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结论与讨论

家庭规模与儿童教育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是相关结论并不一致。一方面，家庭规模减小有助于缓解家庭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所面临的资源约束状况，因此平均每个孩子的教育投资数量会增加，质量会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家庭教养环境中的社会化过程对儿童的心理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家庭规模减小导致儿童成长过程中缺少与同胞的人际互动，从而不利于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

以往研究往往只关注儿童教育发展成果中的某一方面，因此对家庭规模与儿童教育发展的关系的了解可能并不全面。本章基于来自中国西部农村地区的抽样调查数据，以标准化测试成绩和心理适应性作为度量教育发展的指标，考察家庭生育规模变化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生育数量减少对儿童的学业成绩有正效应，但是对其心理适应性发展会产生负效应。与此同时，出生于独生子女家庭具有缩小成绩上的性别差异的“平等效应”，但是并不能改变女生心理适应性水平落后于男生的状况。总体而言，生于独生子女家庭对女生的双重影响要大于男生。

尽管缩小家庭规模（或者出生在独生子女家庭）对儿童的发展具有正反两种影响，但是我们综合评判之后认为，生于独生子女家庭对儿童教育发展的影响可能并不乐观。我们的理由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缩小家庭规模、缓解家庭预算约束从而有利于教育质量提高的正效应从长期来看将趋于下降。家庭规模缩小对子女质量的正效应主要依赖家庭预算约束的缓解，考虑到东、中部农村地区及城市地区的经济状况好于样本所代表的西部农村地区，再加上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不断加大，我们可以预期这种正效应在其他地区、在教育不断普及的将来会有所下降。换言之，“降低生育数量—缓解预算约束—改善人力资本质量”这一影响机制所起的作用是温和且逐渐递减的。罗森茨维格和张俊森（2009）对中国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事实上，本章的研究也表明，家庭生育规模缩小对成绩的正效应在程度上要小于对心理适应性的负效应。

第二，缩小家庭规模，特别是生于独生子女家庭，将导致儿童在家庭中的社会化过程不完整长期存在且难以弥补。由于家庭规模变化对家庭预算约束的影响相对容易度量，因此我们看到已有的研究大多是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的，主要结论也充满着经济学家的乐观（蔡昉，2011）。遗憾的是，家庭教育的社会化过程及包含在其中的人际互动难以量化研究，因此我们对这一潜在作用机制的重视不够，但这却可能是一种更重要的作用机制。此外，我们可以通过公共政策缓解家庭进行教育投资时面临的预算约束，但却难以干预家庭中的人际互动缺失。因此，家庭规模缩小导致的家庭社会化过程不完整是难以弥补的。

事实上，已经有研究表明，家庭规模扩大并不必然导致子女质量的下降。例如，钱楠筠（Qian, 2009）基于中国农村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对独生子女家庭而言，额外生育第二个孩子可以显著地使第一个孩子的入学概率提高16%，并且如果两个孩子性别相同，这种正效应将更加明显。这也许是因为大孩子可以通过辅导小孩子的学习过程获得“教学收益”（teaching effect）（Chu, 2007）。陆遥和唐启明（Lu和Treiman, 2008）发现，生育数量和子女质量的权衡关系并非始终存在，还取决于国家的教育发展政策。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教育发展政策始终在促进公平和强调效率之间摇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的政策导向不同，也将导致同胞规模效应发生变化。具体而言，由于中国家庭传统的男孩偏好，同胞规模对男孩的教育获得在各个时期基本没有显著影响。在强调效率、鼓励竞争的改革开放时期，同胞数量上升所导致的资源稀缺对女孩的教育获得尤为不利。但是，在以去分层化（destratify）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历史时期，同胞规模的上升并不会损害女孩的教育获得。他们的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章前面的判断：我们可以通过合适的公共政策（如增加公共教育补贴）来缓解家庭规模较大时家庭进行教育投资所面临的资源约束，这并不会损害子女成长过程中重要的多子女环境下的家庭社会化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就我们的样本而言，我们不能完全将独生子女家庭的出现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即使没有独生子女政策，有的父母也会自我选择减小生育规模。(6)因此，本章有关家庭规模与儿童教育发展关系的结论不应被看成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必然结果，或者说不应被过分理解为一种因果关系。此外，由于我们的样本局限在农村地区，所以本章的研究结果并不是结论性的。

本章的研究发现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性探索，既不同于经济学家所声称的“降低生育率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乐观判断，也不完全符合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所发现的“独生子女的人格发展水平无差异于甚至优于非独生子女”的中立观点。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家庭规模效应的研究已经考虑了同胞性别结构（sibling sex composition）、出生顺序（birth order）、出生间隔（birth spacing）等因素（郑磊，2013）。未来更多的相关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人口政策背景下家庭规模与儿童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