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改革开放前的“均衡布局”战略与民族地区的经济跨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宏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的均衡布局战略到改革开放后的非均衡布局战略再到“九五”计划的协调发展战略和“十五”计划以来的西部大开发战略(11)的转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采取的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基本上是加速发展。这种战略以实现工业总产值的最快增长为目标，旨在通过工业的调整增长，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从而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在产业布局上主要采取均衡布局战略，强调内地与沿海均衡发展，国家投资重点指向中西部不发达地区。

1.2.1　第一阶段：1949—1957年

从全国来看，在三年恢复时期，国家提出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生产力不平衡状况，将一部分工厂迁移到接近原材料的地区，工业建设重点首先是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其次是华东与华北地区。“一五”时期，国家开始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大规模基本建设，主要进行了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和694个（投资限额在1000万元以上）限额以上国内自行设计建设的重点工程。随着“一五”时期大批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和工业产业移向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民族地区的工业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了长足发展，国民经济也得到全面的发展（见表1-2）。

表1-2　1952—1957年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资料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1.2.2　第二阶段：1958—1965年

这一时期，除西藏和云南边疆外，多数民族地区完成了社会制度改革的任务，开始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二五”计划对西部的部署是积极进行西南、西北和三门峡周围等地区以钢铁工业和大型水电站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的建设；继续进行新疆地区的石油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加强西藏地区的地质工作等。然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打乱了原定计划。各地区不管有无资源条件，掀起了以“全民办钢铁”为特征的工业热，大中小项目遍地开花，力求工业自成体系。在1963—1965年的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大部分布局不当的中小企业被关、停、并、转。整个“二五”时期和三年调整时期，也是西部建设相对较快的一个时期。“二五”时期，西部投资在全国的比重比“一五”时期上升了2.4个百分点，三年调整时期又比“二五”时期上升了3.1个百分点，尤其是西南地区投资比重逐步提高，并在三年调整时期超过西北。这一阶段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如表1-3所示。

表1-3　1958—1965年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续表

资料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1.2.3　第三阶段：1966—1977年

这一阶段包括“三五”“四五”“五五”时期。鉴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对备战的需要，国家采取了两项重大的地区发展战略决策，即突击进行三线建设，实施战略转移和进一步强调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从而形成了我国工业建设在地区上的一次空前规模的西移。“三五”时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970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占26.9%，中部地区占29.8%，西部地区占34.9%，三线地区占52.7%。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是西南，投资比重占全国的20.93%，超过西北8.72个百分点。这一时期，修筑了连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干线；建设了攀枝花、酒泉、重庆、贵阳、德阳等一大批重要工业基地，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包括云贵川三省在内的基本完整的机械工业体系。“四五”时期，在继续建设大西南的同时，一批重点项目转向“三西”（豫西、鄂西、湘西）地区，内地投资份额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53.5%，其中三线地区占41.1%。其间，国家提出要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政、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要将内地建设成为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内地工业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业企业布点要“靠山、分散、隐藏”，有的要“进洞”。这一时期，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些尚缺乏现代文明的地区，很快形成了一批专门化率高、外辐射能力强的重化工业，特别是四川、陕西的国防科工系统的总规模跃居到了全国一二位，构成了民族地区以重工业为主的现代工业基本框架。

“四五”后期和“五五”时期，国家经济建设布局的战略重点开始转向东部沿海地区，大型重点建设项目主要配置于东部地带，但西部仍然布置了一些建设项目，比如内蒙古火电站，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云南昭通、宁夏银川和新疆乌鲁木齐的化肥厂等。这一阶段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如表1-4所示。

表1-4　1966—1977年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资料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前的均衡布局战略，使民族地区在非常落后的基础上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尤其“三五”“四五”时期的三线建设，使广大三线地区基本上建成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交通、煤炭、电力、冶金工业为基础，机械、电子、化工为先导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优化了我国工业布局，促进了均衡发展以及缩小了地区差距。但是，均衡布局战略大大影响了东部地区原有经济技术存量优势的充分利用和发挥。另外，采取行政性的空间转移支付，人为制造“增长极”，大量的生产要素向内地、边远地区转移，虽然使边远、落后、经济环境极差的地区获得了大量的国民收入转移支付，但形成的却是效率低下的经济群落，难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公平偏好的代价是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