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突厥在總材山周邊的活動及唐軍事建置

開耀元年秋，“（阿史那）伏念既破，骨咄祿鳩集亡散，入總材山，聚爲群盜，有衆五千餘人”228。唐人盛傳骨咄祿在總材山聚集的5000多人229，實際上根據上引《暾欲谷碑》“yäti yüz boltï”，知當時突厥騎兵、步兵加起來只有700多人。《暾欲谷碑》所記應更接近真實數字；唐人所謂“有衆五千餘人”，顯然是地方官員推脫無法迅速剿滅之責而上報的夸大數字。骨咄祿在總材山召集兵馬，建立可汗機制後，開始衝出總材山，劫掠唐州縣。因而從永淳年間骨咄祿活動的地區，也可以推測總材山的大致范圍。

骨咄祿最先進攻當時總材山所隸屬的嵐州。《資治通鑑》卷二○三“永淳元年”條記載：

是歲，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殺嵐州刺史王德茂。230

《通鑑》乃於年末綜合言之，實際上，突厥并不是一次進攻了嵐州、并州和單于府北境三地，其進攻時間不同，路線也不同。《新唐書》卷三《高宗紀》云：

（永淳元年）六月甲子（三日），突厥骨咄祿寇邊，嵐州刺史王德茂死之。231

骨咄祿出山劫掠，嵐州首當其沖。值得注意的是，骨咄祿進攻嵐州的時間是盛夏六月，而不是黃河冰封時期。骨咄祿的進軍路線應是從總材山東南下，渡黃河向東南進發，攻擊嵐州。嵐州合河縣北35里河上有合河津，河東置合河關232，爲麟、嵐間交通要道。233開元九年（721），六胡州康待賓叛，“叛胡與党項連結，攻銀城、連谷，以據倉糧。［张］説統馬步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234。可見從太原至嵐州，取合河關渡河至麟州，再西南行入銀州，爲唐關內河東兩道間極重要之交通路線。235宋以后，麟州仍爲自河東渡河進入關中的入口。宋熙寜三年（1070）十二月丙子（二十日），趙禼上言：“河東兵由麟州神木砦趍生界，度十五日僅得至銀州。”236可見河東兵進入銀州，要由麟州神木渡黃河，與張說出兵路線同。明末陜西流民反叛，崇禎三年（1630），“王嘉胤掠延安、慶陽間，楊鶴撫之，不聽，從神木渡河犯山西”237。府谷義軍統率王嘉胤之所以選擇從神木渡河，是因爲“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俱隣陜西，河最狹，而於神木渡河爲尤易”238。因而，分割關內與河東兩道的黃河，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天塹，而在唐麟州（神木），一葦可渡，此爲溝通黃河東西的樞紐。唐將黃河以西的總材山劃歸嵐州，正因不論冬夏，從嵐州至總材山均交通之便利，往來通暢，故而置於一個行政區域中。中和二年（882），“河東節度增領麟州”239，也表明麟州與河東的防務一體性，可隸屬於同一軍事區劃，構成一個防御體係。這與天寶以前嵐州越河捉總材山是一樣的。

骨咄祿從總材山南東行渡河，勢如破竹，不但殺死嵐州刺史王德茂，而且突入河東，開始持續數年蹂躪河東及河套地區。

永淳元年（682）十二月，“突厥餘党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240，之後，薛仁貴“又率兵擊突厥元珍等於雲州”241。突厥進攻并州、雲州的時間是季冬十二月，此時黃河巨浪已封凍爲冰川，自關內道北入河東道朔、雲諸州可暢通無阻。因而此次骨咄祿進入河東，可能兵分兩路：一路由總材山至嵐州，從嵐州南下太原；另一路從其所居總材山北坡北上，在勝州跨越黃河冰川，經單于都護府北，進攻雲州。薛仁貴先擊進入并州的一支，後回戈反擊攻入雲州者。骨咄祿兩路兵都從總材山出發，表明總材山是其最早根據地。

永淳之後，突厥攻勢逾熾。自弘道元年（683）至垂拱三年（687），突厥多次進攻唐河東、關內地區。242尤其是占領黑沙城243（Qara qum）之後，在黃河北建根據地，“連寇朔、代，掠吏士”244，攻掠范圍向東延伸至河北定州、幽州，向西橫行豐州，更加勢不可擋。垂拱二年（686）五月245，唐將原置於黃河北岸雲中故城的安北都護府（在今內蒙古托克托）移於甘州北同城（今甘肅省山丹縣），消極放棄了黃河以北、陰山以南的廣大地區。

攻占黑沙城後，如《暾欲谷碑》所記：“čoγay quzïn, qara qumuγ olurur ärtimiz（我們住在總材山北坡和黑沙）。”總材山和黑沙分別成爲骨咄祿等的冬、夏營地。上引《資治通鑑》卷二〇三記載，弘道元年“六月，突厥別部寇掠嵐州，偏將楊玄基擊走之”。“別部”一詞值得注意。此時突厥已占領黑沙城，其政治中心北移；總材山成爲冬季營地，故而夏季留守總材山者被唐稱爲“突厥別部”。陽玄基負責嵐州總材山守捉，擊退渡河劫掠嵐州的總材山留守者，正是其職責范圍。同年十一月，唐大舉招討骨咄祿等。《舊唐書》卷五《高宗纪》記載：

（永淳二年十一月）戊戌（十五日），命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以招討總管材246山賊元珍、骨篤禄、賀魯247等。

隨程務挺前行的是高質。《高質墓誌》云：

永隆二年，制除左威衛將軍，又奉敕單于道行。文明年中，充銀勝道安撫副使。248

《陳子昂集》卷三《爲喬補闕慶武成殿表》，有“臣以今月日，奉敕於武成殿，喚臣入問骨篤祿等賊請降事”249句，可知永淳末，唐有招降骨咄祿之舉。故而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而所謂“招討總材管山賊”，即安撫銀勝道。總材山在銀、勝州之間，高質奔赴銀勝道安撫的對象，正是在總材山的骨咄祿等。永淳二年十一月至第二年年初，骨咄祿在總材山，表明總材山是骨咄祿等的冬營地。

唐招撫突厥之策失敗後，又派兵進擊，繼續圍剿總材山。《新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傳》云：

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掠吏士。左玉鈐衞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總管，将擊賊總材山。至忻州，與賊遇，鏖戰不利，死者五千人。250

淳于處平任陽曲道行軍總管在垂拱元年（685）二月251，同時還派“副中郎将蒲英節率兵赴援”252。陽曲縣在太原北，“南至府七十里”253。淳于處平從陽曲出發，至嵐州圍剿總材山，解突厥寇朔、代北之危。時初春，骨咄祿政治中心仍在冬營地。圍剿無功後東返，四月行至忻州，與劫掠代北之突厥回兵相遇，淳于處平大敗，唐對總材山的征討也告失敗。

總材山在唐腹心之地。對此心腹之患，唐除派兵征討外，也建立了軍事設置，以期構筑圍剿、防御體係。《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略云：

嵐州樓煩郡，下。……縣四。（有府一，曰嵐山。有守捉兵。）……嵐谷。（中。長安三年析宜芳置，神龍二年省，開元十二年復置。有岢嵐軍，永淳二年以岢嵐鎭爲柵，長安三年爲軍，景龍中，張仁亶徙其軍於朔方，留者號岢嵐守捉，隸大同。）254

《新志》嵐州下注“有守捉兵”，與嵐谷縣下注“留者號岢嵐守捉”不同，嵐州的“守捉兵”，可能就是指總材山守捉。《新唐書》將不同時間資料列於《地理志》中，故而記錄了兩處嵐州守捉。“岢嵐守捉”詳見後論，嵐州“有守捉兵”指的就是《陽玄基墓誌》中的“嵐州總材山守捉”。總材山守捉是爲對付在總材山的骨咄祿等而臨時增設的，其兵力可能抽調自岢嵐鎮兵。《唐會要》卷七八《節度使》云：

岢嵐軍，武德中爲鎮。永淳二年，改爲柵。隸平狄軍。255

永淳二年（683），岢嵐鎮改爲柵，級別降低。在與突厥戰爭如火如荼之時，岢嵐鎮改柵，與唐在總材山軍事部署密切相關。岢嵐鎮爲隋“壓草城川賊路”256而置，武德年間因之爲鎮，但在總材山周圍并無軍事防御機構。永淳中唐發覺骨咄祿等進入總材山後，臨時派兵征討，最可能的是調動嵐州的軍事力量，即嵐山府兵和岢嵐鎮兵。隨着骨咄祿等立足總材山，建營爲根據地，唐將岢嵐鎮兵西移，長期至總材山守捉，兵力空虛的岢嵐鎮降爲柵，徒具防守功能而已。從陽玄基擊走攻嵐州的“突厥別部”看，新設的總材山守捉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總材山守捉并不能阻止骨咄祿對河東與關內道北部的凌厲攻勢。

正如《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所云：“tängri küč birtük üčün qangïm qaγan süsi böri täg ärmiš, yaγïsï qony täg ärmiš（由於上天賦予力量，我父可汗的軍隊像狼一樣，敵人像綿羊一樣）。”257骨咄祿等衝出總材山，橫掃河朔，如入無人之境。唐無抵抗力，“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258，以避其鋒，連威震北疆的安北都護府也因之西移。直到垂拱三年（687）七月，黑齒常之“大破突厥於〔朔州〕黃花堆，追奔四十餘里，突厥皆散走磧北”259。《暾欲谷碑》記載：“kök öngüg yoγuru ötükän yïšγaru uduztum ingäk kölükin（過kök öng，我率領衆人帶着乳牛和馱畜到達于都斤山）。”260唐將突厥趕到漠北，骨咄祿在漠北于都斤山建立政治中心，唐總材山之危才得以解除。

骨咄祿等離開總材山後，嵐州軍防重心又轉到岢嵐。“大足（701）中，加兵三千”，長安三年（703），“李迥秀又加兵至六千人”261，岢嵐軍建立。262景龍二年（708）三月，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於是“拓地三百餘里……自是突厥不敢渡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263嵐州軍事壓力也得以緩解，岢嵐軍被移到朔方，“留一千人充守捉”264。大中九年（855）韋澳編纂的《諸道山河地名要略》265（敦煌P.2511文書）云：“開元後廢之。議者以地爲突厥之北衝，不可久廢。”而由於中宗至玄宗時期，唐河東、朔方一帶邊防線已向北推移266，防線在黃河以北，嵐州已經不再是突厥北衝。大中年間議者之論，因過去而言，開元後直至唐後期，嵐州已不是防衛突厥的重鎮了，這與骨咄祿在總材山時嵐州的軍事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永淳至垂拱三年，突厥以總材山爲中心，頻繁進攻劫掠唐府州縣，河東道及關內道北部，成爲骨咄祿與唐作戰的主戰場。唐“銀勝道安撫使”之設，分岢嵐鎮兵至“嵐州總材山守捉”，唐岢嵐鎮、岢嵐軍置廢的變化，都圍繞骨咄祿在總材山周邊的活動進行。突厥在總材山周邊的活動，正體現了總材山所在的位置，也是對本文上論總材山方位的反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