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背景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明确将教育纳入服务贸易范畴，这份具有国际法规地位的文件确立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地位。教育服务贸易尤其是高等教育现已成为推动教育国际化的有效途径，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于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高全球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教育服务作为现代教育交流的一种形式，也正催生着教育属性的变化。目前，国际上已经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当作重要的投资和消费领域，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观念的支持下，一些国家甚至将扩大“教育出口”作为其贸易发展的战略。然而，中国的教育服务贸易与欧美国家相比差距过大，长期以来，中国是教育服务贸易的净进口国，教育服务贸易存在巨额逆差，这必须引起中国的重视。

高校作为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载体，是教育服务贸易的提供者，即出口方，中国教育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省份，西部地区相对较为落后。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倡议要创新合作模式，形成跨区域大合作格局。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互融有着更加广泛的空间。“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亚洲、欧洲国家的文化交流尤其是教育交流提供了历史性发展契机，是中国高校尤其是西部高校国际化的重要机遇。本书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立足于提升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在新的历史契机下寻求和拓展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空间，拓宽现有教育领域的合作，解决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目的

（1）找出制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发展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明确中国与沿线国家间发展教育服务贸易的重点。

（2）从理论和实践上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空间拓展的基本思路。

（3）总结和归纳中国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市场中的教育出口、教育进口方面的优劣势，结合中国在GATS中的具体承诺，探讨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4）在吸收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内陆地区尤其是西部省份拓展与沿线国家教育服务贸易空间的新方式。

（5）提出中国利用国内教育资源集聚区的优势及地缘优势来提升地区乃至国家的教育竞争力、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空间的具体措施。

（二）研究意义

（1）教育服务是GATS中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服务贸易研究是中国服务贸易研究内容的重要拓展。优质的教育服务是形成学校教育服务优势的核心，教育服务贸易研究是对中国教育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教育服务贸易研究可促进教育创新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对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增强中国国际教育服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比较落后，国际竞争力弱，进出口呈巨额逆差，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沿线国家创新合作模式、形成跨区域大合作格局，是中国突破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瓶颈”的重要机遇。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间大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期望与中国开展深层次合作，与这些国家开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有利于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增强中国国际教育服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服务贸易是中国软实力建设、大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现实需要。教育作为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要与沿线国家加强人才培养合作，发挥好教育沟通民心的独特优势。通过教育服务贸易可以吸引更多沿线国家的优秀学生来华深造，培养更多知华友华力量。教育服务贸易是中国丰富民间交往的主要渠道，通过教育进行国际化交流合作有利于积极推动公共外交，展示文明中国、进步中国、开放中国的良好形象，凝聚起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的强大力量。

（4）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空间关系到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竞争中，中国亟须改变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不足、发展落后的现状，通过系统化的探讨和研究，对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大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和高校的国际化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价值。

三、国内外研究动态

国家之间的教育交流古已有之，但将教育作为一种产品纳入贸易范畴则起步较晚。跨国界教育（以高等教育为主）在20世纪后半期越来越受商业动机所左右，大学和学院也逐渐开始区分本国学生和留学生，并从中寻求巨大的商业利益。1995年，教育被纳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之中。成为12种服务贸易之一。自此，关于教育服务贸易的研究在国际范围内展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出口贸易已成为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

（一）国外研究动态

1．GATS与教育服务贸易

早在1982年，GATT就提出了多边服务贸易应该纳入谈判的议题。1986年，服务贸易正式纳入GATT谈判内容。1995年，GATS正式实施，教育服务贸易进入WTO贸易谈判内容。国际上关于教育服务贸易与GATS的研究内容主要有：①对该问题的质疑，GATS受到质疑主要是关于教育服务的相关技术和法律问题（Knigh, 2002）；Pierre Sauve（2002）针对GATS关于教育服务贸易定义中的“非竞争”和“非商业活动”作出了清晰的定义。大家普遍对教育服务贸易自由化表示担忧，主要担心教育服务贸易自由化会威胁到政府对管理和追求社会政策目标的主权。②对该问题的支持，Kurt Larsen（2002）等指出GATS的序言认可政府管理和追求社会政策目标的权利，成员有权利选择作出承诺的部门和提供方式。支持者认为通过教育服务贸易可以使更多国际学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服务（Assessment&Institutional Research Office, 2004）；Ziguras（2003）认为教育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需要通过GATS制定有效的制度和规则来规范私人资本的进入。Knight（2006）认为双边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的规则应用到高等教育贸易领域，GATS有可能制定新的约束机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高等教育领域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Ortino（2016）指出，近年来，旨在实现自由化和促进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数量急剧增加。GATS代表了教育服务贸易领域的先驱，对解决服务贸易的区域和双边层面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性。Aik Hoe Lim（2017）认为国际贸易协定有助于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确保包容性和优质教育。

GATS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国际公约，具有纲领性意义。其内容包括原则与例外条件，对教育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存在）也进行了规范，这对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在GATS框架下，2002年，经合组织与美国教育部、美国商务部、国际教育质量保障中心、教育国际贸易委员会、世界银行及美国国会在华盛顿举办了世界范围内的首次“国际教育服务论坛”，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国际教育市场发展趋势与不同利益主体的看法、WTO关于教育服务谈判的最新进展、跨境提供教育与培训的质量保证和认证问题、中学后教育培训中电子学习的个案分析。2003年，在挪威召开了第二次“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论坛”，主要针对跨国教育学生的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进行了讨论，探讨了跨国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酝酿了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质量认证体系。自此，教育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研究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展。

2．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成果

从理论支持上来看，教育服务贸易主要源于高等教育国际化驱动力理论、自由市场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推拉理论、国家竞争理论等。其中，教育服务贸易的自由市场理论意味着当一国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低效时，受教育者有自由选择权来选择国外的优质教育服务，这样便形成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Ramond Saner和Sylvie（2003）分析了教育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壁垒，并提出了未来教育服务贸易谈判的构想。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共性表现为：拥有发达高等教育体系的国家为主要的教育服务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教育比较落后的地区为主要的教育服务进口国。学术界对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研究主要包括四大领域：①境外消费贸易的总体状况研究；②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有关国际教育市场化问题研究；③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及国际教育发展与合作方式研究；④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

国外研究成果中的一些主要观点有：Grant Harma（2004）以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新趋势来分析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出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利用政府政策促进对国外教育市场的开拓。Jack Fei Yang，Ching-MeiHsiao（2006）分析了亚洲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Kurt Larsen等（2002）指出教育服务贸易将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产业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Rui Yang（2008）通过对中西方高等教育体制的对比研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亟待建立完善高效的教育管理体系。K.Larsen，JP Martin，R.Morris（2013）主要利用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和经合组织国家高等教育外国学生数据提供的数据估计了教育服务国际市场的规模，并探讨了教育服务贸易的趋势和新出现的问题。

Chow和Shen（2006）通过实证方法分析了中国教育的需求状况，指出教育供给相对不足、难以弥补巨大的需求缺口，是造成中国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由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受GATS的约束，对GATS中教育服务贸易相关规则的解读，以及执行总协定中有关教育服务贸易条款将对各个国家教育服务贸易产生的重要影响是研究的基础（Zhou Mansheng, 2009）。教育服务贸易对世界各国来说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战略意义。在全球经济发展出现低迷时，教育服务先进的欧美国家针对国内教育资源相对过剩的现状，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加大奖学金力度等方法吸引留学生，并将海外分校计划提上日程（Raumond Saner, 2009；Sirat Morshidi, 2011；Mamta B.Chowdhury, 2012）。

根据经合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几年的数据，90%左右的留学生分布在欧洲、北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而留学生则大多来源于亚洲、非洲和中东欧的国家和地区。Robertson，Susan L.（2017）以政府和相关机构追求的教育贸易战略为例，探讨了调动时间——未来的多种方式。借鉴贸易文件、政府统计数据和相关报告，该文件指出了两个时间——未来的动态。第一个动态关注战略行动者想象未来的方式，并通过在教育贸易、经济增长和繁荣之间创造对等来实现合法化。第二个动态探讨了本轮全球和区域贸易谈判将未来作为政治资源进行殖民化的方式。Murat，Marina（2018）考察了经合组织国家拉丁美洲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对母国经济与母校国家之间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拉美学生对双边进出口均产生了强大、积极和显著的影响。Jorge Gonçalves，Carolina Guerreiro（2019）提出教育服务应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质量和效率，并加强教育过程。

（二）国内研究动态

中国学者对教育服务贸易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围绕教育服务贸易与GATS的关系展开，同期以各国教育服务贸易现状为主要研究内容。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教育服务贸易发展上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不强，是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进口国，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呈现出巨大的贸易逆差。主要原因是目前中国教育体制提供的高质量和个性化的教育服务相对未能完全满足庞大的教育市场，教育产业化程度低、发展滞后，国内教育供给不足（钱芳，2008；潘立，2011；李美娟，2012）；也有学者认为境外消费是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产生巨额逆差的主要原因（翁凌峻、孙莹，2009；王亚飞，2010；郭秀晶，2013a）。因此，提升中国教育战略地位、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刻不容缓，现阶段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要从发挥比较优势和成本优势、增强教育服务产品竞争力（卢永红，2011；李正维，2013；郭秀晶，2013b）、提高教育机构的品牌价值等方面来进行（史洁，2012；潘杰宁，2013，刘超，2013）。

主要的研究成果及观点包括：

（1）积极应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

王青逯（2003）认为教育服务应对WTO，需要适应教育国际化趋势，“跳出教育看教育”，把教育置于国际竞争和区域发展全局中，利用产业化运作方式为教育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积极实施“引进来”战略的同时，走出国门到国外去办学，推动中国教育走上世界教育舞台。陈爱娟等（2004）认为教育服务贸易在教育层次上已有延伸的趋势，以往以高等教育为主的留学市场，现在已发展到中学和小学，小留学生比例正在不断增加。面临教育国际化的挑战，政府应创立公平竞争的教育市场环境，制定公平的市场准入规则，建立科学的交易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质量评估制度，促进教育国际贸易的发展。俞培果和王大燕（2005）认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需要客观地认识高等教育国际化形势。马健（2016）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应以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为趋势，并保持与国际知名大学同步发展。伍宸和宋永华（2018）提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诉求下，高等教育国际化也必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一是要创新国际化办学理念，提升对国际化办学价值的认识高度；二是要将国际化的要素全维度地整合到中国大学办学全过程；三是要建立起国际化办学的质量评估与风险控制的体制机制。杨启光（2019）提出，高等教育的“全球参与”正在成为世界不同院校应对“全球化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挑战的重要战略选择。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时代使命进程中，中国高等教育应更具开放性，积极推进大学全球参与的发展战略。

（2）教育服务贸易的效应

靳希斌（2003）认为教育服务是教育产品，在教育市场上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和商贸价值，他认为中国应改革教育观念，树立起教育服务理念，通过开放教育贸易市场，不断加大教育服务贸易的输出量，充分发挥教育服务贸易的经济作用，推进中国教育服务市场化、贸易化和国际化进程。许国彬（2003）认为，作为WTO成员的中国，高等教育的运作必须按照WTO规则作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的教育市场的需要，遵守共同的“游戏新规则”。中国高等教育只有国际化，才能大量培养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各类型高素质人才。陈爱娟、弋敏（2006）指出大力发展教育服务贸易可以带来经济、政治及文化的利益，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优势形成了这一贸易形式下的垄断竞争市场。李佳原（2011）运用指标分析法验证了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教育进出口和经济增长存在相互协整关系，教育服务贸易不仅通过贸易来影响中国经济，还通过人力资本来促使经济增长。刘剑青、王小飞（2015）提出教育服务贸易成为检验中国教育对外治理水平和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王伟伟（2018）在其博士论文中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经济效应和文化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具有服务外交、促进教育交流合作与发展的作用，还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人文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学生国际交流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表现，不仅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促进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还能对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外商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人力资本和缓解就业等起到重要作用。

（3）教育服务贸易的方式

跨境交付方面，李廷玉（2003）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在网络教育中的应用，只是改变了学习的观念和方法，使高等教育的传播途径得到了质和量的飞跃，但无法覆盖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全部内涵。他提出应该借鉴全球最早实行远程教育的机构——英国开放大学，规范远程教育的市场运作，在创造世界最大的学习型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作用。远程开放教育在推进国际化与社会公正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许多发达国家院校正在寻求建立境外学生基地，在将课程与学习资源推向世界的同时，注重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发展中国家的远程开放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对发达国家的课程引入，那么课程的适应性问题和质量保证等问题就越来越凸出（李亚婉、张志军，2011）。国际远程教育的研究热点包括学习者、在线学习、教学设计及模型、远程医学教育等（何晓萍、江毅，2016）。侯玥、廖祥忠（2013）提出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地发展网络教育建设，将教育资源全面整合并通过网络向全球传播。美国等国家借教育的名义不断进行文化输出，“教育霸权”的倾向日益凸显。而中国的网络教育发展起步较晚，对网络教育的重视程度还比较欠缺，网络教育资源建设相对落后，面对西方教育的强烈冲击自身发展受到桎梏。

境外消费方面，高等教育跨境消费日益频繁，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提高跨境高等教育质量，加强国家和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证、鉴定和资格认证制度，使教育输出国和接收国在教育服务上进行更多的合作（陈剑琦，2004）。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的市场分布呈现出一种极不均衡的状态，形成国际留学生市场由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穆晓楠，2007）。留学生教育所产生的经济收益是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的重要部分，留学生教育促进了教育服务贸易，增加了中国经济总量，能够缩减中国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的巨大逆差（张民选等，2008）。从世界各国留学生人数的分布来看，各国教育贸易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发达国家相互之间或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服务出口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出口明显不足，国际留学生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单向流动特点，随之也就使巨额外汇从发展中国家流向了发达国家。中国留学经济属于严重“入超”阶段（刘平秀，2009），魏浩等（2010）运用比较优势指数，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分析了中国留学生教育服务出口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从而得出中国教育服务出口的国家竞争力较弱的研究结果。李宏、何穆彬（2012）认为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可分为三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有5个，如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等；二级指标有12个，如教育经费、科研能力、社会声誉、师资队伍、教育提供能力、家庭教育支出、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留学生奖励政策等；三级指标有4个，如师生比、毛入学率、教职工占比、研发费占GDP的比例等。来华留学生教育是近年来中国高校大力开展的教育项目之一，其在传播中国文化、扩大国际交流、提高中国高校在海外的知名度、加快中国高校国际化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制约中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国家政策调整相对滞后、教育体制需要进一步革新、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师资水平有待提高、缺乏宣传力度（关秋红，2017）。王艳（2017）提出中国留学教育出口的特点为：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来华留学生主要集中在周边发展中国家；学历生与非学历生之比不断缩小，随着学历生比例不断上升；来华留学生自费生居多，公费奖学金人数仍然占据一定比例；来华留学费用相对于世界教育发达国家较低，使得中国留学教育出口额小于进口额，处于逆差状态等；来华留学学科单一，具体为汉语、文学和中医等热门学科。出国留学生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进口国；进口专业多元化；出国留学生大多为自费生；出国留学高昂的费用，使得中国留学教育进口额高于出口额等。周金凯（2019）认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迅猛。中美两国作为关键参与方，对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有着重要贡献和影响力。然而，中国在对美国贸易总体保持顺差的同时，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持续出现逆差，并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运用逐步回归法对影响中国对美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关键因素加以确定后发现：科技、环境卫生、教育条件等因素与美国对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的关联度较高，是影响美国对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关键因素。

商业存在方面，中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格局逐步呈现出人才培养规模化、办学模式多元化、优质资源引进全球化等特点，同时面临着办学定位不清晰、学科专业设置重复率高、项目层次水平偏低、缺乏核心竞争力等方面的发展困境（郭强，2017）。中外合作办学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种形式，现已发展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日益加大，中东部地区起步早、发展快。西部地区在中外合作办学方面和全国相比，存在发展速度缓慢、办学层次低等不足，目前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的差距日益显著（郑慧娟等，2018）。“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国中外合作办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借此契机，中外合作办学可通过改革合作专业、创新合作模式和产教融合等方式，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化水平（胡娇阳，2018）。海外分校是跨国高等教育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海外分校的双重主体性，对教育输出国和教育输入国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教育输出国而言，海外分校的建立可以提升本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对于教育输入国而言，海外分校的建立有利于引进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提升本国的高等教育能力建设（张瑞芳，2017）。发展海外分校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在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竞争日趋激烈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战略选择，也是地方和高校寻求新突破的重要途径。海外分校可以实现增加经济收入、提高机构知名度、创造新的学术机会等目的（廖菁菁，2019）。

自然人流动方面，随着留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合作办学形式的日益多样化，中国聘请外国专家和教师的单位越来越多，各高校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外国教师的数量不断增加，专业领域日益扩大。自然人流动的进口表现为外籍教师的聘用，出口表现为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张燕，2007）。不断加大的国际教育交流和合作使越来越多的外籍教师加入中国优秀师资队伍中，教育国际化日益成为中国高等院校发展的趋势。但由于外籍教师自身的特殊性，在聘请和管理外籍教师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黄明珠，2017）。另外，中国在汉语推广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汉语“教师荒”，按照WTO的有关规定，对外语言推广属于语言教育服务出口项目，语言教育服务的出口将带动整个教育服务的出口，如图书出口、母语教师输送等。强势语言的语言等级考试制度已经成为一国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如英国的雅思、美国的托福和GRE等在全球掀起了一股巨大的语言文化产业浪潮，给英国和美国创造了巨额财富（宁继鸣，2006）。然而，当前中国培养的对外汉语教师数量缺口大，不足以满足国际上日渐增加的对外汉语教师需求量；已毕业的对外汉语教师，大多数精通汉语语言知识，而中华文化知识储备则相对薄弱（马铭英、张维娜，2018）。

（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主要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横跨亚非欧、覆盖沿线国家和地区、惠及全球的宏大发展构想，覆盖了全球超过60%的人口，占全球GDP和贸易的1/3以上。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黄金期也随之而来，针对教育开放，教育服务贸易方面的研究成果随之增加。

在高等教育领域，程伟华（2017）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趋势，提出打造来华留学国际品牌的政策建议。陈飞宇（2018）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统计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教育服务贸易额、孔子学院数量、人均收入及奖学金生比例对中国高等教育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中国对沿线各区域的教育出口水平不均衡。周永源、张国军（2018）认为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和境外办学是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发展特点来看，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步入质量提升阶段并初具规模，布局趋向合理，境外办学发展态势逐步增强。但面临的发展困境主要是教育公益性和营利性的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专业分布相对集中、教学质量评估体系不健全、办学质量有待提高、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应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契机推进境外办学，促进健康均衡发展，引导高校积极参与，健全质量保障体系和政策法规体系。张瑞冬（2018）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成新增长点、在华实习就业政策取得了新突破。但是，仍面临留学教育服务贸易赤字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国际竞争力弱、高层次人才归国率低等新问题。为此，亟须从完善留学教育服务政策体系、加强留学教育服务贸易战略部署、提升留学教育服务质量等方面采取新举措，吸引高端人才归国发展和来华留学，不断推进中国留学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健康持续发展。

在职业教育领域，瞿振元（2015）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资源充沛、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开发，对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来说形成了供需十分旺盛的教育服务市场。龙德毅（2015）的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必然深刻地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发展，因为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反应最为灵敏的一类教育。为“一带一路”培养技能型人才，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是促进双方劳动者技能提升以及加强双方合作的最佳切入点（海力古丽·尼牙孜等，2013）。李颖科（2013）、王继平（2016）主要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全面加快欧亚丝路经济合作发展的“动员令”，发展职业教育是激发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政策取向，为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是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责任。他们强调职业教育发展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积极拓展中外合作办学，不断拓展合作空间，促进欧亚教育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唐现文、吉文林（2019）认为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已经进入新时期，需要明确亟待解决的问题、充分认识主要发展趋势、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李梓萁（2019）提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下，高职院校要培养出国际化人才，除自身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外，国家级示范院校也要引领和带动地方院校更多关注国际交流与合作，一同推进“一带一路”教育的共同繁荣，以培养出更多高职院校中知华友华、学有所成的国际化人才。

冯宝晶（2016）提出要秉持“平等合作”“开放包容”“创新共享”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理念，坚持适应国际规则与制定新规则相结合、文化输出与文化输入相结合、国际化人才培养与引进相结合，形成“以职业教育理念为先导，以职业技术人才培养为核心”的职业教育一体化建设。蓝洁、唐锡海（2018）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产能合作需要职业教育提供技术技能人才的支撑，职业教育在服务国家、产业、企业各个层面的产能合作上已进行了前期的行动探索。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秘书长加多特（2015），刘占山（2015）等主要从具体合作方式方面进行探讨，认为职业教育合作需要企业的深度参与，将产业合作相关布局、项目作为合作办学的着力点和方向，才能培养出适应“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各国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另外，职业院校还应“走出去”到国（境）外办学，特别是要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合作在国（境）外举办职业教育机构，培养符合中国企业海外经营需求的本土化人才。李欢、林克松（2018）认为“一带一路”的有序推进迫切要求高职院校“走出去”，协同境外企业就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高职院校“走出去”是政府、企业以及院校自身三个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网状治理结构。尚涛、殷正阳（2018）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12个服务贸易部门的比较优势及其动态演进。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水平较高，尤其是在知识产权、金融、保险等资本与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表现更为明显，一些在特定服务贸易部门显示出较高的比较优势与专业化分工指数，形成“一带一路”地区初步的服务分工与专业化格局。高职教育“走出去”是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和深化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中国高职院校大胆探索“走出去”模式，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内容和重要举措。中国需要强化与企业“捆绑”发展的协同意识，学校要主动与“走出去”企业合作，共同制订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中企境外公司的人才输出订单培养计划，开展输出海外的人才培养，将校企协同育人上升到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新局面。

虽然近年来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已有较大发展，国外来华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加上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和加快了中国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增强了中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但仍然存在四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中国教育进口规模过大与市场过于集中和中国教育出口竞争力弱与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获益极小的问题。二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中亚国家存在相互理解不足、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交流较少的问题。三是中国教育服务贸易过于集中在北美洲、大洋洲和部分欧洲国家，与中东欧国家、中亚国家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规模极小的不平衡问题。四是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模式的创新问题和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与国家软实力提升之间的协同问题。

要解决上述主要问题，需要在竞争激烈的国际教育市场拓展中国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空间。文献检索与分析表明，目前涉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服务贸易的研究不多，“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已经意识到加强同沿线国家的教育、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内容之一，教育服务贸易已然成为很多国家抢占国际教育市场和猎取优秀人才的重要法宝。发达国家已经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当作重要的投资和消费领域，教育服务贸易现已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有效途径，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于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高全球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更注重教育的公益性，事实证明，增加教育的“经济性”，反而更能发挥教育资源的优势和潜能。因此，拓展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空间应该且必须是中国坚持的事业，其将有力地促进教育国际化交流，强有力地推动教育体制的完善，使中国的教育得到更快的发展。针对相关问题，如中国与中亚国家、中东欧国家交流相对较少，尚存在认识不足、理解不够等问题，与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领域的合作明显滞后，而在教育、科技、媒体、出版、学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还远不到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中东欧、东南亚国家的教育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本书正是基于改变中国国际教育市场狭小、创新国际教育服务发展模式、探索提升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新方式等方面，通过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教育服务贸易空间，以期解决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

四、概念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教育服务贸易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定义，虽然不同学者的表述不完全一样，但教育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类别，受WTO规则的约束已经达成了共识。在GATS的框架下，教育服务可作为商品进行交易，表现在实践中即以留学生为主要标志并兼有教育产品或教育物资进口与出口的服务贸易，具体有四种模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又由于教育与国家主权相联系，GATS对具体细分的初等教育服务、中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服务、成人教育服务和其他教育服务进行了较为灵活的规定，赋予成员方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有关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服务允许成员方协商决定，而原则上要求相互开放高等教育市场。由于高等教育服务现已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有效途径，很多国家已将其作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来推进。因此，本书所指的教育服务贸易主要是指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1）跨境交付（Cross-border Supply），是指一个成员方在其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的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如通过网络教育、函授教育等形式提供教育服务。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主要表现为以远程教育为形式的跨境交付模式，在WTO框架下主要是从一成员方境内向来自另一个世贸组织成员方的教育消费者提供远程教育课程与教育培训服务。通过网络提供远程服务的跨境交付模式发展速度较快，成为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形式，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明显。此种模式的特点是高等教育提供者与接受者分别处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域，但是二者无须跨越空间上的距离，而通过互联网技术或是其他媒体接受国外的教育，并最终获得外国大学的文凭，且缴纳学费的时候在国内可以通过银行或邮局汇款，而不必亲自到国外缴费。

（2）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是指服务的提供者在一成员方境内向来自另一成员方的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如出国留学和培训。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主要表现为以国际互派留学生教育为形式的境外消费模式，一国人员到另一国的学校或科研机构留学、进修与学术访问等都属于此范围。这种教育服务简单、风险小，在GATS中也是承诺开放最多的。境外消费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可以加强高水平知识的交流，而且可以带来巨大的教育服务贸易收入，被很多国家采纳，是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最主要的模式。

（3）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是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另一成员方境内设立商业机构或专业机构，如在其他成员方境内设立办学机构或合作办学。其特点是服务者跨越国界与对外直接投资联系在一起，主要表现为海外分校与合作办学。海外分校是指在东道国有实体校园和建筑，采取面授教学，有超过一门学科的课程以及完成整个学位教育的能力，提供母校学位证书，由来源国高校独立运营或与东道国高校及机构联合运营、受东道国管制最严的办学机构。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是指外国教育机构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外合作办学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国家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教育主权；另一方面是因为发展海外分校的教育资源还不够成熟。商业存在是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四种模式中发展最迅速的一种。

（4）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是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的身份进入另一成员方的境内提供服务，如一成员方的教师赴另一成员方境内的教育机构任教。具体为教育服务提供者由一个世贸组织成员方境内进入另一个世贸组织成员方境内提供教育服务，其特点是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身份进入并暂时居住在服务消费国。主要表现为国家间相互聘任教师，通常为教师、研究者在国外进行短期的教学和研发工作。自然人流动由于对人员知识水平和身份地位要求比较严格，其发展规模较小，商业意义不明显。在自然人流动上，发达国家一般都是向发展中国家派遣，很少接受发展中国家自然人的流动。即便是发展中国家有丰富的劳动力，发达国家也会选择商业存在的方式运用发展中国家的优势资源，很少引进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此外，在自然人流动上，发达国家还对发展中国家设置了壁垒，如对准入的自然人类型的限制、对准入自然人规模的限制、对准入的自然人停留期限的限制、对准入的自然人所需满足的资格条件的限制、经济需求测试壁垒限制等。在自然人流动模式上发达国家较发展中国家更成熟，自然人流动模式是四种模式中发展最缓慢的一种。

五、研究思路

教育服务贸易是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服务贸易逐渐步入高速发展时期，尤其是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已经发展为一个较为成熟且前景光明的新兴发展领域。从全球市场来看，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存在严重不平衡的现象，教育的主要出口国为发达国家，教育的主要进口国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国际教育市场的最大消费者，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不明显，存在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巨大、国内教育区域供给不平衡、教育经济效益较低、国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拓展与沿线国家的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空间是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方向。基于此，本课题在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瓶颈”的情况下，从“一带一路”视角出发，探索解决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方式和对策。本书主要从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政策与历程、教育服务进出口情况和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实现路径与对策三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为教育服务贸易的总体概况，首先对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理论及观点进行了梳理，其次对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概况进行了分析，从历史的角度对教育服务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演变及特点进行分析和总结，并基于WTO框架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承诺以来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行了剖析，因而实现了对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全方位和客观了解。第二部分围绕教育服务进出口及国际竞争力展开研究，主要从教育服务进出口现状、市场分布、结构、效应等角度进行分析，并对中国与主要国家的教育服务贸易从政策、市场、价格、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比较，从而有效把握中国教育服务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情况、影响因素和具体优势。第三部分是基于“一带一路”背景探索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实现方式和路径，主要从博弈论视角分析教育服务贸易支持者及行为、教育开放进程中的自贸区与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内陆地区尤其是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高等教育跨区域合作构想、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协同“走出去”模式构建与推进策略、“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新思路、“一带一路”背景下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措施与建议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

本书的技术路线如图1-1所示。

六、研究内容

第一章：导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思路、研究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并对教育服务贸易及其四种提供方式进行了界定。

第二章：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理论与观点。本章主要对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理论及其对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支撑观点进行了梳理，为全书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依据。主要理论包括高等教育国际化驱动力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推拉理论、国家竞争理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第三章：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概况。本章首先对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特殊性进行了分析，其次对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把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分为四个历史阶段，最后对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教育服务贸易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困境，为全书研究的展开作了铺垫。

第四章：中国教育服务贸易政策演变与发展。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与一国的教育政策紧密相关。本章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的教育服务贸易政策与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从政策特点、制度变化及产生的效应等方面进行分析，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的教育开放及服务政策呈现出较大变化和差异。

第五章：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承诺与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在加入WTO后发展十分迅速，这与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及市场的不断开放有关，两者互相促进，对增强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竞争力，甚至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良性健康稳定发展均具有重大的意义。WTO-GATS是一项多边的、可依法实施的、管理国际服务贸易的协议，本章主要分析了中国加入WTO时作出的主要承诺，并对承诺的实施情况及影响进行了分析。

第六章：博弈论下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空间拓展。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必须要有极富竞争力的教育提供者和教育产品。政府和市场是教育服务的支持者，也是教育服务产品的供给者，当教育支持者将教育当作经济行为来考察时，教育的收益就体现为经济收益与非经济收益，这种收益便成为教育支持者博弈的动机。本章通过对博弈动机、过程与结果的分析，提出博弈最终拓展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市场空间，中国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利用国内教育资源优势，面向国际教育市场招生，为全球提供教育服务。

第七章：中国教育服务进口分析。中国的高等教育服务进口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本章主要对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进口进行了系统化分析，主要针对中国教育服务进口现状、中国教育服务进口结构和教育服务进口的负面效应进行研究，提出教育进口加大了教育服务贸易的逆差，引致人才流失，留学生安全隐患频发。

第八章：中国教育服务出口分析。教育服务出口是中国教育服务开放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主要对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进行了系统化分析，主要针对中国教育服务出口现状、中国教育服务出口结构和中国教育服务出口竞争环境进行分析，为了解和把握中国的教育服务出口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第九章：中国与主要国家教育服务出口比较分析。将教育服务贸易与主要国家的教育服务出口进行比较，一方面可以找出中国的优势，另一方面可以发现中国的不足之处，对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长期、有序、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章主要从主要国家出口政策、出口市场分布、服务出口价格、交易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比较。

第十章：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前景分析。本章主要针对处于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困境的中国，在全面提高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过程中，客观分析了教育服务出口竞争力不足的原因及影响因素，并基于“一带一路”背景对中国教育服务贸易优势与前景进行了分析。

第十一章：教育开放进程中的自贸区与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自贸区建设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探索产业开放发展路径，通过自贸区探索发展教育服务贸易的方式方法。本章分析了自贸区建设给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带来的机遇，对自贸区发展教育服务贸易的国内外经验进行了介绍，并对内陆自贸区发展教育贸易进行了启示性分析。

第十二章：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高等教育跨区域合作构想。中国高等教育“东高西低”，区域发展很不平衡，教育服务贸易国内差距大，提高西北五省区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解决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教育服务贸易的巨大逆差问题。本章分析了西北五省区与中亚国家高等教育跨区域发展的结合点，对西北五省区与中亚国家高等教育跨区域发展的基础进行了分析，并对跨区域的发展重点进行了研究。

第十三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南南”型教育服务贸易发展与合作构想。随着“一带一路”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持续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量逐步扩张，对适应未来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要求也越来越大。“南南”型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章主要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南南”型教育服务贸易发展与合作的特点、“南南”型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南南”型教育服务贸易发展与合作方式进行研究。

第十四章：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协同“走出去”模式构建与推进策略。在教育服务贸易面临困境的情况下，除了增强高等教育出口，职业教育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教育开放背景下，科学构建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协同“走出去”模式较为必要。本章从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走出去”的困境与出路、模式构建与推进机制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职业教育作为直接为社会经济提供支撑力量的一种教育类型，应主动承担使命，积极参与和服务国家战略。

第十五章：中国与中亚国家职业教育服务贸易协同发展新思路——以陕西省为例。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发展职业教育服务贸易，对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章以陕西省为例，从新契机、新基础、新方式、新动向方面分析了陕西省在人文、地理、教育等方面与中亚国家对接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发展服务贸易的新思路。

第十六章：“一带一路”背景下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措施与建议。本章主要从完善教育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构建政府与社会资金参与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模式，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促进合作办学和境外办学、构建“进”“出”相宜的教育服务贸易市场体系和加强内外双重质量保障体系，培育教育服务国际品牌五个方面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教育服务贸易进行了研究，指出与沿线国家在留学贸易、合作办学、文化教育平台等领域形成深层次的合作，可以加强沿线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理解，实现民心互通，构建沿线国家交往的纽带。

七、拟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本书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教育贸易的发展研究为内容，课题研究的重点在于中国尤其是内陆地区高校如何突破现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模式，开拓国际教育市场，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供政策建议。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如何定位教育服务贸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贡献与收益是需要突破的主要难题。由于教育发展的特殊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教育服务贸易应注重教育的公益性还是经济性，分歧较大。有学者担心，将教育纳入服务贸易，赋予其更多的经济内涵，将损害教育公益性原则和受教育者权益；也有学者提出，在当前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巨大的情况下，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开拓沿线国家市场，将有利于改善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现状、提升教育服务贸易水平与层次。

（2）研究过程中部分数据的不可获得性。由于教育服务贸易属于无形贸易，现有的数据存在不连续性和不准确性等特点，针对部分数据的不可获得性，可以通过调查问卷、访谈等方式获取资料。因此，现有数据及获取的资料整理是研究中要突破的方面。

（3）教育服务贸易在发展过程中不应仅仅停留在表面的交流上，而应更深入地利用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全球化、创新型和高素质的人才，关于教育服务贸易在发展模式上如何创新，是本研究需突破并重点研究的问题。

八、研究方法

（1）国外文献研究和文献检索相结合。对国外尤其是教育发达国家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现状、运行机制、发展模式进行系统分析，了解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教育服务贸易发展中的特点及与中国国内相比存在的差异。

（2）理论研究与案例研究相结合，并适当突出案例研究。案例研究采用收集数据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选择陕西省的“985”“211”工程大学2所，重点大学6所，普通本科院校10所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调查与访谈，收集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有关的数据和资料，作为原始材料。

（3）模式比较研究。通过与发达国家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横向比较，分析国际教育服务发展中的成功经验，为中国高校尤其是内陆地区高校开拓中亚国家教育市场提供借鉴。

（4）实证分析研究。利用调查数据及所收集的数据（数据来源于OECD、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深入分析教育对区域经济的贡献与收益。

九、本书的创新之处

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包括：

（1）研究视角的创新。在当前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快速发展但又面临国际竞争力不足的现状下，本书从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历史发展和演变出发，对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并基于“一带一路”背景对新时代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优势、发展方向、发展重点等进行分析，为解决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供了思路与支撑。

（2）研究观点的创新。一方面，本书提出在当前中国全面开放的背景下，教育服务本质上面临的是来自国内外的双重竞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必须要在国际市场上培育核心竞争优势。首先要从观念意识上重视和正视教育的经济属性，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出承诺时就意味着中国承认教育的经济属性，但受中国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教育的经济属性实质上是被忽视和弱化的。其次，在全面开放及参与国际市场越来越深入的今天，中国需要充分认识当前受市场驱动的高等教育与培训市场的基本特点，深化国内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国际影响力，在做强自己的同时，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采取更加灵活的学费制度，为来华留学生提供入境、居住等便利条件，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优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优势，鼓励国际知名大学与中国的重点大学合资或合作开办国际系、院、校，吸引更多的中国学生直接接受国际优质教育，实现教育服务贸易由赤字国转变为盈余国。

另一方面，参与教育服务贸易的机构和科研院校要充分把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各种机遇，充分利用国内政策，积极开拓国外市场。第一，应积极深化自贸区教育服务贸易政策改革和试验，积累经验，将一批可复制的经验及时予以推广；还可利用自贸区的政策优势加大同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达成高标准合作。第二，在教育服务贸易的整体推进中，为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整体发展，应重视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和交流，将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走出去”相结合，通过实行捆绑式发展促进教育和企业的协同发展。第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还应根据国内教育供给情况采用分层次、分区域、递进式的发展方式。如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西北地区在地理位置和文化风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可重点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尤其是中亚国家发展教育服务贸易。在向南开放的过程中，西南地区可利用其优势重点开拓东南亚市场，实行教育服务贸易的跨区域合作与发展。国内教育服务先进的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地区在进一步提升全球教育影响力的情况下，努力拓展境外办学，积极培育高质量、高标准、示范性项目，对内陆地区高校形成示范与拉动效应，共同促进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繁荣发展。

（3）研究框架的创新。本书主要从基础理论、发展历程和现状研究开始，对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基本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解析，接着对教育服务贸易进行深入研究，主要从进口、出口、贸易竞争力、国内外比较方面深入阐述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及竞争力表现，并对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优势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最后基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和“一带一路”背景，对教育服务贸易的全面发展路径进行研究，从自贸区、跨区域合作、与行业企业协同发展等角度提供思路，从而提出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具体对策。全书从内在逻辑上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教育服务贸易的基础研究；第二部分为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深入分析和研究；第三部分为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路径和对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