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末王公从政与中央政治生态

根据清末宗室王公首次从政的时间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类是老臣派，或老成派，指的是庚子事变前早已任官多年的王公。如庆亲王奕劻、礼亲王世铎，任官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这类王公人数较少，任官多年，以谨慎趋公、老成持重为念。在清末，他们虽承认部分改革，但并不支持全面的政体改革。

人数较多的一类是庚子后一代，指的是在庚子事变后才涉足政坛的王公，这一类多为中青年，被视为少壮派，如肃亲王善耆、醇亲王载沣、贝勒毓朗、贝子衔镇国将军载振、贝勒衔贝子溥伦、贝子衔镇国公载泽等。他们大多积极入仕，对清末进行政治改革、实现中兴 [29]抱有热望。此外，还有宣统后一代，指的是载沣上台后，于宣统朝骤然进入政坛的青年王公，如郡王衔贝勒载洵、载涛等。他们多被舆论视为激进的改革派，保守论者则认为未及而立之年的他们年少轻狂。

有一定数量的王公在1901年后并未任官。这类王公中，一部分是庚子后因支持招抚义和团灭洋而被削除爵位的王公。除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身亡外，尚余载漪、载澜、载滢、载濂等四人。虽然他们在庚子年曾短暂进入清政府权力中枢，但在庚子后被革爵永不起用，在政治上已毫无作为。此外，尚有一部分未成年的幼年王公并未涉足政坛。清末未成年王公计有：豫亲王懋林（宣统朝未成年即递折求差，被载沣斥责）、怡亲王毓麒（1901年，2岁袭爵）、郑亲王昭煦（1902年，2岁袭爵）、克勤郡王晏森（1910年，14岁袭爵）等。但据清廷定制，王公年满18岁后，会有一定差使，可在内廷行走，亦有机会在政坛发展，故与已革爵位的王公不同。整体来看，清末从政的宗室王公呈现以下特点：出洋游历的比例较高、主要供职于新设中央机构、以少壮王公居多。

一、眼界阅历拓宽：王公出洋游历者剧增

清朝皇权巩固以后，天潢贵胄非奉命不得出都门，王公外任者寥寥无几，更绝无亲贵出洋游历之先例。据《清代各地将军都统等大臣年表（1796—1911）》[30]所列人名录统计，清朝中后期，宗室王公鲜有外用者。该表共收录了嘉庆元年以后出任各省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及盛京五侍郎之1437人，其中宗室者103人，尚不及总数的1/14。外任之宗室中有封爵者数量更少，爵位为王公者更是寥寥无几。嘉庆元年至宣统三年这115年间，封爵在辅国公（含辅国公衔）以上的宗室出任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的仅有10人，占总数尚不及1/100，而且除死后追封为怡亲王的奕格外，宗室王公中外任将军都统者的爵位没有超过贝子者。1900年后，出任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的王公，仅有镇国公载卓一人（荆州将军）。

清末宗室王公外任的情况虽无重大变化，但王公外出游历的情况却有所转变。1900年前，宗室王公外出任官尚且是小概率事件，且绝无王公出国者。1901年载沣奉命代表清政府出使德国为克林德遇害事件致歉，这是宗室王公出洋游历的开端。王公此时出洋乃应德国要求，不得不为。同时，这件事情也开启了清政府外交礼节的改变。据管理外务部的宗室王公庆亲王奕劻致军机大臣荣禄的信函可知，清政府虽然应列强要求酌改外交礼节，尤其是觐见礼节，但又奉行“阳存优待，隐示羁縻”的策略。清政府外交礼节的改革还体现在，其一，出于外交目的赏加宗室王公爵衔，如前文所提及的为载振恩封贝子衔。其二，与各国国君之间的观礼、问候、答谢等外事活动，派遣宗室王公作为专使出洋。另外，宗室王公出洋游历也是清末开展政治改革的需要。1901年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推行新政。此后陆续有官员，如胡惟德、袁世凯等奏请清政府派遣宗室王公出洋游历，以开通风气。1907年慈禧遂下令，所有近支王公，从亲王到奉恩将军，年纪在20岁以上、30岁以下，如有愿出洋游学者，向宗人府报名，听候派遣。此外，1901年后，从政宗室王公在主观意愿上也愿意出洋游历。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的议定过程中重罚了极端排外的王公，1901年后，宗室王公中的极端保守者已经被清除出政坛，其余的从政宗室王公，从其主观意愿来看，基本上对外持开明态度，愿意出洋游历。如毓朗记叙自己赴日本考察警政之行，称自己为王公中至日本第一人：“概当庚申以后、庚子以前，王子无入政界、使承命往异国者，际兹奇遇，或有异感欤！”[31]毓朗将赴日考察警政之举视为奇遇，欣然出洋。1906年，肃亲王善耆又向军机首领庆亲王奕劻商议改变宗室王公不准出京旧例，得到奕劻首肯。[32]清末，王公作为专使正式出洋游历计有七人十二次，其中七次集中在1906—1910年间。此外还有非专使身份的出洋游历者，如1908年庆亲王奕劻第二子载扶随唐绍仪访美，1911年奕劻第五子载抡自费出洋游历。

宗室王公作为专使出洋的目的主要有三：其一，为了巩固邦交，例如载沣使德致歉、载振赴英致贺；其二，参加国际商贸活动，如载振率团参加日本大阪博览会、溥伦率团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其三，考察各国的先进制度，如毓朗赴日学习警政，载泽赴日、英、法、比四国考察宪政，载洵、载涛出洋考察军政。宗室王公出洋游历的具体目的虽各不相同，但他们在出洋游历时，却多注重考察风土人情，尤其注重参观国外军事院校、兵工厂等。有出洋阅历的王公，除载沣19岁使德外，其余王公的年龄皆在20—40岁间。同时，除载沣外，其余六位王公均任职于清末新设中央部门，计有巡警部、商部、度支部、资政院、海军部、军咨府，他们通常被报刊认为是王公中支持政治改革的激进派。从预备立宪及国会运动期间的舆论来看，这些王公大都被视为支持宪政和速开国会的急先锋。宗室王公出洋游历的影响主要有：一、促使宗室王公政治心态转变；二、推动清末军政改革；三、促进清政府宪政改革的开启。宗室王公出洋游历的影响，将在本书其他章节展开论述，在此不作赘述。

二、少壮多于老成：年龄结构剧变

清末十年从政宗室王公的年龄分布大约如是：年纪在60—70岁的老年王公两位；50—60岁的三位，且都年在55岁以内；40—50岁三位；30—40岁八位；20—30岁四位。总体而言，参政王公中30—40岁者最多。若以少壮派王公称之，则无疑能概括从政王公的绝大部分。

少壮派王公占据数量优势，他们的政见能够影响清末政治改革的方向。不过老年王公数量虽少，却长期领班军机，为枢臣之首，如奕劻、世铎，多年供职于中枢，奕劻在清末更是领袖军机，并掌外务、练兵两大部门。老臣派王公与少壮派王公政见时有不同，在清末政治改革过程中政争不断。老臣派王公数量虽不及少壮派王公，但他们长期占据重要职官，在政争中不一定处于下风。还需要注意的是，老臣派与少壮派也并非绝对政见不合。在国会请愿运动期间，老臣庆亲王奕劻与少壮王公载沣、毓朗的政见就趋于一致，主张从缓召集国会。[33]

三、群主新政与政出多门

1900年前，宗室王公主要集中在宗人府任官、负责禁卫的高级武职、扈从皇帝等职务，在中央行政机构任官的王公数量极少。笔者从《清季职官表》[34]所列职官统计出，嘉庆元年至光绪二十五年这104年间，王公出任中央六部尚书、侍郎者仅有四人 [35]。传统六部之外，雍正朝创设的军机处，逐渐成为清政府的行政总汇之区。军机处虽未专设尚书、侍郎，但却因皇帝倚重，被时人称为中枢、枢垣、政府；军机大臣虽为兼差，但权位重于一般高官，被时人视为枢臣。同治元年以前，出任军机大臣的王公仅有嘉庆朝成亲王永瑆、咸丰朝恭亲王奕訢两例，且任职时间均不长。同治元年后，简派王公入值军机处、管理总理衙门成为惯例。光绪二十六年后，宗室王公在中央行政部门任官的人数逐渐增加，在1900—1911年短短的11年间，宗室王公在中央任官的人数共计有二十人 [36]。1900年后，宗室王公在中央高官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

宗室王公在传统机构中任官最多的是军机处。同治元年后，王公入值军机处成为惯例，一般每年有一名王公入值军机。1900年后宗室王公入值军机处的总人数计有五人，为礼亲王世铎、端郡王载漪、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贝勒毓朗。在1900—1911年间，出现三次两名王公同时入值军机的情况，包括1900年同为军机大臣的世铎、载漪；1907、1908年的奕劻、载沣；1910、1911年的奕劻、毓朗。由此可见，清末王公在军机大臣中所占比例的低谷在1901年七月到1903年三月，近两年间无王公入值军机，打破了慈禧垂帘听政以来王公入值军机的惯例。王公在军机大臣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时候是在1910年七月至1911年四月，因为奕劻、毓朗同时入值军机，及军机大臣人数锐减，王公在军机大臣中的比例占到半数2/4。

军机处外，宗室王公供职于传统机构，如六部九卿者绝少。[37]1900—1906年中央官制改革前，传统的六部部院大臣中几乎全无王公任职尚书、侍郎之例。礼部、理藩部、都察院虽有皇族担任尚书，但除了1911年，肃亲王善耆短暂出任理藩部大臣外，其余供职者仅为无爵位之普通宗室。

综合计之，清末宗室王公在传统中央机构中任官者仅六人。相对传统职官，任职于清末新设中央机构的王公，共有十九人，其任职的部门计有：总理衙门（奕劻、载漪）、外务部（奕劻）、练兵处（奕劻）、商部（载振）、农工商部（载振、溥伦）、巡警部（毓朗）、民政部（善耆）、度支部（载泽）、资政院（总裁溥伦、王公世爵议员魁斌、载功、讷勒赫、载瀛、载润、溥霱、全荣、寿全）、禁烟大臣（溥伟）、军咨府（载涛、毓朗）、海军部（载洵）等。

清末从政之宗室王公几乎全体集中任职于新设机构的局面，与当时的政局变动密切相关。1901年后极端保守的宗室王公被清理出政坛，从政宗室王公群体的政治心态随之发生变化，呈现群体趋新的状态。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国家，支持清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并参与其中。在这种改革思路指导下，就主观意愿而言，宗室王公愿意任职于新设机构。并且，不少新设机构的创建就直接与宗室王公相关，如贝子载振认为，开办商部，是仿行外洋成法中能够见诸施行者，极力建言清政府创办。在这种情形下，他出任新设商部尚书也顺理成章。此外，宗室王公出任新设机构的首脑，也与清皇室倚重王公以进行中央集权密切相关。[38]

从王公在中央部院大臣中所占的人数来看，1906年前并无数量优势。1901年，由于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列于六部之上，总理外务部事务的王大臣庆亲王奕劻成为中央机构中唯一的王公高官。1903年，载振出任新设六部之外的商部尚书，此时，王公在中央部院大臣中占到二人。1905年新增巡警部，贝勒毓朗出任巡警部左侍郎，王公在中央部院大臣中占至三人。1906年丙午官制改革后，宗室王公才在中央高官中占据了数量优势。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年11月6日）官制改革废除了六部原有的满汉两套班子，仅设尚书一人，侍郎两人，不分满汉。传统中央部院仅保留吏部、礼部、理藩部、都察院四部院，其余或新设或改设部门为外务部、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八部。改革后，宗室王公在中央任职的人数虽然不变，但因为裁汰冗员，王公所占比例增高，约为2/14。1907年，王公出任中央部院大臣的比例增至3/14。1909年，增设海军部，王公出任中央部院大臣的比例再次增加，为4/15。到了1911年2月，王公出任中央部院大臣的比例继续增加，为5/15。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1911年5月8日）公布阁制后，行政总汇之区内阁中出任总理大臣、国务大臣的王公比例骤升至5/13，军政总汇之区军咨府的两名军咨大臣俱为宗室王公。

总体而言，清末王公群体从政、入值新设部门者占绝大多数。庚子后从政的王公，几乎全体都任职于清末新设的各部门，如商部、巡警、民政、度支等部及资政院；宣统朝步入政坛的王公，则集中任职于军政部门，如军咨府、海军部。从新设职官的职能来看，从事军政的王公所占比例最多，参与筹办、训练武备的王公多达十人。[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