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同胞性别结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与教育获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伴随着全民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教育性别差异不断缩小（Connelly和Zheng, 2007；Hannum等，2009a）。已有研究大多从宏观的制度结构或公共政策角度来解释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吴愈晓，2012；叶华、吴晓刚，2011）。近年来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即探讨宏观的政策和制度——特别是人口政策——对微观的家庭决策行为及教育获得的影响（郑磊、张鼎权，2013）。

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在既定的家庭资源约束下，随着同胞(1)数量的增加，同胞之间对有限的家庭资源的竞争越发激烈，因此平均分配给每个孩子的资源将减少，从而不利于其教育获得（Blake, 1981）。(2)由于中国传统的男孩偏好，这种资源竞争对大家庭中的女孩尤其不利（Wang, 2005）。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缩小了家庭生育规模，缓解了家庭预算约束，从而改善了女孩的教育获得（Lee, 2011；Li等，2008；Tsui和Rich, 2002；吴愈晓，2012；叶华、吴晓刚，2011）。

然而，资源稀释理论并没有考察不同性别的孩子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过程的影响。由于父母在不同性别孩子之间的支出偏好不同，并且不同性别孩子的抚养成本存在差异，因此同胞性别结构会影响同胞之间对家庭资源的竞争及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模式。如果说同胞规模效应度量的是家庭之间的不平等，那么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度量的则是家庭内部的不平等（Lu和Treiman, 2008）。为了更好地理解同胞结构对个人社会经济结果的影响，有必要关注同胞性别结构效应（Chu等，2007；Powell和Steelman, 1990）。目前，已有多个理论对同胞性别结构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但经验证据并不一致，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研究还很少。

本章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8）研究了同胞性别结构与个人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增进了我们对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家庭内部成因的理解。本章的研究发现，拥有兄弟不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而同胞中女孩比例的提高则有助于提高个人的教育获得。这种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存在着性别间的非对称性，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户籍状态及出生队列人群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我们认为，这种效应源自经济理性动机下家庭对男孩的偏好及不同性别孩子的抚养成本差异。

本章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回顾相关理论和经验证据，然后介绍中国父权制家庭文化下的同胞性别结构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关系及研究假说，接下来说明本章使用的数据与研究方法，再汇报并讨论回归结果，最后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