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产业集群发展阶段及动力研究

现有的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集群的概念、分类、竞争优势的来源和集群内知识扩散等方面，少量涉及产业集群进化动力的研究，是因为个案的微观分析限制了它的普遍意义和实践价值（高华，2010）。

Swann（1998）等比较了不同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发现产业优势、新企业进入、企业孵化增长等内部动力因素与本地气候、经济环境、外部市场竞争、政府政策等外源动力因素是相互关联的，它们的非线性关系是推动集群发展的关键力量；Saxenian（1996）通过对硅谷和128公路的对比研究则强调了分工、竞争和企业文化对产业集群成长的重要性。

Pouder和St. John（2004）提出集群演进的3个阶段：形成阶段、收敛阶段和重新定位阶段。这使得对集群的研究也逐步从静态向动态转变；Weick提出组织成员与环境相互作用影响，因此环境可以同时被视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Tan和Tan（2004）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企业战略与环境共同演变的过程，并提出转型经济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的条件，为该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严北战（2010）认为动力是指驱动群链形成和发展的一切有利因素，并将群链动力机制分为内部动力机制和外部动力机制。推动群链升级的根本力量源于群链及其企业本身，表现为群链租金、分工合作、知识共享、外部经济、规模经济、技术创新等。群链租金是群链高级化的基本动力。外部动力主要来源于外部环境提供的外部生存与发展环境，包括政府推动、市场竞争、市场需求、区域文化和传统技术等。

魏守华（2002）认为产业集群发展动力主要是驱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并认为集群发生阶段的主导动力是地域分工和外部经济，发展阶段的主导动力是社会资本优势和竞争合作效率，成熟阶段的主导动力是集群内部的知识与技术创新、高等级生产要素的合作效率。隋广军等（2004）构建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演化的7种动力因素函数。刘恒江（2004）认为，产业集群生成阶段的动力因素主要是区位因素，发展阶段的动力因素主要是集聚经济和创新网络。刘力和程华强（2006）构建了由区域指向、集聚经济、创新网络和锁定效应4个变量共同作用的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演化的动力机制模型，得出产业集群产生阶段的动力机制主要是区域指向，如要素价格、运输成本与市场条件；成长阶段的动力机制是集聚经济，如规模报酬递增、交易成本节约与企业协同效应；成熟阶段的动力机制是创新网络作用下的知识外溢、集体学习与内部竞争压力等。

吴秋明等（2005）在对福州青口汽车产业集群形成机理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大企业（台湾中华汽车）项目带动是这一类型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动力。朱华友（2007）研究了集群形成中的动力，指出集群形成的形式有跨国公司转移带动集群形成、龙头企业迁移带动集群形成、制造业中生产外包产业集群形成、工业园区的建立带动集群形成。段倩倩等（2007）认为文化在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根源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深层次的学习型创新文化是产业集群发展和提升生生不息的源泉，是企业提升竞争力不可或缺的一环；另一方面，文化是产业集群成长过程中源源不断的动力。

陆立军（2006）认为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发展，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是一个由竞争合作协同机制驱动的协同演化结构与过程；杨奇星（2008）认为专业市场通过需求集聚效应带动了产业集群的兴起，是集群形成的主要推动力量；高华（2010）认为产业集群是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提出产业集群演化的动力来自系统内部的两种相互作用因素：竞争和协同，并认为竞争是系统演化的最活跃的动力；赵骅（2009）认为技术创新是集群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并强调了龙头企业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胡娜（2010）在研究现代服务业集群形成的原因与条件时认为，市场需求是推动集群发展的重要动力。

集群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复杂和受多因素影响的过程，其中集聚经济、网络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等被认为是推动集群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Scott（1993）认为最具有发展动力的产业集群通常需要集体制度安排以及科研资源支持以克服市场失效，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Porter（1998）认为产业集群发展来源于创新及持续竞争；Menzel Max-Peter（2010）认为集群的产生、成长、衰退和重建取决于企业的技术异质性，集群内部的相互学习将导致技术融合，集群向外部的学习将产生技术分歧；胡娜（2010）在研究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原因与条件时认为，与制造业集群相比，现代服务业集群高度依赖于城市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并更重视区域环境和人才集聚等基础条件和外部知识信息利用等要素；王国新（2009）从集群之间的关系的角度研究了集群发展，发现除了人力资本之外，集群的要素禀赋和集群间的关系类型对集群的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周娟（2011）在研究世界最著名的ICT集群之一——Kista科学城的发展历史后提出其对中国科技产业园区建设的借鉴意义，即专业化选择性集群、重视产业环境的完善、建立在共识与制衡的治理基础上。

另外，日本文部省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从创新角度把集群的形成分为3个阶段，即基础创建期、形成期、成长稳定期。其中，基础创建期的成功因素有30分钟内可到达的核心区、区内的危机意识（地区文化、制度等方面）、产业与区内资源的关联性、核心企业的存在、吸引世界级优秀人才的生活环境等；形成期的成功因素有世界级的研发能力，产学官的联系，较高的人才流动性，风险企业、大企业、大学之间的联系，具备联系、协调和支援机构等；成长稳定期的成功因素有与其他集群的融合、集群知名度的提升、全球化的市场扩张等。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提及培植带动产业集群发展的大企业（也称为龙头企业或核心企业）的作用。集群大企业是指集群中的龙头企业、核心企业或关键性企业，在集群形成、发展、成熟和衰退的演化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一般规模较大、技术梯度较高、资源整合能力与技术吸收能力较强，处于产业链的核心位置，起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和协作的作用，是产业集群的“领头羊”。

对于制造型集群而言，大企业通过将非核心生产制造部分和辅助生产部分（包括包装、运输、仓储、信息、培训、咨询、贸易、中介服务等）衍生出去，把企业内部分工协作关系外部化，这种关系能够有效地传递和扩散隐含经验类知识，新观念、新技术、新知识比较容易在集群内部相互扩散，从而使企业间的网络化联系可以形成知识的“溢出效应”（Sorenson, 2003）。主导企业同传统的纵向一体化企业也有很大的区别，在纵向一体化企业中，不同企业之间通过产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主导企业与其他中小企业合作常常不是以产权为基础，它们之间的网络相对于以产权形成的网络来说还是非常松散的，从而保证了企业集群内的竞争活力。同时，主导企业具有较强的对外扩张能力和多元化的对外交流渠道，具有利用位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境外企业或集群的溢出知识来提高自身竞争力的能力，最终推动本土集群向全球价值链的更高端发展。

一般来说，集群中主导企业包含本地成长起来的具有一定扩张能力的大企业和根植于本地的跨国公司的分公司。产业集群是主导企业技术和知识扩散的一种产物。可见，主导企业在产业集群的知识转移和知识创造过程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

对国内部分企业集群调研表明龙头企业逐渐成为企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主体，龙头企业主导型集群是企业集群的重要形式。吴秋明等（2010）在对福州青口汽车产业集群形成机理的实证研究中认为，当某一拥有产品核心技术的企业（称之为核心企业或龙头企业）在某一地理区域建立时，由于其本身规模较大，必然会吸引配套生产厂家以及经销商在该区域集中，从而初步形成产业集群。赵骅（2008）认为，企业主导型集群强调龙头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龙头企业之间合作创新有利于减少资源浪费，可更好地发挥集群规模经济优势，对企业集群的创新成长和持续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在农产品产业集群的发展中，龙头企业带动模式起着关键作用。

陈是来（2007）研究了乳业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带动模式，即以乳业龙头企业为核心，大型乳品加工企业带动基地，基地带动种植、养殖户的联动模式，即由“公司+基地+农户”组成，以乳品加工运销企业为“龙头”，实行乳品供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形成龙头连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专业化、商品化、规范化生产经营格局。龙头企业外连国内外市场，内连农户生产经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乔朋华等（2010）在研究农业大省黑龙江的农业产业化进程时强调了以北大荒集团、九三油脂等一大批龙头企业对集群形成发展及经济发展的作用。

慕东等（2005）在研究自贡新材料产业园区时认为，产业龙头企业少、规模不大、带动力不强是园区发展的主要不足；夏华丽等（2008）在醴陵陶瓷产业集群内也发现类似的情况；吴明圣等（2009）在研究南通纺织集群时认为，具有雄厚设计裁剪力量以及品牌和客户资源的核心企业具备了在垂直整合中成为带动纺织产业链关键节点的条件，也具备了在网络整合中作为中小型加工企业网络中心的条件；陈广玉等（2010）提出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核心企业也是集聚区的重要职能，龙头企业具有示范效应，会不断吸引新的资金入场，大幅增加产业集群内企业的整体规模和数量。龙头企业的外溢效应也会促进大量相关企业的诞生，不断拓展和延伸产业链。龙头企业的标杆效应，会促使其他企业奋力创新赶超，提升整体产业技术水平。王伟光等（2011）发现大企业主导是铁西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内企业规模结构最为显著的特点。

项后军（2008）从核心企业的视角出发，对产业集群有助于群内企业创新这一现象进行了重新研究，随着集群的发展与演进，集群中逐渐出现了少数市场占有率、发展速度、经济效益以及创新能力等远远超过其他集群企业且对整个集群发展具有很大的支配能力和影响力的核心企业，对整个行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周娟（2011）在研究Kista科学城发展进程中发现，两个大公司爱立信下属的电子制造公司SRAR和RIFA，以及IBM的下属分公司的迁入示范与带动对于Kista的规模集聚起到了关键作用。

王安民（2010）提出了创新型人力资本在产业集群创新系统中的五条增值路径：主导产业企业的聚集效应产生的路径；主导产业企业和上下游关联企业的集聚效应产生的路径；主导产业企业和竞争企业的聚集效应产生的路径；集群内企业与供应商、客户的聚集效应产生的路径；集群内核心要素与支撑要素的协同效应产生的路径。

总之，现有研究观点都认为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动力是有区别的，即动力研究一般与集群发展阶段有关。由此可以推断，不同动力机制则反映了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及不同特征。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集群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基本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一般“量”意义上的集群发展，即集群基本功能的健全、规模扩大、企业数量增多、辐射能力增强等；二是“质”意义上的集群发展，主要涉及集群网络化程度的影响、集群产业链的完整、集群企业的升级和竞争力的增强等。集群发展的“量”和“质”也是相关的，通常有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没有量变作为基础，集群发展的质变也是空中楼阁。通常来讲，一般研究者并未刻意区分这两种发展，只是根据自身的研究重点来选择对集群发展内涵的解释，而且选择的集群发展内涵往往综合了这两方面的特征。因此，本研究的集群发展也包括了这两方面的内涵。另外，集群发展存在的阶段性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虽然具体的分类方式不同，但基本都存在着从形成（出现）、成长（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