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世纪30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以及因实行战时经济而带来的政府权力的扩张，西方国家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体现了公民保障的全面性，从“摇篮到坟墓”的多方面保障。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支出巨额资金保障公共社会服务体系，巩固了政府的主导地位。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发展放缓，政府承受着巨大的福利支出，加上人口老龄化、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的作用，政府陷入了“福利病”的尴尬境地。因而政府在不断地变革和反省中，选择从主导地位变成辅助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退出福利服务领域。政府把眼光投向了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多元福利主义”的主张渐渐深入人心，政府的角色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从主导者转变为福利的购买者、参与者，积极调动其他部门参与服务的供给，重点强调非营利组织参与合作，通过非营利组织的参与达到多元福利模式，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满足老年人养老要求的变化，强化民主参与等功能，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东南亚和中亚国家期间，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即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重大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时期中，以“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为共建原则，推动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加强沿线国家的多边合作，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在国内外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015）。“一带一路”的国家政策着眼于沿线各国之间的互惠互利，重在促进和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和经济繁荣，振兴区域经济发展，为各国人民造福。但是，只是考量当地的经济或者地缘是不够的，只有深入地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复杂的政治、文化、人口、社会等因素，才能够确保该政策在经济和政策上的效果，“一带一路”倡议才会对社会的发展和各国人民的利益更加有利。

2018年2月26日，全国老龄办召开的国情教育新闻发布会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41亿人，占总人口的17.3%。预计到2053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82亿人，80岁以上老人将超过1亿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政府、社会乃至全体人民的责任。随着《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6号）、《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国办发〔2011〕60号）、《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一系列文件的出台 ，预计到2050年，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我国老龄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老龄人口规模大、老龄化进度快、未富先老、少养多等一系列人口特点。清楚地认识中国的家庭结构与养老组织参与养老的实践状况，进一步为国家政策服务，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421”“821”的趋势与“97-3”的新养老格局并存。 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所保障这一问题更是被重视，成为所有关于老龄化问题中的焦点。据招商证券估计，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3亿人。社保基金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战略重要性，因为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政府弥补养老金缺口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中国家庭又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尤其是对于处在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中国而言，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增加了我们认识家庭结构及其养老模式的难度，我们很可能有着非常直观的感受，如传统养老价值的逐渐瓦解、养老组织的普遍存在、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等，但是我们很难将这些感受直观地与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联系在一起。虽然每个个体都在体验着家庭生活，并且在家庭生活中形成其价值观念，但是个体的家庭体验却很可能只是中国家庭图景中很小的一部分，即便是我们自身的体验也未必能够形成坚实的结论。为了尽可能具体地呈现出中国养老模式的面貌，本书将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采集“一带一路”背景下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参与养老实践的资料，并且结合恰当的分析，呈现出非营利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现状及其变动趋势。

在中国的环境中，非营利组织参与养老模式必须放到一个更为宽泛的社会背景中去理解，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以及社会文化的快速进步，中国社会的养老保障系统有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家庭在快速的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中形成了怎样的变动一直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研究表明，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是由两种力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是传统的力量（Whyte, 2005）；另一种则被称为“现代化”的力量（Goode, 1963）。在很多研究者看来，中国家庭在延续着传统模式的同时，也在现代语境中不断变迁以适应新的社会背景；由于儒家传统价值和社会现代化的双重影响，中国家庭的养老模式在变迁上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而诸如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对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影响，又使得中国家庭的变动变得更为复杂。要想真正揭示中国家庭的社会样态，就必须理解家庭在市场、国家等各种力量影响下的变动逻辑，特别是发展水平较弱的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其养老结构变动进行总结时，不仅仅是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下的中国家庭结构变动以及养老模式进行描述，也可以与已有的研究进行比较，进一步丰富对中国家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变动的理解。

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牵涉了家庭关系、家庭养老、居住安排等大量的话题。本书将聚焦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非营利组织参与养老服务选择，之所以会选择以非营利组织参与养老实践为中心，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为了突出本研究为政策服务的取向。本研究的核心意义在于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供养老模式方面的经验支持，而人口老龄化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由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老年人口养老压力比较大，中国社会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必须得应对养老的各方面问题，而其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顾和生病期间的照料仍然是最为突出的养老问题。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养老模式选择的研究聚焦于新形势下的社会问题，其研究结果必然对政策的推行和深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聚焦于养老实践也是为了突出本研究的理论取向。家庭养老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家庭特征，其与传统的“孝道”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同时，又随着社会转型和发展多有变动。对养老组织参与养老的实践的研究将集中呈现中国家庭中传统力量和现代力量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家庭是怎样在延续着某些传统特性的同时，不断变动着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老龄化社会最先面临的就是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医疗服务等一系列问题。首先，人口老龄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老年人对日常生活照顾的诉求和需要；其次，与老年人生活相配套的养老场所、医疗卫生、文化休闲、体育健身设施等养老资源也迫切需要得到充分的供给和保障。人口老龄化使这些需求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更为激化，我国社会、政府和民众都深刻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感和迫切感，人口老龄化加快导致我国社会养老压力显著增加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从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趋势来看，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2015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占全球人口的8.5%，此比例还在不断加大。尽管目前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尚未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在未来的发展中，这些国家也会陆续面临全国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缺乏等问题。面对如此巨大的老龄化人口趋势，各国仅靠自己很难承担压力。此时，中国探索出的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共同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一体”养老服务模式，可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借鉴。从养老模式探索上，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市场化已经比较规范，探索出了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以及“机构+社区+居家”的地产养老模式，培养了一批养老机构管理运营人才，为我国养老模式走向世界带来了机遇。但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环境与社会文化与我国有所不同，如何与其他国家协同发展养老服务模式、培养出拥有国际输出能力的管理人才是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给我国政府和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加快建立健全、强大而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家庭+社会”养老结合的模式给广大老年群体的生活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由于我国目前的养老服务体系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实践经历还不够丰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家庭养老的依赖程度还会非常大。虽然我们也在努力探索一些新型的养老模式，如东部城市积极推广的“以家庭养老为核心、以社区服务为依托、以组织养老为补充”的新型城市养老模式，但是由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发展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西部内陆城市与东南沿海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十分明显，这一差距使得西部地区对养老服务的供给和支持力度欠缺，因而必须按照自身的特点寻找符合当地实际的养老模式之路。在这样的背景下，纯粹依赖政府或者是家庭养老都很难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养老需求。因此，我们必须积极探索新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策略，对传统的养老服务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充分调动各方资源，进而逐步构建起“多元福利”的格局，同时需要借鉴国外如何应对福利危机的做法，主要是突出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1.1.2　选题意义

本书的研究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对目前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供需失衡等现状进行分析，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1）理论意义。西方国家对于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开始较早，与其相关的理论的产生也较早。本书对中国非营利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和供给状况，对养老服务产业中的各个参与主体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界定，有利于丰富我国养老服务理论研究。

（2）现实意义。就目前而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快，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现象。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养老困境越发明显，老龄化问题愈加严峻和尖锐，成为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一道难题。养老服务是社会保障的一种，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存在政府失灵，不易引进市场机制，这时就需要引入非营利组织参与养老管理。非营利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形式是为了缓解政府和个人对养老的负担。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民生福祉。无论是为了解决养老目前存在的问题还是长期发展，非营利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对中国整体的社会保障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书基于目前“一带一路”背景下养老产业发展这一课题，研究我国养老组织养老服务能力拓展问题，具有积极而迫切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