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的政治需要

现实生活表明，试图把农民与国家政治作出间隔的想法是危险的。古代王朝的政治经验，不可以套用。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变了。现代中国农民身上的政治能量已经快速积累，并且正在寻找释放渠道。把握不好这种能量的释放渠道，或者不能引导这种能量的良性释放，将导致社会灾难。

政治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同步的，但在传统社会里，农民与政治是分离的。《论语·子路》记载的“樊迟学稼”的故事，就谈及“为政”与“务农”之间的关系。孔子试图说明，农事不过是农民的专长，为政者无须躬亲，只要追求“礼、义、信”，就能实现政治的“大治”，获得“四方之民”的顺服。“农事”与“为政”之间没有关联。孟子在与陈相所宣传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争论中，则作了更加细致的论述。孟子认为，社会必须分工，各行各业专其所长。政治是由专业的人士所从事的活动，政治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工，就如同耕、织、牧、渔的劳动分工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应安心于自己的岗位和职业。不能跨越专业的界线，让专事耕作的农民从事“治天下”的政治活动。因而，政治由“肉食者谋之”，与农民无涉。孔孟的论证旨在说明，农业的技艺并不适用于政治，农业与政治作为两个不同的行业适用不同的规则。

在农民与政治之间作出区隔，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传统。古典时期的欧洲，参与政治生活的公民并不参加生产劳动，而从事生产活动的奴隶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格。在雅典，能够直接参与公民会议的政治讨论和投票表决的公民人数仅占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看来，政治的目标是追求“好的生活”，而这样的使命只有深具智慧的“哲学王”才能胜任。他将国家内部的群体分为三个阶层——统治者、武士和劳动者，统治者依靠自己的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武士们辅助治国，用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安全；劳动者则为全国提供物质生活资料。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如此才能成就一个合理的城邦（国家）。2可见古典时期的农民与政治，被演绎为不同行业的劳动分工。在西方古典文明的理解中，政治是自由人从事的行业，他们不为农事所驱使，才有足够的时间参与政治生活。

在本人看来，传统政治学说关于农民与政治关系的阐释，也许更多是当时政治现实的反映，而不可以作为贯穿古今的政治生活法则。在传统时代，不仅政治不需要农民的参与，就是农民自身，似乎也对政治缺少兴致。与农民封闭的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是乡村封闭的社会生活。农民缺少公共关怀和政治热情。3法国农民在19世纪政治动荡中的表现，集中展现出了这一特点。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这样的例子。

但是，问题在于，今天的农民还是那些农民吗？现在的中国农民，我们姑且仍称其为“农民”，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找到另外的称呼。但我们需要明白，现在的农民，不是孔孟时代的农民，也不是清朝时代的农民，甚至，也不是建国初期的农民，也不是改革初期的农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被政治所“忽悠”，甚至为了一个抽象的“国家”、“理想”，宁肯饿死也不怀疑那些乌托邦的东西。现在，情况不同了。那样容易满足、那样善良、那样顺从的“农民”，还能期待他们依然如故吗？

专门的乡村考察让我们发现，日常生活的不经意观察也不难看到：今天的中国农民正在越来越关心政治，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关心政治，并且力图去干预政治。他们对于政治的干预，已经不是像古代农民那样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才采取暴力反抗。他们已经开始关心和干预日常的政治，他们甚至干预起政府雇用多少人，也干预起政府的钱都是怎样花出去的。这些政治的干预，既包括地方政治，甚至也包括高层政治。因为，在一个日益市场化和充满流动性的社会中，传统血缘和地缘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正在降低，熟人社会正为生人社会所取代，利益的分配和调整，更多不再是通过熟人社区的传统习俗来实现，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法律和政府来实现。

当下，政府的每一根神经末梢都会接触到农民，在这样一种现代的生活框架之中，农民自然意识到政治的切身重要性，也越来越希望积极能动地参与到国家政治过程中去，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由某个或者某一群领袖来代替他们思考，为他们指出所谓前进的方向，而他们仅仅是不假思索地、奋不顾身地去“勇往直前”。他们需要自己参与寻找方向，确定目标，也需要参与路线的探索。他们正在学会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如何寻找、表达和捍卫自己的利益，如何更开放地参与到利益分配的过程之中。可以说，他们已经属于政治，政治也属于他们。如果将“政治”理解为“管理众人的事”4，那么，农民不仅仅是“被管理者”，而且需要参与政治过程。政治不应该只属于政治家。政治过程并非统治者自娱自乐的过程。无论是政治统治还是政治管理，都有赖于被统治者或被管理者的接受和认可。政治秩序的确立，需要每个主体都能明确自己的角色和定位，不去冲击、破坏基本的权力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是为政者和各个社会阶层的共业，而非为政者所专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