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致瀚章兄[1]（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五日）（1874年2月21日）

哥哥大人福座；

新岁遥祝侍奉多欢，康强逢吉。十二月二十四日接初五日七十五号手书，敬承一一。弟于腊月十二日发八十五号书，计已达览。

远翁径乞衰病，遂已得请，可谓知止知足。吴子健莅任必速，或无须更请兼署耶。闻去年鄂闱题纸误刊，外间啧有烦言，正闹科场案，终恐告发，早退为宜。北闱风波颇谲，起于黄恕皆（举人原不必革），故从刻论。吏部又从旁挑斥，恐因小蘧江右前事株累。全、潘诸公不蒙加恩，霍伯荫本有革留处分，因之褫职，自称平日衡文太刻之过（梓芳即断送伊手），理或然欤。

去冬新政，因园工外谪桂侍郎清，成禄案降调吴侍御，物议颇哗，由于主上仁厚而少历练，专任王大臣数人而不旁稽众论，此后但冀开张圣听，精求事理，举措或少舛误欤。文相实今之正人，病喘至不能兴，恭邸挽留，尚未遽请开缺。久喘不眠食，殆未可支。正人退则朝事更难问矣。弟忝膺首揆，眷礼逾隆，责望愈众，自顷以来，京朝官之投书力请谏诤者，纷纷不已，自忖地位不可为无益之谈，但婉谢而已。既与国家同休戚，亦以时事为浮沉，文正师晚年自处之道，我辈正可为法。惟旧部淮军分布各省，难遽遣撤，左右又无人可代料理，且恐遣撤不妥，每一念及，如芒在背。若能撤尽还朝，或居官回里，亦身心俱泰耳。九、十两年报销，农部将柴草、油烛二十九万全行驳去（尚未出奏），吹毛索瘢。昨方缄商宋雪帆从中挽回，未知何如。多一营真多一累矣。雪帆函称，鄂中九、十年销案已准，原片附呈，何以仅十万余两？部友见敝军销至五百余万，不免眼热，并未查从前何以准销，岂能前后矛盾。芝舠稳练可用，艺芳等想稍觖望，所云一娘不能乳数十孩也。

西太后万寿恩旨已下，二十八日抄报呈阅，如有恩科，似应同日，或待元旦，此间尚无所闻。礼部前奏，届期总督当进献大缎八匹，未知如何进法，俟入京时探询奉闻。二月初九、十日，弟当出省查道，顺便请觐，望后抵京，二十后可出迎驾也。楞侄如赴保定，恐不相值。方儿来禀，拟正月二十三起程，须径至津署。尊论两子渐近老成，亦殊可慰。所劝学弟语尤平正，弟可勉为之。畲侄师已到馆否？孔桂轩则一去杳然。鄙状粗平，手此奉叩春禧。阖署均好，春间诸弟有来鄂否？弟鸿谨上。

释读与评点

闱场案、朝中事及军费报销

这封信中“远翁”其人其事见题注，而随后所说“吴子健莅任为速，或无须更请兼署”，吴子健是吴元炳（字子健），他由湖南布政使任擢升湖北巡抚，接替郭柏荫。湖南、湖北相邻，交通也较方便，这样新抚可很快到任，所以李鸿章估计也就用不着再另委兼署人员了。所谓“鄂闱题纸误刊”事也见题注，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比较担心此事影响到哥哥，而有“正闹科场案，终恐告发，早退为宜”的劝告。也许，与他这时受“北闱风波颇谲”的刺激有关。所谓“北闱风波”，指发生于前一年顺天乡试的案件。是因为有中式举人试卷上的差错（误将《公羊》书名拆断之类），被严格复查的官员检出，奏报朝廷，本按惯例问责，但由于吏部主官的坚持，最终不但将涉事新中举人革除，而且相关考官也受到比通常严厉的降级处分。信中所说“举人原不革”，“皆故从刻论”，当是鉴于新中举人即使被复查出试卷有错，或可罚暂停会试，通常也不取消举人资格。而此番革除，认为是有意“从刻”了。所述及的“小蘧”“全、潘”诸公，分别是指胡家玉（字小蘧）、全庆、潘祖荫，他们都在被从严处分的考官之列。要说，朝廷对“闱案”（科考案）一贯比较重视，处置也是比较严厉的，像咸丰戊午顺天科场案，身为大学士的柏葰就为此掉了脑袋。当然，不管大小“闱案”，通常多不单纯，往往背后牵涉复杂的人事恩怨和借案争逐，李鸿章所说的这次北闱风波也是如此。

信中所说“去冬新政”关涉的“园工”，是指同治帝“亲政”之后，借尽“孝道”之名为太后拟修颐养园所，计划大兴土木的事情。随后说到的“外谪桂侍郎清”，是指原户部右侍郎桂清改职盛京，还举及其他的人事问题之例，将这种所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归结到“由于主上仁厚而少历练，专任王大臣数人而不旁稽众论”，说是希望此后“开张圣听，精求事理”，这样朝政举措上或许能少些错误。但又想到心目中的“正人”大学士文祥病得厉害，只因恭亲王奕訢的挽留，暂还在职，而不可能长久支撑，他若一退，“则朝事更难问矣”。李鸿章自己这时也在“相国”之位，不但越来越受到皇帝信任，而且在臣工中也得“责望愈众”，不断有投书力请他“谏诤”（向朝廷直言劝谏）的，但他斟酌自己身份，还是“婉谢”而已。表示要效法老师曾国藩晚年的自处之道，所谓“既与国家同休戚，亦以时事为浮沉”，这样两相兼顾，可见是要在不失“公忠”的同时也带些“圆滑”。又表示对“旧部淮军分布各省，难遽遣撤”情况的担心，有“如芒在背”之言，说是“若能撤尽还朝，或居官回里，亦身心俱泰耳”。也许这真是李鸿章触景生情之下一时的真实心理，但若真让他无军无权，乡里颐养，他耐得住吗？不急疯才怪！

李鸿章此信中又说到淮军报销的事情。所谓“报销”，就是由户部（管理全国财政的机关）审核拟报销账目的簿册，拿出是否合数、合规拟准与否的意见，奏请皇帝核准，再将结果反馈。程序上似乎清晰、规范，但实际很大程度上为“潜规则”左右。能顺利报销与否，要看关系打点得怎样，这种打点花销即所谓数额不小的“部费”，连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显要大员办理报销都少不得。并且，像军费报销这种事情，项目颇细，信文中说到的“柴草、油烛”之项就属其中。而军费开支本身就颇繁杂，且“猫腻”多有，精细而真实的账目实在难全，报销所需“造册”的账面，相当程度上真是靠“造”而已。至于朝中信不信你，与你为难与否，自然与你的权势威望不无关系，但也要看你关系处理得如何。这不，李鸿章信中就说到，相关拟报销事项被户部（别称“农部”）“全行驳去”，认为这是“吹毛索瘢”，趁着还没有奏报皇帝，他已写信给户部汉员左侍郎宋晋（字雪帆），请他帮忙从中挽回，尚不知能否如愿。信中告诉哥哥“鄂中九、十年销案已准”，又不解地问为何少到仅十万余两，说是部中人员见自己麾下军队饷需“销至五百余万，不免眼热”。既然他人“眼热”，不知李鸿章自己是否有点得意？

在此信中李鸿章告诉哥哥，“西太后万寿恩旨已下”，“届期总督当进献大缎八匹”，尚不知如何进法，待入京时探询再告。又告知自己将有出行安排，所说如赴保定，恐赶不上与之见面（“恐不相值”）的楞侄，名经楞，是三弟李鹤章的长子。又为教读事说到的畲侄，名经畲，是李瀚章的长子。李鸿章对哥哥夸赞子侄辈“渐近老成”感到欣慰的同时，又表示接受老哥对自己的“劝学”之语，以之为勉。这也算他表态上的“从善如流”吧，可在自己的学事上，他实际一直也未能像老师曾国藩那样与政务兼顾，他做官就是做官，也对。

注释

[1]该信原以《致李瀚章》为题，在“新全集”中，一是载于第30册第403—404页，时间标为“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五日”；二是载于同册第496页，时间标为“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五日”，并注云：“原稿无年代，以郭柏荫病退，事在同治十二年，姑置于此。”三是载于第34册第168—169页，时间标注为“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五日”，并注云：“原稿无年代，由信中‘西太后万寿’事，知撰信年份似为光绪十三年。”同一封信置于三处，必有重复误置。那么，所标时间哪个正确？实际都不正确。理由：1、所谓“郭柏荫病退”，是就信文中“远翁（按：即指郭柏荫）径乞衰病，遂已得请”而言，其事在同治十二年没有错，但查“上谕档”，其人病免后而谕令由原湖南布政使吴元炳补授湖北巡抚，是在这年的十二月十四日，《清代职官年表》中记郭氏“病免”时间同此，故不可能在同年正月间便获知并言及其事。2、以“西太后万寿事”作为“光绪十三年”的推断根据，自更不足为凭。3、该信文中有“闻去年鄂闱题纸误刊”句，是说湖北乡试题纸误刊的事故，查该科乡试是在同治十二年，信中既言“去年”，那么写信自然是在同治十三年了。故酌将该信时间改定在“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