种生活也受人们所在地方的影响。在约翰·斯托（John Stow）描绘文艺复兴时期伦敦或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描绘19世纪伦敦的文本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对城市的历史记述。不过，最早将城市作为主题之一或完全以城市为主题的著作，都出自早期的社会学家之手，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乔治·西美尔（Georg Simmel）。
对城市进行概念化的方式有三种，研究新城市(16)的历史学家们各有侧重。有些人把重点放在现代城市的起源上，这些评论家中最重要的是奥斯瓦德·斯宾格勒和刘易斯·芒福德。他们发现，一旦城市与孕育万物、充满活力的大地失去联系，就会出现一种短路（short-circuiting）。斯宾格勒接过西美尔对城市的描绘，重新制造了另一种形式的农业神秘主义。通过对比乡村与城市，他主张人类生活的根应扎于土地之中。由于与滋养自己的外界源泉切断了联系，城市成了一个封闭的熵增系统，这导致了文明的没落：为理性而牺牲本能，为科学理论而牺牲神话，为货币的抽象理论而牺牲物物交换。另一些城市史学家则聚焦于他们所相信的所谓现代城市的物理法则。例如，罗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就认为城市是依照自己的法则从外部被组织起来的。他的同事欧内斯特·W·伯吉斯（Ernest W.Burgess）形象地阐释了这一点，他说城市像一圈圈的同心圆一样生长。第三类城市史学家将关注点放在城市对其居民的影响上，关注当城市成为一种心灵状态时所产生的后果。我前面提到，斯宾格勒就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他从来没有像韦伯、涂尔干和西美尔那样，对此有系统的关注。韦伯基本上是一个社会行为主义者（social behaviorist），他从制度机构(17)的角度来看待城市，并通过其突出的功能来定义城市。而涂尔干则认为，每一种城市都创造一种心灵状态。他主张每一种文化都会建立一些规范以调节人们的行为，那些规范会内化为人们的个性的一部分。他论证说，随着新的工业化社会的到来，手工生产者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新教教义所带来的对个人主义的强调，使人们产生一种疏离(18)感和无助感，这导致了自杀人数的攀升。随着个体变得越来越私人化，越来越专注于自我，现代主义试着发明一种替代品——比如艺术——来取代丧失了的原始冲动，特别是取代宗教和共同的信仰。西美尔也创造了一种现代都市人的类型学，他认为现代都市人受到强烈的神经刺激，变得感觉迟钝，与人交往的方式也变得务实。而这又反过来使人们只注重别人的工具作用，人的关系成了第二位的而非第一位的，人们更在乎功用和效率，也就是说在利用亲情或其他关系为自己服务时变得更精明。韦伯强调的是经济因素，而西美尔注重的是心理因素。但这些新兴的都市专家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都认为现代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害怕成为多余的人和无名之辈。
历史学家们力图用概念系统解释城市，作家们却借助于想象系统。《荒原》（The Waste Land）对现代城市的描绘与斯宾格勒的观点极为相似；罗伯特·帕克的机械城市模型与德莱塞的《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也如出一辙。艾略特和斯宾格勒关注当城市与自身之外的活力源泉失去血脉联系时，会发生什么后果；德莱塞和罗伯特·帕克关注掌控城市这一自我封闭系统的物理法则；西美尔和涂尔干的关注点在于，当城市由里到外都变得越来越盲目时，那些法则对人的精神的影响。在品钦的小说《拍卖第四十九批》（The Crying of Lot 49）和《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里，控制感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城市这架机器的恐惧，当“奇爱”（Strangelove）(19)技术将核武器组装到火箭上时，城市居民变成多余的人和无名之辈，陷入高度的神经紧张之中——他们流露出某种不满，而这种不满起源于那曾一度是启蒙理想的东西。
逐一考察与本研究主题有关的主要作家，我们发现，城市和关于城市的文学有着相同的文本性，也就是说，我们阅读文学文本的方法与城市史学家阅读城市的方法相类似，我们共享着基于以下假设而形成的对城市的建构：这些假设或是机械的、或是有机的、或是历史的、或是未确定的与非连续的。从笛福到品钦，阅读文本一直是阅读城市的一种形式。
三
随着城市在物理结构上变得越来越复杂，观察它的方法也就越来越困难，个体在与它的关系中也变得越来越被动。当人类有剩余的食物允许存在任务的多样性（diversity）时，城市就产生了。多样性是城市得以产生并存在下去的关键，但多样性也是城市花园中的“毒蛇”，它威胁着城市系统的秩序，制造无序和混乱。当城市不断扩展，伸向穷乡僻壤，并最终以帝国的名义超越自身时，对城市中心的要求就变得更多了。伴随工业城市而来的是都市污染和都市贫民窟，高耸的烟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都市人群，流动多变，让城市生活愈加不可预测。
当城市随其功能的变化而变迁，在工作种类与人口组成上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时，它的中心也变得更为复杂。那种多样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他者”，这个“他者”，作为城市的一种要素，通常是少数分子，被视为“外在于”城市共同体。但用“神话—原型”理论来说，这个“他者”的具体体现就是神秘的陌生人——在早期城市中是狄俄尼索斯形象，一位从内部瓦解城市的不知何来的神秘人物。在后工业城市中，迷信(20)或神秘组织（如品钦的特里斯特罗）(21)接替了这种破坏性功能。我们从艾略特的荒原、菲茨杰拉德的灰谷、托马斯·品钦的特里斯特罗邮政帝国中可以看到，城市摆脱了的东西，化为另一种从内部威胁着它的力量，与此同时，熵(22)替代了某种末世感。
城市经常以转喻的方式现身，比如体现为人群。我们通过人群看见城市，不论是艾略特和波德莱尔笔下的僵尸般的行路人，还是狄更斯、左拉、德莱塞、韦斯特和艾里森笔下充满暴力的乌合之众。无论其规模如何大小不同，人群都占据着19世纪和20世纪都市小说的中心位置。在欧仁·苏（Eugène Sue）的小说《巴黎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Paris）中，鲁道夫（Rodolph）带着仆人，跟随一群人，走在夜晚的街道上，结果救了一位年轻姑娘（后来发现这位姑娘是他丢失的女儿），使她免遭伤害。在《拍卖第四十九批》中，奥狄芭·马斯（Oedipa Maas）从人群中选择了那位邮差，尾随他穿过旧金山的街道，直到他把她送回她原先出发的地方。一路的七拐八折，真实再现了后现代城市的迷宫。
每一类人群都提供一种阅读城市的方式。在欧仁·苏所描绘的场景中，观察者可以克服人群的匿名性；与此相反，奥狄芭发现城市难以阅读，它只是一系列自我反射式的符号，自我指涉，将自己封闭在自我的阐释循环中。从笛福到品钦，阅读城市的方式为阅读文本的方式提供了线索，城市理论和文学理论之间互为补充。因而，我们可以指望通过城市——从其起源开始——去揭示一种特殊的意义。而这些意义的光谱——无论是真实的还是猜想的，就是本书的主题。
(1)第一个“命运”fate，有时也译为“宿命”，侧重指人力无法挽回、不可避免的消极命运；第二个“命运”destiny，往往指预先注定的命运，但暗示某种积极的结局，后文中有时也译为“天命”。为示区分，本书中凡fate译为“命运”的地方均附原文。——译者注
(2)urbanism一般指“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城市生活研究”、“城市化、城市规划”等。为了综合所有这些意思且保持表达上的简洁，并考虑到该词的构词法，本书中统一把它译为“都市主义”。——译者注
(3)克里斯托弗·雷恩（1632—1723），英国数学家、建筑师和天文学家。——译者注
(4)materialistic一般译为“唯物主义（的）”，因在本书中其含义主要是“只注重物质实利的”，所以译为“物质主义（的）”。——译者注
(5)“以人为本（的状态）”原文为human scale，直译即“人的尺度”，指在尺寸规模和方便舒适等方面与人相适应。后文根据情况，个别地方也译为“人的尺度”。——译者注
(6)“大法官庭”（Chancery），原为英国的大法官法庭，以诉讼时间长而闻名，现为高等法院的一部分。这里指狄更斯《荒凉山庄》中的大法官庭，参见狄更斯《荒凉山庄》，黄邦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拖拖拉拉部”（Circumlocution Office），直译即“兜圈子办公室”，典出狄更斯《小杜丽》，参见狄更斯《小杜丽》，金绍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译者注
(7)埃丝特·萨默森，狄更斯小说《荒凉山庄》中的女主人公，作者把她写成一个心地善良多愁善感的人物。——译者注
(8)马克斯·诺尔道（1849—1923），出生于匈牙利的德国医生、政论家、作家，著有政论《退化》、小说《感情的喜剧》等。——译者注
(9)亨利·布鲁克斯·亚当斯（1838—1918），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曾在20世纪初体验了工业革命的成果后写下《论教育》一书。——译者注
(10)赫尔曼·黑塞（1877—1962），瑞士著名诗人、小说家，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著有《彼得·卡门青》《在轮下》《荒原狼》《玻璃球游戏》等。——译者注
(11)奥斯瓦德·斯宾格勒（1880—1936），德国现代哲学家、历学家，著有《西方的没落》等。——译者注
(12)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英国史学家，著有《历史研究》等。——译者注
(13)拉尔夫·沃尔多·艾里森（1913—1994），美国黑人小说家。1952年以长篇小说《看不见的人》一举成名，1970年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奖章。——译者注
(14)“被压抑者的重返”原文为return of the repressed（来自德文Rückehr desVerdrängten），也译为“被抑制物的复返”，弗洛伊德以此指一种过程：从未被压抑作用完全消灭的被压抑的元素借此过程在妥协的形式下以变形的方式重新出现。——译者注
(15)“身份”原文为identity，有时也译为“同一性”。——译者注
(16)这里的“新城市”是相对于启蒙运动之前的旧城市而言的，指现代城市。——译者注
(17)“制度机构”原文为“institution”，也译为“机构”、“制度”。——译者注
(18)“疏离”原文为alienation，一般也译为“异化”。——译者注
(19)Strangelove典出库布里克执导的电影《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后人也用Strangelove指代“核战争狂”。——译者注
(20)“迷信”原文为cult，也译为“膜拜（仪式）”、“崇拜”、“狂热的崇拜者”。——译者注
(21)特里斯特罗（Tristero），品钦小说《拍卖第四十九批》中的地下邮政帝国。——译者注
(22)“熵”（entropy）是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出的一个反映自发过程不可逆性的物质混乱程度的参量。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与环境没有能量交换的孤立系统，总是自发地向混乱度增大的方向变化，整个系统的熵值总是增大，此即熵增原理。详见本书第八章。——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