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巴特与族群边界理论（代译序）
二十世纪前半叶，族群（ethnic group）的概念及族群研究（ethnicity study）理论和方法在西方出现。90年代以后，这些理论和方法开始传入大陆。近20多年来，包括族群、族群性、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概念在内的相关理论大量出现在国内的学术论著中，相关争论也一直成为近来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界的焦点问题。问题大都聚焦于族群概念的辨析与界定、族群关系、国内外族群理论以及政策等领域。这种持续性的讨论，也表现出在多族群国家中有关族群的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1]1928年12月22日出生于被歌德称为“小巴黎”的德国萨克森州莱比锡城，父亲是地质学教授。巴特生于德国，成长于挪威，从小对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感兴趣。后来跟随父亲到芝加哥大学做演讲时，参观了这所大学的校园，并最终于194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1949年获得古人类学硕士学位和考古学硕士学位。随后，巴特离开美国返回挪威，但仍和芝加哥大学的老师们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1951年他跟随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的考古学考察队到伊拉克进行实地调查。考察结束后巴特留在那里，对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开展民族学调查。之后他又在伦敦经济学院待了一年，在那里，他与著名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Raymood Firth）建立了相当亲密的关系，期间整理了在伊拉克的调查访谈记录，并于1953年出版了第一本书《西南亚库尔德人的社会组织》。最初，巴特计划把《西南亚库尔德人的社会组织》作为其博士论文，但没成功。所以为了撰写博士论文，他去了剑桥大学，和在伦敦经济学院时的同事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 一起学习了近两年，深受利奇的学术影响。
1954年2月，在挪威王国研究委员会的支持下，巴特去了巴基斯坦北部边陲省份斯瓦特河谷地区，并很快学会了普什图语，对当地的帕坦人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实地调查，直到当年11月结束。1957年，《斯瓦特帕坦人的政治过程》获得剑桥大学博士论文，并于1959年正式出版。该书一直是政治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经典之作。在这本书中，巴特系统分析了斯瓦特帕坦人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组织过程，是一份有关斯瓦特河谷流域帕坦人政治生活的完整的民族志资料，同时也是对政治结构形成过程的一种理论阐述。他认为：“政治组织的制度化形式不是政治活动的前提条件而是该活动的结果。因此，本书重点是研究各种行为者如何努力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并通过这些地位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实现对别人的统治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冲突和政治活动。”[2]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正在于使我们了解到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在内的国家中各种政治组织的建构过程及其影响力。这本书尽管是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但至今仍然对我们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及其组织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紧接着，巴特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的针对波斯地区的巴塞里（Basseri）游牧民族的项目研究。这项工作促使他在1961年完成了专题报告《南波斯的游牧人群》（Nomads of South-Persia）。这时巴特已经关注到了游牧人群在族群认同方面表现出来的分歧与多样性，关注到了族称及其语言与认同上的变异性。该书对我们了解游牧民族及其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也有很大的帮助。而其更加长远的学术意义在于，这项研究为他后来进行族群认同的主观性建构以及族群边缘的工具性本质等方面的研究积累了经验，奠定了资料和理论的基础。
同样是在1961年，巴特应邀到卑尔根大学，在那里创立社会人类学系并担任系主任。这个职位不仅给他带来了声望，同时为他提供了向挪威社会人类学家介绍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发展状况的机会。除卑尔根大学外，当时挪威开设人类学课程的就只有奥斯陆大学。但奥斯陆大学的人类学课程开设要早得多，其历史背景同维多利亚时代的民间传说有关，这门课程可借助学校的民族学博物馆（现更名为“文化历史博物馆”）讲授相关课程。通过在卑尔根大学设立社会人类学系，巴特希望在挪威也能有类似英格兰和美国的一流的现代化的人类学专业。
1961至1972年期间，巴特住在卑尔根。在此期间，他的工作中心有两个：一是有关挪威国内的课题研究，1963年出版《企业家在北挪威的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二是开始创作各种人类学理论著作，其中就有《社会组织的模式》（Models of social organization）（1966）、主编的《族群与边界》以及《社会组织的文化差异》（1969）。其中，巴特为《族群与边界》写的序言是最为著名的。几十年来，这篇文章一直排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前100名中。
在成为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和市博物馆馆长后，巴特离开奥斯陆。此时，人类学界正在悄悄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和解释性方法正在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而巴特本人的战略和选择理论正日益在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中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巴特开始转向仪式和意义的研究。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针对巴克塔曼人（Baktaman）进行实地调查，最后发表几篇文章，主要有《新几内亚巴克塔曼人的仪式文化》（Ritual and knowledge among the Baktaman of New Guinea），文章提出了对知识和符号研究的新方法。同时他也和人类学家妻子乌尼·维坎（Unni Wikan）在中东的阿曼进行田野调查，于1983年将调查结果整理成册，书名为《苏哈尔：一个阿曼城镇的文化和社会》（Sohar：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Omani town）。
1985年，巴特得到挪威政府授予的国家奖学金。1989至1996年，巴特在美国艾莫利大学任职，1997至2008年又在波士顿大学任职。他们决定在巴厘岛开始民族学课题研究。1993年出版《巴厘岛人的世界》（Balinese worlds）。到此时，巴特和妻子都认为“我们在田野调查方面已经尽心尽力了，做好了自己的本分”。后来他又在不丹进行调查研究。
巴特是挪威科学与文学学院的成员，由于他在学术界的极大影响力，1997年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评为“国外名誉成员”。巴特对人类学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山谷的政治进程的研究，在这里他提出了人际关系心理分析理论；同时，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所做的微观经济进程和领导力方面的研究，使他在人类学界名声大噪。其中，达尔富尔的研究已被奉为经济人类学所做的形式分析的典型案例。在他长期的职业生涯中，他在巴厘岛、新几内亚和几个中亚国家所做的实地调查，涉及范围广泛，受到学界的称赞和表扬。
巴特的著作在20世纪末之前的中国大陆人类学界几乎没有人知道，目前所看到的只有高崇翻译的《族群与边界·序言》[3]，此文一经发表，便成为各路学者竞相参考的学术文章，也是有关族群问题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文章之一。这篇论文被认为在族群研究上提出了开创性见解。巴特在此文中给族群概念作了界定，对族群的边界、族群认同、族群互动以及族群之间的互相依赖、认同变化的因素、文化边界的维持、文化联系和变迁，乃至族群关系调整中的变异、族群和文化进化、族群分层、少数民族、流民和边缘的组织化特点等有关族群的问题做了充分的论述。
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巴特的另一本著作《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也在政治人类学研究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本书的出版，也为我们了解巴基斯坦、阿富汗斯瓦特河谷流域的族群及其政治组织的演变、政治联盟的构建、宗教领袖的角色、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交往情感等问题提供了非常客观的民族志描述。正如作者在2003年初给该书中文版写的序言中所说的：“政治联盟的内在动因既非来自原有的政治体系，也非来自相互对立的政治意识。这些都是当代阿富汗政治联盟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特征。 在那里各种派别经常变节，昨天的敌人今天可以自由地加入新盟，根本不在乎最近参与过的联盟是共产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性质的、原教旨主义性质的等等。所以，在斯瓦特地区民族之基础上提出的生成模型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能用来说明，甚至预测阿富汗政治的内部动因。”“斯瓦特地区的研究还能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作为一种政治势力所起的作用。简单地说，对伊斯兰的神圣与权威的遵从是最基本的和有价值的思想——这一点在很长时间以来和在很多地区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些思想怎样与政治发生关联则取决于各地方首领之间竞争的内在动因。仅从当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浪潮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来寻求解释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理解各不同的地方行为者是如何利用宗教思想及其他资源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的。”[4]
《族群与边界》是巴特主编的一本论文集，1969年出版。在此书中，巴特及其他学者把族群互动作为讨论的中心。族群认同不是独立的，而是人们持续的归属和自我归属的产物。族群认同的形成贯穿于吸纳和排斥的关系过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特强调社会人类学建立在个人层次上的相互作用的观点，有代替社会结构层次上的嫌疑。
本书的作者们提出并实践了族群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即通过不同人类群体的持续的协商和接触来解决边界问题。巴特认为这些群体在文化上并不是间断的隔离物种。他们试图舍弃把文化作为有限实体和族群性作为人类学原生主义者的重要观点，代之以群体间相互接触的观点。因此，《族群与边界》一书讨论的重点就是族群认同的互联性以及族群边界和文化认同问题。巴特强调指出：族群并非是在共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群体，而是在文化差异基础上的群体的建构过程。绝对的民族区别不在于流动性、接触或信息交流的缺乏，但确实包含了合并和排斥的社会过程。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在个人生命历程里，人们的社会参与度和身份不断发生变化，但仍有一些被孤立的群体还能够生存下来。同时，巴特还进一步强调，即使当不同群体的个体跨越边界或同多个群体的成员产生认同，民族标签也将会经常存在。
这本文集的出版，开启了人类学关于族群、族群性、族群认同等问题的广泛讨论，直至当今。
在这本书的“导言”中，巴特通过族群边界的概念，来讨论族群的范围及界定范围的基础，同时对族群进行了定义。他认为族群包括：其人口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延续性、共享的文化与价值、构成一个联系与互动的范围、拥有自我认定和他者认定的成员资格。同样在这篇有着深远影响力的导言里，他代表其他作者宣称，族群是由它本身组成成员认定的范畴，形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不是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边界，而是其社会的边界。在生态型资源竞争中，一个人群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除他人。因此，巴特及其他作者对族群研究的贡献，不只是集主观论之大成，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强调族群边界的研究，开启了族群研究新的里程碑。从族群边界论的角度和观点审视族群的特征，客观特征论的弱点就显得更加明显；主观论者认为，客观的文化特征最多只能表现一个族群的一般性内涵，却无法解释族群边界的问题，进而言之，假如无法探讨族群的边界问题，相应地也就无法讨论族群认同变迁的问题，族群认同的变迁也就缺乏说服力和解释力。当然，族群的主观认同说，也并不排斥作为体质和文化的特征，它们尽管不是划分族群的客观标准，但也是人们主观上划分族群的工具。巴特及其他主观论者的观点一经发表，便引起了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有关工具论与根基论的学术争论。
除巴特那篇精彩“导言”外，本书还收录了七篇论文，以下加以简要介绍。
哈拉尔德·埃德黑姆的《当族群身份成为社会污名》，主要讨论的是居住在挪威北部西芬马克的峡湾与水道的挪威人和海岸拉普人（Norwegian-Lappish）杂居区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作者对受到污名化的拉普人的社会适应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分析。
贡纳尔·哈兰的《民族过程中的经济决定因素》，描述和分析了西部苏丹富尔人（Fur）和巴加拉人（Baggara）这两个重要族群间的边界维持过程。在讨论中，作者充分运用了在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低洼旱谷地带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有价值的资料，重点讨论了族群身份的性质和认同变迁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些讨论为我们了解当今苏丹国内的分化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彼得·布洛姆的《族群与文化的分化》，讨论了挪威的族群关系和族群边界问题。通过对挪威族群社会的研究，作者得出结论认为，族群边界并不依赖于形式层面上的文化差异，而是要依赖于处在更根本层面的文化，即有关于互补身份的差异性特定法制化，这些互补身份把一个族群分化成若干个由各自所认可的独特起源来支撑的参照群体。
卡尔·埃里克·克努森的《分化与融合——埃塞俄比亚南部的族群关系面面观》，介绍了埃塞俄比亚南部有关族群和民族动态的民族志资料。由于在这个地区族群间的关系模式具有很大的差异（或者说“具有很高的异质性”），作者简要概述了埃塞俄比亚加拉高原两个不同地区的情况。通过对照和比较两种不同类型的族群边界和维持边界的方式，来讨论边界动态的各个方面，从而对族群性问题的普遍性进行讨论。
亨宁·西弗茨的《墨西哥南部的族群稳定与边界动态》，讨论了墨西哥南部恰帕斯高地各族群的异源性特征。作者认为，从文化的角度看，不同的族群在相同的大致区域里互相接触，形成了一个综合的社会实体，这一实体的成员在某些生活领域，尤其在商业交易领域里不断地相互影响。作者面对的是一个典型的“多族群社会”，它是以构成单位之间的经济专门化和共生的相互依赖性为基础的。族群类别代表之间的互动似乎是以广义身份的分化为出发点的，文化的差异性被过分地传播。可以说，原则上跨类别的交易和合伙人与同一族群的人一起参与的交易有所不同。因此，这种多元性社会表现出族群裂变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结合的特点。
弗雷德里克·巴特的《帕坦人的认同与维持》，简洁地概括了帕坦族群的概貌以及它的分布。认为帕坦人要自我认同，同时还要得到他人的认同，与根据截然不同的原则构建起来的各阶层的成员一样，帕坦人在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下生活着并维持着认同。帕坦认同的传统模式是将群体建立在确定条件下的切实可行的生活方式基础之上。只有这样，帕坦人的分布和帕坦社会形式才可以被理解。这种体系曾是最成功的，并且在贫困地区的无政府状态下具有自我维持的特点。在这些条件下，帕坦人开始出现人口过剩，他们不断向外扩张：把帕坦领土向北部、东北部扩张，最近又向西北部扩张。同时，通过相对稳定的族群边界，大规模的人口向东向南迁移。
卡尔·伊西科维齐的《老挝境内的邻居们》，是作者通过1936年、1938年、1963年、1964年在老挝做过的多次短期的田野调查材料，尤其是在对老挝研究相对比较贫乏的一些材料进行分析后写出来的一篇文章。作者认为，只要一个群体希望提高它的地位并注重自己的生活方式，它就面临着邻居的问题——相互毗邻的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不再对单一族群的独立社会进行研究，而是转向相互为邻的多族群的研究。这种研究，与利奇的著作《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中的观点相当一致。毗邻的民族往往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他们之间的相互适应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随着西方文明通过殖民地化和工业化等方式对传统多族群社会的影响，这些问题也越来越多。不断产生的新关系与新中心在许多个案中都造成了尖锐的冲突。在许多地方，他们也导致了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运动。在适当的时候，借助学校和其他媒体，这些运动导致了同化和统一性。
《族群与边界》尽管收录的论文所涉及的田野点包括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族群社会。除“导言”之外，本书中其他人的论文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今天，当我国的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界仍然在有关族群、族群性、族群关系、族群边界与族群认同等方面不断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将全部文集译成中文出版，旨在使我国学者能够全面了解和把握巴特及其他学者的观点，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对学术界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