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致哥哥三弟四弟五弟（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七日）（1873年7月1日）

哥哥、三弟、四弟、五弟：

六月初三日幼弟溘逝，曾邮递不列号一函赴告，诸兄弟计已接收。是夜亥正入殓为位，阖署即成服哭临。因天气炎热，暂行奄丧，至初五日卯刻封殓钉盖，以合古者三日大敛之礼。吊客咸集。拟于初九日头七出殡，停柩天津西门外之芥园，庙内尚为宽绰清爽。十二、三、四日翻经开吊。令方儿常至庙中伴宿，弟亦时往照料。

幼弟遗嘱前已略布。渠初回津时，尚欲秋后病愈往京。五月中旬日渐沉重，乃望少愈归皖。至下旬将届夏至，病情益变，自知不起，屡向弟言老母惨伤，必求多方解慰；颐保读书难成，俟婚娶后令学当家；定保天资尚好，宜专援（授）读；方儿回皖，稍慰弟妇，家事仍赖四兄代为经理。

六月初一、二日，烧咳忽减忽增，粥亦少食。初三日烧至巳刻未解，烦燥万状，自授疏祷城隍求速死。（手足俱动，连云走了走了，取轿马来。弟等皆哭，云莫留我。）午刻昏晕，口称对不起老母，余无所恋，但死不瞑目耳。少须复苏（此时神气最为清爽），令脱去寿衣，谓已往城隍处拜会，据云转达天曹，三日候回信，神以我家积德，己身无罪过，当不即死，请暂回去云云。相视而哭，弟方喜为真也。渠遂解衣熟睡（手足已冷，而后微温），时启帐视之，并连进米汤饮之。似寐似醒，忽至酉正，吐痰不得出，哽咽一声，气遂绝。赶为沐浴换衣，口鼻无息，手足身体皆冷，目上视而无光。呜呼，痛哉！所谓三日乃三时也。

中年咳血本极危险（自去冬至保署后，咳嗽日夜不绝声，先痰后血，血尽则痰浓晦胶粘，医谓肺肾两经先绝），各医皆谓难救。鸿章痴念望其复生，即不能久，或待回家，或至秋后，不意焦躁之余，形神俱变，顷刻化去。亲旧知交无不痛悼，况我等手足至情耶！

兄接信后是否暂秘，不令母亲知之，长夏苦热，何堪有此伤心大故。合署能瞒至秋凉以后，徐徐解说，或稍无恙，乞速示知，以释悬系。幼弟身后各事自是我等之责，弟与言明经方仍系我子，暂遣回皖料理一切，亦不妨常回我处。刘媳分娩早迟未定，既不愿偕妇徒劳往返，方儿扶柩事体重大，亦不欲更挈细弱。拟七月（迟则八月）间派刘献夫（汝翼，仲良之侄）同方儿扶送灵榇，由临清、张秋南下，彭师、子亭同行。径由裕溪口进湖，赴梁与店新宅暂停（渠病中颇念新宅风景，似应回往，酌之）。再请禇小先生（幼弟遗命）看定小卫茔地山向，究竟宜厝宜葬，由三、四弟妥酌办理。送柩不宜绕道皖省，致多迂折，且省无谓应酬。将至家时，或请四弟带颐保赴乡哭奠，颐侄渐长，应令习礼，且系丧主也。六太太皖寓事多，似难远离（一往肥则宅内上下无主），届时望商劝之。方儿侍伊六叔病及居丧孝心纯笃，昼夜不离，殊可嘉悯。南归有先生、舅兄同去，到家又有诸叔父照应，我可放心。（冬内若诸事办毕，回皖少驻，明春或再同彭先生北来，夏秋再归皖，俟颐保成立有年，再令常归我处，与六太太商定。）但伊向未自出门自理事，阅历毫无，识见未到处，大家须除情面，善为教导，至属至幸。

幼弟旧仆李华、汪代元、胡元，服侍病人劳苦尽心，幼弟临危属方儿善遇之，均令扶侍南下，俟厝毕再说。幼弟以北行时各统领助送川费，既不引见，应全璧还。已用川费三千金，在兄赠资内开除。方儿扶归时，弟须厚给丧葬之费。此后伊家日用，除房租、当利、盐场等息（本五千串交段小湖）岁得若干外，其有不足，应由大兄与弟分股津贴。如有盐、当可靠出息，三、四弟妥为留意打算，由敝处筹措本钱若干，交其代为生发，更是长久之计。渠小儿女皆未成人，务嘱六太太勤俭过度，好好教训，勿过姑息。吾弟做人半生未行一百，好运不获极于其身者，必获报于子孙。自古名贤赖母教以大成者多矣，徒悲伤无益也。方儿禀商，皖寓无人，恐猝得凶耗，茫无主张，故来信告应由兄筹定大略，再将弟前后两函转寄皖寓，似只可为位而哭，不必惊动官场，酌之。

幼弟欲请转嘱大府代奏表扬，弟筹思至再，我家受国恩至重，既不便自行干泽，吏部新章，凡军营立功人员得有奖励，无论在何处病故，不准请恤。近日吴晓帆、许缘仲皆由弟奏奉谕旨准恤，旋经吏部议驳撤销，恐各当事皆有为难。昔曾事恒在金陵军营病故，弟为乞恩优恤予谥，系用兵紧急之时。今格于新例，而幼弟之江督营务处又已奏明销差，并领咨到部，更无可援照声请（在籍在途病故均无请恤之明文），此事只有俟诸异日。

此间寅友赙赠，概行屏却，亦不散讣，只送祭幛、祭筵者不得不收。昨刷印谢贴款式，寄呈三纸，望分寄三、四弟各一（家中必有送幛筵者），内四弟新添两侄不知其名，以福、禄代之，仍望改正照刊。

顷马格里寄到洋人所照老母及兄喜容各一分（份），拜仰慈容，宛如昔日，兄则下面少瘦，珍摄为祷。哥哥、三弟、四弟、五弟均览，并问六弟妇近佳。鸿章顿首。

释读与评点

哀述昭庆病亡详情

如果说前录李鸿章给哥哥弟弟们的那封信里，只是简要“泣告”了幼弟去世的噩耗和相关大概情况，那么，这封信中就是对其病逝细节、丧事安排、后事处置的一个更详细交代。

从信中对李昭庆临终前细节情况的记述，能够看出其人被疾病折磨得极度痛苦，有生不如死的念头，所谓“烦燥万状，自授疏祷城隍求速死”；也能看出他的迷信，生死求助于神，相信阳间阴世。求死似乎被冥界答应后，他“手足俱动，连云走了走了，取轿马来”，“云莫留我”的那番表现，自然是迷信意识支配下的结果。然而，他最强烈的终究还是求生的欲望，这也是寄望于神灵的恩赐，“谓已往城隍处拜会，据云转达天曹，三日候回信，神以我家积德，己身无罪过，当不即死，请暂回去”云云，岂不就是其强烈求生愿望的最生动反映？这既是出自人的“本能”，自又取决于其个人特定心理状态的支配。所谓“昏晕”之后，“口称对不起老母，余无所恋，但死不瞑目”，说一千道一万，终究还是极不情愿死去。他死就之前曾出现短暂“复苏”，身边人感觉是其“神气最为清爽”的时候，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回光返照”吧？而也正是在这一刻，已被穿上寿衣的他，让把这身衣裳脱下，表演了被“天曹”赐返的那一幕，弄得李鸿章也“方喜为真”，但紧接着就是老弟彻底地气绝身亡了。还有笔记材料记下李鸿章对人述说的幼弟曾“梦见冥王事”，“冥王迎出”，他则“入拜”，“冥王亦拜，皆额触地”。记述者也似有疑惑，说既然这样，那么“冥间行礼，随阳世为转移耶”？很显然，就是把阳世的东西加给“冥间”的呗！李昭庆竟然到阴曹地府能有与阎罗王以头触地对拜的资格，比他在阳世要风光得多呢。

无论如何，像李鸿章信中对幼弟去世过程的这等细致记述，恐怕不是特别多见。这或许能够作为研究人之临终心理的有用资料，再往大一点说，也能作为对当时社会心理中“迷信心理”研究的参考。不要将其临终的迷信表现视为笑料，其实这正符合那个时代国人对疾病、对生死的一般认识水平，与时代条件、社会环境、文化状况、科学水平、医疗条件的制约密不可分。单就医疗条件而言，别说没钱治病的穷苦人家，就是李昭庆这等治病不缺钱的富贵门户，到死他能明白知道个病名吗？若搁今天，是结核是肺癌不很容易地就能说个一清二楚吗？顺便插叙，还有传说，李昭庆一表人才，入都慈禧连续召见，留宫宴游，引起朝中议论，曾国藩也委婉向李鸿章警告，李鸿章查知人议，怕招来大祸，命李昭庆自杀，或说吞金，或说饮毒。这纯粹是一点影儿也没有的胡编乱造，李昭庆死前一年多，曾国藩就去世了；再说，李昭庆一表人才不假，可他哪有与宫中这般亲密接触的机会？其人系病死铁定无疑，在无法医治的情况下，他求助于天曹冥界，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驱使。传统迷信观念的拘囿，在那个时代鲜有人能够冲破。譬如，“阳间阴世”之说就非常普遍和盛行，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意识当中，而外在形式上的“丧礼”仪式，对此也起着“固化”甚至“强化”作用。总之可以说，李昭庆临终的迷信表现，有他具体的“特定性”，但就迷信意识的现实反映而言又绝非特例，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意义。

李鸿章给哥哥弟弟们的前一封信中，就简要转述了幼弟的几项遗嘱，此信中又有所补充：一是怕“老母惨伤，必求多方解慰”；二是根据颐保、定保两个儿子的不同“天资”条件，长大后分别安排理家和读书；三是让经方回皖，可稍安慰他的亲生母亲，而家事仍赖四兄蕴章代为经理。可见，临终时李昭庆也并非只觉得对不起老母而“余无所恋”，牵挂实在多多，留下孤儿寡母，能不挂心？此乃人之常情，并非婆婆妈妈。李鸿章自然理解，信中向哥哥建议，昭庆去世的噩耗暂时向母亲保密，待合适的时候再“徐徐解说”；至于对侄儿、弟媳一家今后日子的过法，他实际想到得、铺排得比幼弟生前嘱咐的还要周到、细致得多，这从信文中即足以可见，应该说尽到了当哥的责任。

信中又说到“幼弟欲请转嘱大府代奏表扬”的事，看来李昭庆这方面的要求，不像从前封信相关文字中直接看出的那样简单，是希望通过有人奏请而获抚恤、封赏。而这件事却让李鸿章为难，他再三筹思，一是考虑到“我家受国恩至重”，不便自行提这样的要求；二是不合“吏部新章”的规定，也就没有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来死皮赖脸地争取，看来，他还是讲原则、要脸面的。至于丧事的办理，也没有拿来作为敛财的手段，不散发讣告，“寅友赙赠，概行屏却”，也就是一概不收礼金、财物，收下祭幛之类不能拒绝的祭品，也按规矩回以谢帖。

信尾说刚接“马格里寄到洋人所照老母及兄喜容各一分（份）”，也就是外国人用相机给拍的照片，这在当年的中国也算“高科技”了，平民百姓家尚难得见识。所提到的马格里，是来华英国人，加入中国国籍，字清臣，以表明对清朝的“效忠”，为李鸿章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