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镇化、工业化的不同影响因素分析

1. 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德国著名的学者、社会学家、现代区位论的创始人韦伯A（Weber A）开启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关系研究的先河，奠定了工业化发展向城镇集聚的理论基础。1909年他在《工业区位理论：论工业区位》专著中指出生产场所的位置由区位因子决定，在工业配置时应考虑尽量降低成本，尤其是运费因子，才能获取最大的企业利益。1929年韦伯A进一步研究城市的布局和企业的发展认为，城镇化是由工业化所产生的劳动力分工在空间上的反映。这一理论从工业集聚的视角解释了农业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工业化的关系。之后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模型和统计数据分析，从经济转型（Taeuber I B, 1951；Henderson J V, 1985；Becker C M and Morrison A R, 1999；Henderson V, 2003；Michaels Getal.，2012；Suzuki H etal.，2013；Gollin D etal.，2013）、城市产业结构演进（Duggan E P, 1974；Henderson J V, 2010；Basile R etal.，2013）、经济发展和城乡关系变化（Nunes B F and Wilson R H, 1979；Henderson J V and Wang H G, 2005；Young A, 2013；Li Y etal.，2014）、非农产业劳动力结构变化（Moomaw R Land Shatter A M, 1996；Pandy S M, 1997；Bertinelli L and Black D, 2004；Lindley J and Machin S, 2013）等方面解释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机制。范登贝格L等（Van den Berg L etal.，1982）通过研究发现，欧洲国家的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城镇化阶段。该阶段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快速成长的工业部门，中心城市人口增加，外围人口减少。二是城镇化及少数城镇郊区化阶段。该阶段主要表现为少数居民移居郊区现象。三是城镇郊区化阶段。郊区人口持续增加，逐渐拥挤。四是后城镇化阶段。中心城市以外的卫星城镇迅速发展。该理论从人口移动、人口集聚、人口变迁视角解释了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的城镇化发展历程。

2. 城镇化、工业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般而言，城镇化、工业化过程初期和中期，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一种非常显著的正相关，而农村的经济发展速度则相对落后于城市，并出现一系列农村、农业发展问题（LamPard E E, 1955；Abente D, 1987；Turok I and McGranahan G, 2013；Christiaensen L etal.，2013）。哈格多恩R B、米勒J P（Hagedorn R B and Miller J P, 1971）等对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后工业化时期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分析，认为生产力提升、技术进步、社会组织变革是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在持续的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农业发展只有以先进生产力为基础、以先进技术手段作支撑和以民主政治环境为保障时，农业的经济发展水平才能进一步提升（Hofmann A and Wan G, 2013）。另有学者从区域的制造业水平、农村区域的工业类型、城市与乡村地区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和技能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农村区域中制造业水平较高、劳动力工资水平适中、劳动者技能多元化的地区，城镇化、工业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较好（Smith Jr D F and Florida R, 1994；Cottrell P L, 2013）。

3. 城镇化、工业化与产业发展的关系

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人均GNP和城镇化率的关系看，人均GNP与城镇化存在一定的数量关系：当人均GNP从250美元增加到1500美元时，人口的城镇化率一般会从25%上升到50%，当人均GNP达到5000美元时，城镇化率会上升到75%以上（Renaud B, 1981）。从三次产业分类的角度看，在经济发展的低发展水平阶段，城镇化与第二产业联系更为紧密。而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Moir H, 1976）。从不同行业的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看，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城镇化的不同影响可以从城市规模的大小上表现出来，金融、商业等现代服务业发达的城市在规模上较大，而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则规模相对较小（Black D and Henderson J V, 1997）。亨德森J V（Henderson J V, 2003）研究发现，在一个成熟的城市系统里，经济活动更趋分散，标准化的制造业生产往往是分散到较小的和中等规模的城市，而大型都市区则侧重于服务，研究和开发以及非标准化的制造业。戴维斯J C和亨德森J V（Davis J C and Henderson J V, 2003）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一个国家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向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时，劳动力也随之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从而使企业和工人聚集到城市中，以获得要素聚集和人口集中的规模效益，因而促进了城镇化发展。以上研究为解析城镇化、工业化与不同产业、行业的相关关系提供较好的理论参考。

4. 国家与地区的城镇化、工业化的机理和格局分析

为解释国家与地区城镇化、工业化的运行过程和影响因素，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维度进行了解析。从研究尺度而言，涵盖洲、国家、地区等不同级别的地域单元。在洲际和国家尺度层面，主要是对工业化作用下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分析，以及对不同阶段内城镇化运行状况的剖析（Abente D, 1987；Persky J, 1973；Walton J and Sween J A, 1971；Seward and Rudy R, 1976；Morgan P, 1989；Zhong Yan, 2000；Kim Sukkoo, 2005；Ling Tzen and Ying Jenny, 2009；Ouyyanont P, 2012；Voigtländer N and Voth H J, 2013；Armstrong W and McGee T G, 2013）。研究发现，工业化、城镇化、要素集聚和制度变迁存在相互关系，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要素集聚是城镇化的根本力量之一，制度要素是影响工业化、城镇化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Xuc-chuan S U, 2004）。另有学者从宏观层面（经济增长）、中观层面（三次产业）、微观层面（各种作用要素）对工业化、城镇化进行机理分析（Renaud B, 1981；Moir H, 1976；Henderson J V, 2002；Ouyyanont P, 2012；Lewis B D, 2013；Erkut G and Sezgin E, 2014）。从各国的不同地区研究看，既有从政府、市场、产业、制度等多要素的相互作用的定性分析，又有基于面板数据的多种定量分析方法的定量化分析，还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分析（Pandy S M, 1997；Hartdog R, 1999；Kim Sukkoo, 2005；Shafizadeh Moghadam H and Helbich M, 2013；Alsharif A A A and Pradhan B, 2013）。以上不同尺度地域单元的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与机理研究，为国家与地区的城镇化、工业化实践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理论参考。

城镇化、工业化格局是城镇化、工业化的时空规律的外在特征和表现形式。透过时空格局的特征分析，可更清楚地分析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和演进趋势。国外对于城镇化、工业化格局的研究，一般侧重于划分时间阶段进行特征分析和分区域进行空间差异分析，且以空间的城镇化、工业化格局研究较多。在进行城镇化、工业化空间格局研究分析时，一般以单指标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或非农人口／总人口）、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总产值或非农产值/总产值）研究不同区域尺度的格局特征，以综合指标研究中观尺度的综合水平空间格局变化规律。在应用单指标进行空间格局分析时，较多的学者应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来测度各区域间的集聚和分散状态，在进行综合水平分析时较多采用多元评价模型予以分析。

5. 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同社会现象研究

在城镇化、工业化的社会现象研究中，既有分析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居民生活方式、家庭职业结构、工人工作效率、社会秩序变化、道德沦丧、社会隔离等方面的研究（Walton J and Sween J A, 1971；Peterson L, 1975；Shelley L I, 1981；Morgan P, 1989；Bruinsma G J N, 2007；Essoh P A and Ukwayi J K, 2013；Amini Aet al.，2014），也有从城镇化、工业化及其关联的社会系统和制度进行分析，认为该系统和制度不会持续发展，到一定时期必然会出现崩溃（Wallimann I, 1994）。有学者从城镇化、工业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城镇化的利弊、城镇化的历史背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城市发展的内涵变化等方面，解析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政府政策变化和居民的政治态度变化（Kim Yong-Woong, 1999）。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学习型产业、多样化发展方式、制度影响等方面的变化，为企业的创新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益的发展建议（Duggan E P, 1974；Peterson L, 1975；Ling Tzen and Ying Jenny, 2009；Boix C and Abramson S F, 2013；Sadorsky P,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