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史的研究只有不到三十年的历史。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史这一学科的确立源于中国学术界对西方人的汉语研究，罗常培1930年发表的《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首次关注到西方来华传教士在汉语语言学上的贡献。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拼音文字史料丛书”将利玛窦的《西字奇迹》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收入其中，中国语言学界出现对《西儒耳目资》的关注与研究，西方人的汉语研究开始进入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不过，这些都是从汉语史的角度对西方人的汉语成果进行的本体研究，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并未出现相关的学术关注。
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正式确立，诸多专家学者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开展理论研究，理论著作和论文相继问世，它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构建起比较系统、日趋完善的理论框架。但是作为学科史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历史研究却很薄弱。汉语教学史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张亚军教授是最早撰文关注历史上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学者之一。他指出，“随着这种友好的交往，汉语便成为人民交际的桥梁。但是，过去人们并没有把对外汉语教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是外国人学习儒学、佛学或者其他学问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我国历史上的对外汉语教学情况，不但要了解国内汉语教学，同时还应该了解国外的汉语教学，从而使我们看到历史上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的规模、特点以及教材、教法等情况”1。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徐恭生对琉球国在华留学生的考察2和武柏索对欧洲第一个汉语研究中心—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介绍3。这只是汉语教学史研究的开端，成果数量寥寥无几。90年代以后，鲁健骥教授等人也呼吁加强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4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1998年设立首批科研项目，资助张西平教授的“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和董明教授的“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体现出国家层面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史研究的重视。更为可喜的是，2004年在澳门成立了国际性的学会组织—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它的成立将分散的个体研究汇聚到以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团体中来，毋庸置疑，这将大大推动这一学术领域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产生了关于地区和国别汉语教学史研究的几部专著，周聿峨的《东南亚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黄昆章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郑良树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和鲁宝元、吴丽君编写的《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江户时代唐话五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均为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推动下的学术成果。
相比之下，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对汉语教学史的研究更早一些，六角恒广对日本汉语教学史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系列研究，主要包括：《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1984）、《中国语教育史论考》（1989）、《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1992）、《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2000）、《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2002）和《中国语教育史稿拾遗》（2002）。
2009年《世界汉语教育史》（张西平主编，商务印书馆，2009年）的出版在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第一本以世界汉语教育史为核心的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本科教材，该书讲授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下近两千年的汉语教育史，是一部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意义的力作，填补了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一项空白，大大推进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史的研究。由于当时尚有一些相关研究还未全面展开，有些章节内容单薄，资料略显匮乏，研究不够深入，造成了章节之间的不平衡，不过，正是因为如此，也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不断补充和完善的空间。
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史的研究发展迅速，不少硕士、博士论文涌现。北京语言大学鲁健骥教授、施光亨教授和程相文教授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姚小平教授最早指导他们的学生进行汉语教学史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王澧华教授的硕士生对近代传教士、海关洋员和外交官编写的汉语教材进行了系列研究；后来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研究生也加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学位论文近几年增长很快。
十几年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史的研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既有宏观的综合性研究，又有微观的个案考察。宏观研究中，鲁健骥、施光亨、张西平、李宇明等人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探讨汉语教学史的研究。鲁健骥教授呼吁应该重视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发掘与研究，因为这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都有其历史渊源，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经过很长时期的积累、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才成熟，成为一门科学。有史有论是一个学科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学科，在“论”的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史”的方面还很不足，应该尽快开展起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5施光亨教授以明末为界把历史上对外国（族）人的汉语教学分为两个时期。明末以前，外国（族）人学习汉语使用的主要是汉语作为母语教学的教材；明末以后，大批西方人来华，开始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探索。6张西平教授则对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展开初步讨论，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历史是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该研究对象具有跨学科的性质，这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也必然具有多样性。7李宇明教授指出为了促进汉语的国际传播，应重视对已有的相关实践进行经验总结，鉴往而明今。8此外，宏观研究还包括对某一历史阶段和某一国家或地域汉语教学历史的描述。董明是最早进行阶段汉语教学史研究的学者，他探讨了明清两代汉语在琉球的传播9、隋唐时期汉语在朝鲜半岛的传播10以及明清时期琉球人的汉语、汉文化学习情况11。王继红谈论了隋唐的汉语教学情况12，高霞和刘敏都谈论了唐代的汉语教学情况13，卞浩宇对唐元时期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状况进行了考察14，张西平概述了明清时期的汉语教学15，张卫东从中外文化交往的角度总结了19世纪的汉语教学16，温云水对民国时期的汉语教学史料进行了探究17，这些学者梳理了从隋唐到民国一千多年的汉语教学史。另外，从国别和地域研究来看，研究涉及韩国、日本、东北亚、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具体包括金基石、韩容洙对韩国汉语教育史的梳理18，王幼敏对日本汉语教学史的关注19，曹秀玲对东北亚汉语教学历史的概说20，白乐桑对法国汉语教学的历史沿革与当代状况的介绍21，李木谢子对明朝后期至1887年德国汉语教育的简要概述22，顾钧对鸦片战争时期来华美国人汉语学习的研究23，王治理、肖玉秋分别对俄罗斯的汉语教学和俄罗斯来华留学生情况的介绍24。
更多的研究属于个案研究。这些个案研究主要是针对某本教材、辞书或某个人物、教学机构的研究。关于历史上的汉语教材，成果比较集中的是程相文对朝鲜汉语教材《老乞大》《朴通事》的研究25，李真对法国传教士马若瑟汉语语法书《汉语札记》的研究26，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教材进行了探讨。对其他教材个案的研究比较分散。辞书方面关注较多的是第一本英汉汉英双语字典——马礼逊的《华英字典》。此外，不乏对双语词典的综合性描述，如金媛熙的《历史上的汉语—朝鲜语辞书》、向际宇的《近代西方汉学字典初探》、柳若梅的《俄罗斯汉学家出版的早期汉语词典》27等分别描述了朝鲜、欧洲和俄罗斯词典的历史概况。
关于历史上外国人汉语学习情况和汉语水平到底如何，相关资料不太充足，零星地散落在各种史籍中，研究也比较少见。顾钧对鸦片战争之前来华的三位美国人亨德、裨治文、卫三畏的学习情况进行了论述28，施正宇通过京师同文馆考察了当时西方人的汉语水平29。相比之下，关于外国人的汉语研究方面成果较多，既有对他们汉语语法研究的论述，也有对他们汉语、汉字研究的总结。例如，何莫邪、贝罗贝等都对20世纪以前的西方人汉语语法书情况进行了考察30，姚小平总结了16—19世纪西方人对汉语、汉字的认识31，许光华还梳理了16—18世纪传教士的汉语研究情况32。关于具体的汉语研究，内容非常丰富，但内容多与汉语本体研究密切相关，而不侧重汉语教学，这里暂不一一赘述。
历史上在中国和海外还有不少汉语教学机构和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不过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关于汉语教学机构，对马六甲英华书院的介绍相对较多，岳岚对英华书院的建立、师生情况、课程设置、教学制度、方法以及教学成果进行了详细介绍33。另外，20世纪80年代武柏索就关注了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汉语教学情况34，张静贤、费锦昌在90年代介绍了圣彼得堡大学的汉语教学35。进入21世纪以后，这方面的研究仍然不多，主要有李向玉对澳门圣保禄学院中文教学的研究36，岳峰对牛津大学的汉语教学与理雅各关系的论述37，等等。早期赴海外任教的汉语教师数量不多，资料比较有限，研究也相对匮乏。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对赴美汉语教师戈鲲化的研究，崔颂人叙述了戈鲲化赴美任教的证明、经历以及去世的情况38。关于著名作家老舍在伦敦任教和语言学家魏建功在朝鲜教授汉语、在台湾推广“国语”的情况，尽管资料不是很多，但是刘小湘、赵金铭也分别尽可能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论述39。另外，王顺洪还对日本本土汉语教师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介绍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