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外部性理论

2.2.1　外部性的内涵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90）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最早阐释了“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的内涵，但并未明确界定外部性问题。在马歇尔看来，由企业间的明确分工带来的效率提高可视为外部经济，因而这种有益刺激和积极影响无法体现在生产成本上；他把由企业内部分工产生的效率提升称作内部经济，即在微观经济学中所研究的规模经济，这时随着产量的扩大，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之降低。显然，马歇尔只注重外部收益而忽视了外部成本，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只字未提“外部不经济”。直到30年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A.C.Pigou, 1920）的《福利经济学》一书问世，才阐释了“内部不经济”与“外部不经济”，他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补充并完善了外部性概念，由此形成外部性理论。

在理论界有过较多的关于“外部性”的界定，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大类：第一类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来定义。萨缪尔森（1947）是这样界定外部性的：“当某种生产或消费发生时，给其他人带来了附带成本或收益，外部经济便随之产生。更确切地讲，一个经济人的行为给另一个经济人的福利所带来的影响，即外部经济效果，然而这种效果却并未体现在货币数量上或市场交易中。”外部性又被称为“外部效应”，其本质上体现的是发生在经济行为主体身上的个体经济行为带给其他人或社会的外在影响，具体表现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相等（罗必良，2005）。换言之，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施加的外部影响，而施加这种影响的一方却并未为此付出代价或因此得到补偿。因为这种影响并未体现在市场的交易价格上，所以该影响是外部的。第二类是从外部性的接受主体来定义。美国的阿兰·兰德尔（1974）认为，当某一行为所产生的收益或成本被决策者忽视时而导致的低效率现象，就是外部性；此时，所产生的收益被给予，抑或发生的成本被强加给并未参加该决策的群体。第三类是从不特定的制度结构或环境进行定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米德（J.E.Meade, 1992）相信，由于某个事件而给他人带来或好或坏的影响，而受到影响的这一方却并没有参与这件事情初始的决策，于是就产生了外部经济或者不经济。

2.2.2　外部性后果的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的外部性无法通过市场体现出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资源得不到最优化的配置，导致全社会无法实现帕累托的最优状态。

2.2.2.1　正外部性与资源配置不足

当存在正外部性时，私人边际收益+外部边际收益=社会边际收益，私人边际成本+外部边际成本=社会边际成本。那么某个人采取某项行动的私人边际收益VP小于社会边际收益VS，即有VS>VP。此时，若他的行为所遭受的私人边际成本CP大于私人边际收益VP而小于社会边际收益VS时，即有VS>CP>VP，那么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下，他将会选择放弃该行为，即使这个行为是有益于社会的。这时其实并未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还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和可能。相反，如果此人选择执行该项行为，则就要遭受（CP-VP）的损失，而社会其他人将由此得到（VS-VP）的收益。显然，（VS-VP）>（CP-VP），因而可以从社会其他人所得到的收益中分出一部分，以对行动者的损失进行补偿。后一个方案的结果就是，使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状况变好的同时却没有让任何人的状况变得更坏，于是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因此，正外部性意味着生产不足，或者说资源配置不足（袁庆明，2011），低于帕累托最优所要求的水平。可见，当正外部性发生时，私人活动的水平常常表现出的是低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佳水平。

2.2.2.2　负外部性与资源配置过多

对于具有负外部效应的产品或活动，社会边际成本=私人边际成本+外部边际成本，这意味着某个人在执行某个行为时的私人边际成本CP小于社会边际成本CS，即有CP<CS。此时，若他执行该行为，则所得到的私人边际收益VP将大于其私人边际成本CP而小于社会边际成本CS，即有CP<VP<CS，所以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下他显然会选择该行动，尽管这个行动对社会不益。这时帕累托最优状态同样没有得到实现，改进的余地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此人放弃该行动时所遭受的损失为（VP-CP），但社会上其他人由此而避免的损失却为（CS-VP）。由于（VP-CP）<（CS-VP），如果以某种方式对损失进行重新分配，就可以实现每个人的损失都有所降低，因而这些降低的损失本质上变相体现的是每个人所增加的福利。

负外部性时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而私人边际收益大于社会边际收益，此时社会为私人承担了一部分成本，即成本外溢，这也意味着该项产品或活动的供给出现过剩，超过了帕累托效率所要求的水平，导致资源配置过多。由此可见，在存在负外部性的情况下，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水平相比，私人活动水平常常表现为高出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