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敲门
1.寻找丝国
1498年，对东西方世界来说，不是一个平静之年，虽然很多人还不知道有另一方世界。
一年前的1497年的7月8日，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肩负国王和家族的使命，率领4艘帆船、170多名水手，从里斯本出发，踏上寻找东方富庶大国的航程[1]。
半个世纪后，葡萄牙著名诗人路易斯·贾梅士（Luis de Camoens）这样描绘了当时达·伽马船队离别里斯本海港的情景：
未知的旅途如此地漫长，行人必定已失落在远方；
女人哭诉着哀怨，
男人心痛地悲叹；
母亲姐妹的心在挂念，
爱人更因挚爱而不安；
年年月月的企盼和翘首，
换来冰冷的恐惧与悲伤。[2]
达·伽马为何心如铁石，无视亲人们的一片哀怨悲伤，航向东方？
此前，欧洲大陆已经流传，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叫契丹（Cataio）[3]的神秘王国，那里盛产西方无法仿制的高级奢侈品丝绸和瓷器，而它们是达官贵人们标榜身份之物，常常被当作最珍贵的礼物进献给国王和贵族，普通人难得一见。这些奇货很少能运抵西方市场，而一旦到达欧洲，就会被卖出天价。横跨欧亚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阻隔着东西方贸易商路，渴求东方黄金、香料、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的葡萄牙人，不得不试图横跨浩渺凶险的印度洋。
15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蕞尔小国葡萄牙，完成了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进程，拥有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制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三桅快帆船。葡萄牙通过阿拉伯人、意大利人等掌握了中国的罗盘技术、指南针，还使用四分仪测量星星的高度，推测航船所处的纬度。它还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武器——火枪和火炮。13世纪西征的蒙古人将中国火药带到欧洲，欧洲人在战争中不断将其改进成更先进的武器。拥有了最先进造船、航海技术和强大武器的葡萄牙人，为了效劳天主、消灭异教徒，为了获取黄金和黄金般的香料，攫取财富，希望走出逼仄国土，向外扩张：
对于人民来说，扩张主要是一种移民形式：追求较好的生活条件和摆脱压迫制度。对于教士和贵族来说，扩张意味着传播基督教和占领土地，这是为天主和国王效劳的形式，是赢得相应的报酬、封地、官职的形式，而这些在葡萄牙这个狭小的宗主国里是越来越难得的。对于商人来说，扩张意味着生意兴隆，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产地购买原料和高价转卖。对于国王来说，扩张是提高威望的机会，使贵族们有事可干，更重要的是可以开辟新的财源，特别是在国王收入大幅度下降的时刻，更是如此。[4]
葡萄牙阿维兹王朝（Aviz House，1385—1580）开创者若昂一世（João I），首先进取北非的摩尔人城市摩洛哥。他的第三个儿子恩里克（Henrique，即亨利王子），继续组织冒险家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远征，成为葡萄牙航海和海外扩张事业的奠基者，点燃了葡萄牙整个民族向外“发现”的激情。
怀揣“幸运儿”曼努埃尔一世[5]向东方扩张的勃勃野心，达·伽马船队沿着迪亚士（Diogo Dias）开辟的航线，绕过南非好望角，再沿非洲东海岸航行至今肯尼亚的马林迪港。在这里，船队遇到来自印度的大帆船，在一位熟悉季风规律的阿拉伯领海员带领下，劈波斩浪，穿越印度洋西北角，抵达印度西南部的重要港口城市卡里库特（Calicut，又称科泽科德），历史性地完成了欧洲到东方的首次海上航行。
此地属于中国古籍中所称的古里国，是明朝敕封的海外番邦。一百年前，郑和首次下西洋便带着大量丝绸、瓷器来到过这里。1407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古里国王接受明成祖的敕书，自愿成为中国的藩国[6]。当时，中国商人已经航行到此从事贸易，建有多处商站，当地人称之为“中国人的堡垒”（Chinacota）[7]。
达·伽马抵达古里国这一天为1498年5月20日。这年为明朝弘治十一年，明孝宗朱祐樘正月时照例在京城南郊举行国祀，祭拜天地；二月，北元鞑靼部落首领小王子遣使求贡，明孝宗不予理会。小王子时常寇边，孝宗只是驱赶而已，不轻易劳师远征[8]。明孝宗此时二十九岁，治国风格迥异于其父明宪宗。他有一个痛苦的童年，为防宪宗宠妃万贵妃毒手，母亲纪氏带着他隐遁在安乐堂，凄风苦雨中度日。他被父亲“发现”后，其母还是被万贵妃逼死。即位后，有感于宫廷险恶和前朝弊政，他谦谨待人、勤于政事，抑制宦官、任贤使能，废除苛法、与民休息，“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使日益浸弱的大明江山“朝序清宁，民物康阜”[9]，史曰“弘治中兴”。
葡萄牙侵犯古里国的消息不会那么快传到明朝。对这些海外藩国，明政府并无经济诉求，封其为属国，只是为了宣示国威、怀柔远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都认为天圆地方，幅员辽阔的华夏即为世界的中心，周边之国属于蛮夷，蛮夷须接受华夏教化；这种天下观念所衍生的对外国策，就是严夷夏之防和以文德怀柔远人。明朝开国后，即奠立以朝贡贸易体制为核心的对外政策，以册封、通使、朝贡、赏赐、互市等仪式，羁縻外邦，诸国只要尊事中国，就不予征伐，且不惜亏蚀国库，以博得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10]。诸国也乐于享用这种厚来薄往的最惠国贸易待遇，每隔几年便带着大明皇帝赐给的勘合印信和本地特产，梯山航海而来。明孝宗承继祖先所立的朝贡贸易体制，践位以来，即有安南、暹罗、占城、日本等国多次入贡。
但此时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已经兴盛起来。利之所在，沿海豪门巨室纷纷打造大船扬帆出海贸易，一般百姓则以帮雇身份参与其中，市舶贸易严重冲击贡舶贸易[11]。
达·伽马的船队抵达印度后，在西南部港口城市开展不太顺畅的贸易，最后带回了一批香料（主要是胡椒）、象牙和宝石，还有中国的丝绸、瓷器，原路回国。1499年，他返抵里斯本，向曼努埃尔国王和王后展示了从卡里库特买来的中国瓷器，受到国王和王后的嘉赏。
三年后的1502年，曼努埃尔一世命令达·伽马再度出征。他率领20艘军舰，原路从葡萄牙航海到印度，仍在卡里库特登陆。这次，他有备而来，以武力攻占了古里王国。返回葡萄牙后，他又将搜刮到的中国瓷器献给了国王和王后。
达·伽马带回的中国珍品，更加激发了葡萄牙王室对东方帝国丰饶物产的遐想。1505年，曼努埃尔一世派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任葡属印度总督，推动葡萄牙殖民势力继续向东方扩张。
这一年6月，身体孱弱、励精图治的明孝宗，以三十五岁华龄早逝。孝宗作为中国皇帝的特例，一生只娶妻张氏一人，如平民般过着一夫一妻的生活。他与张氏生了两子一女，次子和女儿早夭。弥留之际，他召顾命大臣入乾清宫，遗诏传位于十五岁的独苗朱厚照，是为明武宗正德皇帝。
明武宗，天资聪颖，处事果决，如剪除太监刘瑾、御驾亲征抵御边患，但自幼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他，完全不同于其在苦难中泡大的父亲，却与其祖父明宪宗如出一辙，沉迷享乐，不理朝政，不同的是，他不啻耽乐宫中，还喜好与宦官四处冶游，热衷方外之物，散漫率性，没有节制。
明武宗在对外关系上，沿袭前朝海禁和朝贡贸易体制。但朝贡贸易体制于地方政府，非但不能获得税收，还因为高价采买，成为地方财政的负担。由于连年兴兵，广东地方财政空虚，正德三年（1508），广东布政使吴廷举等人以缺少上供香料为由，开始对外国来广东的船只进行抽分（收税），将市舶贸易合法化。这引致朝议纷起。正德九年（1514），武宗只得重申禁止与番人贸易、抽分。
1509年，葡萄牙派殖民老手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lfonso de Albuquerque）接任葡属印度总督。这位“东方凯撒”于1510年11月25日攻占了印度西海岸重要港口城市果阿（Goa），把整个西印度洋置于其武力控制之下，为继续东进、剑指中国，建立了坚固的桥头堡。
越接近中国，葡萄牙王室就越想了解中国。早在1508年4月，曼努埃尔一世便派遣迪奥戈·罗柏斯·德·塞魁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率领舰队，从印度向东挺进满剌加。临行前，国王对塞魁拉详尽交代：
你必须探明有关秦人的情况，他们来自何方？路途有多远？他们何时到满剌加或他们进行贸易的其他地方？带来些什么货物？他们的船每年来多少艘？他们的船只形式和大小如何？他们是否在来的当年就回国？他们在满剌加或其他国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们是富商吗？他们是懦弱的还是强悍的？他们有无武器或火炮？他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他们的身体是否高大？还有其他的一切有关他们的情况。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大吗？国内是否不止一个国王？是否有不遵奉他们法律和信仰的摩尔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和他们一道居住？还有，倘若他们不是基督徒，那么他们信奉的是什么？崇拜的是什么？他们遵守的是什么样的风俗习惯？他们国土扩展到什么地方？与哪些国家为邻？[12]
葡萄牙国王似乎想了解有关中国的一切。
塞魁拉带着葡王的一连串疑问，率领船队停泊在离满剌加不远的一个小岛上。当时满剌加也是中国的藩国。14世纪末15世纪初，满剌加欲摆脱暹罗控制而独立。永乐三年（1405），满剌加酋长拜里迷苏剌（Parameswara）派使臣到明朝朝贡并请封，明成祖封拜里迷苏剌为满剌加国王。郑和下西洋，多次到满剌加，并代表明朝将皇帝的诏书、诰印、冠带、袍服、碑铭，敕给满剌加国王[13]。因为国王皈依伊斯兰教，称苏丹，因此它被称为满剌加苏丹国。此后满剌加与中国保持着经常性的贸易关系，中国民间商船也远行至满剌加，与当地商人开展香料、丝绸、瓷器等贸易[14]。满剌加王国因为马六甲海峡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15—16世纪中西方贸易的中心，脱颖而为马来半岛一个强盛王国。
塞魁拉悄悄地与马六甲港的中国商人交往，刺探中国情报。他与中国人第一次接触是在一艘船上，中国船长盛情邀请他上船共进晚餐。饭后，他在给国王的报告中，描绘了中国人的状貌和饮食方式。
但诡秘的塞魁拉船队，还是遭到了当地人的袭击，不得不启程归国。
1511年4月，葡印总督阿尔布克尔克率军从果阿东行进攻满剌加，8月，满剌加被征服，末代苏丹马哈穆德（Sultan Mahmud，中国史籍称“妈末”）出逃，并遣使向明朝求援。满剌加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继站，当时，中国和南洋的丝绸、瓷器、香料运抵于此，印度、阿拉伯的商船从这里满载而去。葡人攻占满剌加，掐断了中国商品通往印度洋的咽喉，给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东西洋贸易致命一击，明朝廷从此失去了在该地区的盟主地位[15]。
占领满剌加后，阿尔布克尔克向国内发回报告，不可一世的葡萄国王很快便制订了一个进军东亚的计划。阿尔布克尔克率领葡萄牙舰队在南洋诸岛及东南亚海域四处游弋探查，向南到了摩鹿加群岛，向北抵达泰国。他们发现，泰国人和一些南洋小国均属于明王朝的藩国，历年与中国开展官方贸易，隐隐嗅到了东方大国的诱人味道。
1513年春，4艘中国商船来到满剌加，商人们发现此地已被外族人占领，于是不敢在城中久留，匆匆返航。一心想探听中国的葡萄牙人，派了一支小船队尾随而行。龟缩在船中的，就有葡萄牙满剌加商品经管员佐治·欧维士（Jarge Álvares）。
1513年6月，这支葡萄牙小船队在中国广东屯门（Tamão）[16]登陆，佐治·欧维士在岛上竖起了一块刻有葡萄牙王国徽章的石柱。他由此被称为迄今所知的第一个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也是第一个从海路到中国的欧洲人[17]。他直到1516年八九月间才回到满剌加，首次带回有关中国的第一手消息。他对中国的初步感觉是：“中国人希望与葡萄牙人和平友好，他们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民族。”[18]
此时，距葡萄牙人达·伽马首度到东方探险，已有十九个年头。
[1] 1499年7月，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致信西班牙国王：“殿下知道，我曾派遣本朝廷贵族瓦斯科·达·伽马重返中国及其兄弟保罗·达·伽马（Paulo da Gama）率领四艘船只进行海上发现。他们启航已两年多了。”葡萄牙国家档案馆，圣维森特档，第3簿，第513页。转引自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 转引自〔美〕夏伯嘉（R. Po-chia Hsia）著，向红艳、李春园译：《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3] 葡萄牙语中早期称中国为契丹（Cataio）。公元15世纪，西班牙人克拉维约（Klaviyo）在《克拉维约东使记》中用“契丹”称呼中国，此种叫法随即在欧洲流行。
[4] 〔葡〕J. H. 萨拉依瓦（José Hermano Saraiva）著，李均报、王全礼译：《葡萄牙简史》，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页。
[5] 曼努埃尔一世（1469—1521），有“幸运儿”的绰号，其来历是因为他意外当上国王，且刚一登基就迎来了葡萄牙东方贸易帝国全盛期，其实这主要归因于其前任若昂二世（João II，1481—1495年在位）的功业。
[6] 《瀛涯胜览》：“永乐五年，朝廷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赉诏敕赐其国王诰命银印，及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统领大
宝船到彼，建起碑亭，立石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7—58页。
[7] 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8] 〔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一五《孝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1页。
[9] 〔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一五《孝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6页。
[10] “何乔远曰：‘高帝既平定天下，诏谕诸夷，诸夷君长，或使或身，悉随使者来朝贡，则高丽、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浡泥凡十五国，臣服最先而最恭顺。高帝作祖训，列诸不征，且示勿勤远略之意。’”参〔明〕谈迁著，张宗祥点校：《国榷》卷一六《乙未永乐十三年七月丙申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119页。明太祖告诫后代的祖训如此说道：“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明〕朱元璋：《皇明祖训》，北京图书馆藏明洪武礼部刻本。
[11] “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权。”〔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1页。
[12] 此文原件藏葡萄牙国立档案馆。引自张天泽著，姚楠、钱江译：《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页。另可参见〔葡〕巴洛斯（João de Barros，又译为“巴罗斯”）等著，何高济译：《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11页。
[13] 〔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三二五《满剌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16页；〔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35页。
[14] “这个城市（指马六甲）所有的物产，如丁香、芦荟、檀香、安息香、大黄、象牙、名贵宝石、珍珠、麝香、细瓷及其他各种货物，绝大部分从外面进来，从秦土（terra dos Chins）运来。”转引自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15] “中国自满剌加被葡占据后，在南洋诸国威信亦渐失，是谓为‘开中国外交失败之渐’，不亦宜乎？”梁嘉彬：《明史稿佛郎机传考证》，王锡易等著：《明代国际关系》，台北学生书局1968年版，第11页。
[16] 关于Tamão现在的位置，学界存在争议，有台山上川岛、下川岛，东莞东涌，内伶仃岛，大铲岛，香港大屿山等等说法。有人说，它是葡萄牙人占据小岛后，给自己占据的小岛起的名字，在中国典籍中并无此名。早期来华的葡萄牙商人以屯门为贸易据点，屯门也因此被他们称为“贸易之岛”。
[17] 〔葡〕巴洛斯等著，何高济译：《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0页。一说欧维士是在葡印总督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的派遣下，由中国商人指引，从马六甲到达中国广东沿海的。由于广东地方官的拦阻，他们未能上岸，只私下与中国私商交易。但欧维士在回航之前，偷偷登上屯门岛，并将刻有葡萄牙王国徽章的石柱立在那里，以作为葡萄牙人到达此地的标志。参见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18] 一说次年春天，欧维士返回马六甲，声言中国无所不有，到处充满发财机会，将香料运到中国去，所获的利润与载往葡萄牙所获的利润同样多，而将中国丝缎、珍珠、帽子等运到马六甲，可获利30倍。见张天泽著，姚楠、钱江译：《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