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形成与演进

“粮食主产区”的提法在我国由来已久，但又并非一成不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粮食生产重心进一步由南方向北方、由东部向中部推移，主产区和产粮大县更加集中。而且，当前这种空间格局仍是动态的、不稳定的，未来，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仍将持续演进。

一 粮食生产空间格局的形成机理

关于粮食生产空间格局的形成，目前不少文献已从不同侧面展开了研究，分析了影响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形成的因素。比如罗万纯、陈永福（2005）认为，人均耕地资源、非农收入比重、粮食单产、成灾面积、畜牧业发展状况、复种指数、经济效益比等都是影响粮食生产区域格局的因素，其中人均耕地面积、粮食单产和经济效益比的影响尤为突出。刘玉杰、杨艳昭、封志明（2007）认为，耕地面积的增加导致粮食播种面积扩大以及灌溉面积扩大、化肥使用量增加导致粮食单产大幅度提高等，都有助于该区域成为全国粮食增产中心。仇方道等（2009）认为，粮食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等因素是影响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

针对不同因素对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程度，陆文聪、梅燕（2007）进一步分析认为，农业劳动力数量及其受教育程度，化肥、农机动力等投入，有效灌溉面积，农村水库库容量等因素均对各地区粮食生产总量的增长起到显著正向作用；而除涝面积、自然灾害成灾受灾面积比例、农民非农就业收入比重等因素对粮食生产总量的变化起负向作用；且一个地区的粮食生产会受到相邻地区粮食生产负方向的影响。王介勇、刘彦随（2009）通过构建粮食产量重心模型，认为在粮食产量重心移动中，北方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是关键因素，食物消费结构变化是直接因素，科技进步、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区域化的粮食支持政策是重要驱动力量。因此，归纳起来可以说，粮食生产空间格局的形成，自然资源是基础，比较优势是动力，气候变化是外在诱因，区域发展战略是内在动因，区域政策是直接推手。

（一）自然资源是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形成的基础

粮食生产是土地密集型产业，粮食是需水型产品，因此，耕地和水等自然资源是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决定粮食产量水平的自然要素。粮食与耕地、水资源的关系，始终贯穿着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稳定增长乃至整个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的全过程。由于我国耕地和水资源总体短缺，人均耕地面积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7%，且分布不均，退化严重；人均水资源不足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且用水需求量大，用水方式落后。因此，自然资源尤其是耕地和水资源禀赋状况，是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形成的基础条件。只有作为粮食生产基础条件的耕地和水等资源得到保证，并能得到宽松使用，有一定的休养生息能力，粮食生产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二）比较优势是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分化的动力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同区域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要素资源组合都可能在不断演化，从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并由此打破原有的区域分工格局。粮食属于土地密集型产品，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如果一个地区原本在粮食生产上具有优势，但是当其外部发展环境发生变化，面临更多的经济效益、更高的发展机会，此时，如果仍以实现粮食供应的完全自给为目标，就势必要把有限的耕地资源从经济效益高、比较优势明显的产业维持在经济效益低、比较劣势明显的粮食生产上。因此，从经济理性看，其更适宜于用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土地密集型产品，也即发展重心会从粮食生产转向非粮食生产，从而形成粮食生产空间格局的分化。

（三）气候变化是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变迁的外在诱因

我国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因气候变化直接导致粮食生产的气温、降水、日照等气候资源条件变化，直接影响作物布局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尤其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上升、水资源短缺和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将使粮食生产系统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使农业生产面临产量波动增大、布局与结构调整、成本与投资增加等问题，从而加速粮食生产空间格局的变迁。历史上，我国的粮食产区布局一般以秦岭—淮河线为界，南水稻、北小麦，在干旱、低温的偏北地区以及南方一些丘陵地区，则有玉米的种植区。近年来，我国玉米种植面积急剧上升，成为第二大作物，而小麦从1995年开始下降为第三大作物。同时，温度上升、降水带北移，使得水稻的生产区出现调整，历史上很少种水稻的北方地区如被称为“北大仓”的东北平原，如今已成为优质大米的产地。

（四）区域发展战略是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变迁的内在动因

粮食生产是土地、水资源密集型产业，同时需要资金、劳动、技术、教育等多种资源要素的综合投入，并且集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于一身。发展粮食生产，不仅意味着要在比较效益较低的同时，承受来自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而且意味着要占用并消耗较多的资源，尤其是耕地和水资源。因此，作为“经济人”，地方政府在统筹区域资源配置、选择区域发展战略时，势必要在发展粮食生产和发展经济之间权衡。这种权衡，最终将影响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资源要素投入量，从而内在地影响着粮食生产空间格局的变迁。陈文科（2008）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正值我国从工业化初期走向工业化中期的历史阶段，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给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痕迹明显的传统农业大省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使之急剧分化、转型，从而形成“现代工业大省”和“工农业大省”两类不同的区域经济形态，或者说，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我国传统农业大省，正沿着这两种不同的轨迹变化、分化。[1]事实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一些地区得风气之先，借地处沿海的区位优势，工业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其农业并未有大的突破，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削弱农业的基础地位为代价的。

（五）区域政策是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形成的直接推手

政策在我国粮食生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依然生动地诠释着粮食生产诸要素的地位。政策通过作用于粮食生产的相关要素和环节，使之按照设定的方向发生积极变化。在所有的政策中，区域政策无疑是最直接、最有力推动粮食空间格局形成的一项政策。在粮食主产区的形成过程中，区域政策通过明确和落实粮食发展目标和钱粮挂钩等政策，调节区域资源要素配置，防止和纠正放松粮食生产、忽视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的倾向，从而对粮食生产空间格局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定型和固化的作用。

二 当前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形成及特征

伴随粮食产量的波动，我国粮食主产区的空间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传统的“南粮北调”格局逐渐被“北粮南调”格局所取代，粮食生产重心进一步由南方向北方、由东部向中部推移，北方和中部地区成为新的全国粮食增长中心。目前，全国80%以上的商品粮、90%以上的调出量来自13个主产省区。这说明，粮食主产区作为我国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左右着我国粮食安全的大局，在确保粮食有效供给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历史演进

1.粮食生产重心北移

长期以来，根据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提供的商品粮数量、比重，我国把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江西、安徽、河北、辽宁、湖北、湖南、江苏、山东、四川13个省区作为粮食主产区，并且这些省区也是我国的粮食净调出地区。近年来，随着东南沿海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粮食播种面积不断减少，北方粮食呈增长趋势，全国粮食中心逐步北移，同时中部地区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东北地区和黄淮地区共同形成了全国粮食增长中心，粮食流通格局由“南粮北调”变为“北粮南运”。我国粮食净调出地区逐步减少，自求平衡地区粮食供需缺口逐步扩大，主销区粮食自给率急剧下降。到2011年，在13个粮食主产省区中，只剩下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5个省份为净调出省份（见表2-1）。[2]

表2-1 2011年13个粮食主产区和新疆、宁夏粮食产量及余缺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传统粮食自给不足的西北地区，虽然目前整体上依然不能粮食自给，但部分省份已经自给并有粮食外调。宁夏2007年开始能够粮食自给，并提供余粮近80万吨，成为西北地区最早粮食自给和外调的省份。新疆也不仅能够解决自身粮食需求，而且有商品粮净调出。尽管两省份粮食净调出量不大，2011年共计252.4万吨，占全国总净调出量的2.94%，但这已经反映宁夏平原、新疆绿洲（包括坎儿井地区）等地区已经成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区域。西北地区虽然气候干旱，但水资源并不比华北和东北地区少，局部地区水资源尤其是过境水资源十分丰富，只要注重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作物水分利用效率，“西北地区将成为我国第五代商品粮基地”。[3]

2.主产区增产作用凸显

2004～2013年，全国只有河南、黑龙江、河北、江苏、山东5个省份实现“十连增”，大多数省份在不同年份的粮食产量有增有降，有的省份起伏还较大。在全国粮食产量上万亿斤后的6年连续增产中，同时“六连增”的也只有黑龙江、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甘肃10个省份。与2003年相比，浙江、福建、广东、海南、贵州、西藏6个省份的粮食产量则是下降的。而粮食主产区增产作用更加凸显，2013年，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达9153亿斤，比2003年增加3037亿斤，增长49.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全国的总比重从71%提高到76.0%，增产量占全国总增产量的88.7%；其中，东北及内蒙古4个省份粮食产量为2905亿斤，比2003年增加1379亿斤，增长90.4%，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0.6个百分点，4个省份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从17.7%提高到24.1%，粮食增产量占全国总增产量的40.3%。同期，非主产区产量则增长缓慢，2013年非主产区粮食产量为2886亿斤，比2003年增加388亿斤，10年间仅增长15.5%，年均增长1.3%，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3年非主产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比重降至24.0%，比2003年下降5.0个百分点，增产量占全国总增产量的11.3%（见表2-2）。

表2-2 2003～2013年分区域粮食产量情况

3.主产区和产粮大县更加集中

2011年，13个粮食主产省（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76%，比1980年增加7个百分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5省粮食净调出量占全国粮食净调出量的97.1%，其中，黑龙江粮食净调出量居全国首位，占全国粮食净调出量的43.9%（见表2-2）。曾有“苏常熟，天下足”美誉的江浙一带，1990～2012年，其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萎缩了近1/5，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则由3/4降至3/5，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更是由11.1%降至7.0%；广东粮食播种面积下降36.7%，粮食产量下降34.0%；同期，同为产粮大省的山东，其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下降11.6%，粮食产量仅增长34.5%，占全国的比重从7.5%仅升至7.7%；而在1990年粮食产量尚低于山东的河南，同期不仅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增长7.2%，而且粮食产量增长70.7%，占全国的比重则从7.6%升至9.6%（见表2-3）。

表2-3 相关省份农业生产情况比较

4.粮食品种结构变化加剧主产区空间格局变动

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分布广，全国31个省份均有粮食生产活动。但由于耕地面积、农业人口、自然气候条件和生产技术水平的不同，各地区粮食生产的规模、品种、结构差异很大。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包括东北区、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黄淮海区和黄土高原区，耕地以旱地为主，是小麦、玉米等各种作物的主产区。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耕地以水田为主，是水稻为主的粮食产区。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粮食生产以南方的长江流域为主，粮食增产主要依靠稻谷。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南方粮食生产在全国的比重下降，东北地区和黄淮地区共同形成全国粮食增产中心，粮食的增长主要靠小麦和玉米。东北地区由于结构调整，在水稻种植上发展较快，替代了传统的春小麦种植，由于水稻单产水平大大高于春小麦，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其粮食总产量水平，而且改善了其粮食的构成。

我国粮食的生产以谷物为主。1991年首次公布完整的谷物统计数据，在当年的全国粮食产量中，谷物产量占90.9%；其后这一比例一直在86.9%和91.0%之间波动。分品种看，稻谷始终是我国粮食的第一大品种，小麦和玉米产量一度不相上下，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多数年份的小麦产量超过玉米，成为我国粮食的第二大主要品种；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2011年，玉米产量已基本稳定地超过小麦，居于我国第二大粮食品种的地位，2012年则超过水稻成为我国第一大粮食品种（见图2-1）。1978～2012年，玉米对我国粮食增产的贡献远大于稻谷和小麦，接近粮食产量总增量的1/2，成为我国粮食的第一大增产品种；小麦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略超过稻谷。

图2-1 1991～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品种结构变化情况

（二）当前粮食主产区的总体空间格局

从粮食供求状况看，在全国31个省份中，有13个粮食主产区、7个主销区、11个产销平衡区。主产区在满足区域内自给的基础上，每年需要调出大量商品粮补充主销区的消费需求，目前全国80%以上的商品粮、90%以上的调出量来自13个主产省区。根据《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提出的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功能定位和布局，当前粮食主产区的总体空间格局大致呈现倒“T”形（见图2-2），即我国粮食主产区主要集中于东北、黄淮海和长江流域，共包括680个县（市、区、场），耕地总面积约7.8亿亩，粮食播种面积约8.1亿亩，总产量约3017亿公斤，分别占全国的42.8%、51.3%和60.9%。具体如下。

——东北区。该区是我国最大的玉米、优质粳稻和大豆产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四省区的209个县（市、区、场），占核心区县数的31%。耕地面积约3.4亿亩，占全国的18.5%。粮食播种面积约2.6亿亩，总产量约870亿公斤，分别占全国的16.4%和17.6%。

——黄淮海区。该区是我国小麦、玉米和稻谷优势产区，包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5省的300个县（市、区），占核心区县数的44%。耕地面积约3.2亿亩，占全国的17.7%。粮食播种面积约3.7亿亩，总产量约1432.5亿公斤，分别占全国的23.2%和28.9%。

——长江流域。该区是我国稻谷集中产区，包括江西、湖北、湖南、四川4省的171个县（市、区），占核心区县数的25%。耕地面积约1.2亿亩，占全国的6.6%。粮食播种面积约1.8亿亩，总产量约714.5亿公斤，占全国的11.7%和14.4%。

图2-2 粮食主产区总体空间格局示意图

（三）当前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主要特征

1.粮食生产集约化水平提高与区域性供需矛盾突出并存，决定了当前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动态性

目前，粮食生产专业化布局基本完成，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资本替代劳动力趋势明显，化肥、农膜、除草剂使用量增加，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2011年，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4.5%，比1998年提高17个百分点，其中小麦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粮食仓储运输能力逐步增强，全国粮食有效仓容和日烘干能力得到提高，六大粮食物流通道贯穿南北，为实现大范围粮食调运提供了保障。但与此同时，区域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2013年，13个粮食主产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6.0%，其中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7个北方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由1991年的36.2%提高到2013年的46.7%。南方粮食生产总量下降，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6个南方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比重由1991年的36.0%下降到2013年的29.3%；主销区粮食产需缺口逐年扩大，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7个主销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已由1991年的12.2%下降到2013年的5.5%，产需缺口由2003年的485亿公斤扩大到2013年的900亿公斤左右。此外，西部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较差、土地贫瘠，粮食生产水平较低，存在供需缺口。因此，当前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仍将进行动态调整。

2.粮食品种结构不断优化与结构性供需矛盾加剧并存，决定了当前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不稳定性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品种结构逐渐适应消费市场变化，玉米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由1978年的18.4%提高到2012年的34.9%，增加了16.5个百分点，保证了饲料及加工用粮的需要；小麦的比重由17.7%提高到20.5%，增加了2.8个百分点，优质、专用品种比重逐步提高；稻谷的比重虽然由44.9%减至34.6%，降低了10.3个百分点，但早籼稻减少，粳稻增加，适应了口粮需求变化。与此同时，品种结构性矛盾加剧，小麦供需总量基本平衡，但品种优质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大米在居民口粮消费中约占60%，且比重还在逐步提高，但南方地区水田不断减少，水稻种植面积大幅下降，恢复和稳定生产的难度很大，稻谷供需总量将长期偏紧；玉米供需关系趋紧；大豆生产徘徊不前，进口依存度逐年提高；北方种植大豆、南方种植油菜籽比较效益低，生产缩减。粮食品种间（如东北大豆、玉米、水稻）争地及粮食作物与油料、棉花、烤烟等经济作物之间的争地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当前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是不稳定的，将会随着粮食品种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3.种粮比较效益偏低与区域经济增长驱动增强并存，决定了当前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不可持续性

近年来，由于化肥、农药、农用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人工成本上升，农民种粮成本大幅增加，农业比较效益下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一半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业劳动力呈现结构性紧缺，一些地区粮食生产出现“口粮化”“副业化”的趋势。与进城务工和种植经济作物相比，种粮效益明显偏低，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增长驱动增强的背景下，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难度加大。因此，利益不协调不均衡的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其本身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力度，则主产区将持续呈现萎缩的态势。

三 新形势下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演进趋势

受比较效益、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仍将持续演进，在空间上将进一步相对集中，粮食及农业的产业集群化发展态势将进一步加剧，强化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驱动力将更趋多元。这就决定了必须充分调动主产区粮食生产积极性，积极促进产销区利益协调，加快推进主产区“四化”同步发展。

（一）当前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面临的形势

1.“保粮难”态势将长期持续

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口粮需求将保持稳定并有所下降，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将保持加快增长，从而导致粮食总需求持续刚性增长。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95公斤，需求总量5725亿公斤。其中，居民口粮消费总量2475亿公斤，占粮食消费需求总量的43%；饲料用粮需求总量将达到2355亿公斤，占粮食消费需求总量的41%；工业用粮需求趋于平缓。[4]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将导致耕地减少和对农业用水的挤占，从而制约粮食单产和总产水平的提高，影响粮食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粮难”将成为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

2.粮食生产政策环境不断优化

近年来，我国坚持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视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地方各级政府认真落实中央的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和保护力度。2004年以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实行了“四补贴”以及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建立了粮食最低收购价、托市收储以及支持粮食生产的补贴制度等。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将继续扩大对粮食生产的补贴规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水平，进一步保护和调动主产区和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3.粮食产业体系进一步健全

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条件逐步改善，通过配套完善灌排条件，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粮食生产抗灾能力不断增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步伐加快，通过使用优良品种、组装配套集成农艺和农机技术，粮食主产区增产潜力巨大。粮食产前产后保障水平提高，通过提高农机质量，增加机型，推进社会化服务，粮食生产效率不断提高；通过进一步加强粮食烘干、仓储、运输等设施建设，提升粮食收储和调运能力，粮食产前产后保障基础进一步夯实。此外，粮食等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不断增强，冷链物流等现代物流发展迅速，粮食产业体系进一步健全。

（二）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演进趋势

1.粮食主产区在空间分布上将进一步相对集中

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将进一步加速，以及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的加大，加之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现有的粮食主产区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还将进一步发生分化，一部分主产区的粮食商品化程度可能继续降低，一部分主产区通过改造中低产田、创建高产示范区并进行推广，推进规模经营，从而使粮食主产区在空间分布上进一步相对集中。

2.粮食主产区粮食及农业的产业集群化发展将进一步加速

由于粮食主产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和加快发展的需要，以及粮食产销区协作的加速，以粮食主产区粮食和农业优势资源为基础，以若干涉农经营组织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支撑，以相关服务机构为辅助，以加工集聚地为核心，以辐射带动的区域为范围，围绕粮食和农业相关联产业发展种植、加工和物流，形成上下游协作紧密、产业链相对完整、辐射带动力较强、综合效益达到一定规模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这将成为粮食主产区发展的一种趋势。

3.强化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驱动力将更趋多元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群体正在发生分化，粮食主产区粮食和农业经营主体将更加多元，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外，还将主要包括种粮大户、家庭农场、联户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工商资本等，粮食主销区为了保障本区域的粮食供给，也会选择异地开发“飞地”、与主产区合作等方式在主产区加强粮食生产基地建设，重点发展属于自己的“粮食主产区”。

（三）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演进的政策启示

1.要充分调动主产区粮食生产积极性

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离不开激发粮食主产区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的动力。要调动这两方面积极性的发挥，必须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巩固、完善和全面落实好对粮食生产的各项扶持政策，形成农民种粮基本收益保障机制，确保农民种粮收益逐步提高，确保粮食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国家的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要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向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倾斜。要大幅度增加对粮食主产区投入，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实现补贴的全覆盖。加大对粮食大县的奖励补助。要严格控制农资价格过快上涨，确保农资市场供需平衡，降低粮食生产成本。要进一步完善粮食风险基金政策，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补贴奖励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加大对种粮农民特别是种粮大户的信贷扶持力度，支持发展主要粮食作物的政策性保险，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种粮持续增收。

2.要积极促进产销区利益协调

要着力平衡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的关系，实现粮食产销区责、权、利的对等，加强粮食区域间合作。主产区的资源优势在粮食和农业，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粮食和农业。面向市场发展起来的农产品深加工和食品工业，是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联结点，也是农业生产价值的再延续，是衔接主产区、主销区利益的重要环节。要以农产品加工业为载体和桥梁，打通农产品加工转化和贸易通道，建立产销双方长期的期货合同，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在产区布局，加快粮食主产区由卖“原字号”农产品向卖“成品”、卖“服务”的转变，缓解粮食主产区的利益流失，增强反哺农业、反哺粮食生产的能力。

3.要加快推进主产区“四化”同步发展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沿海部分省份以放弃和牺牲农业而发展工业，尚有其历史的原因和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工业化不断深化、国家产业布局相对稳定之后，作为粮食主产区，已不可能也不允许再复制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模式。否则，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的粮食安全就无从保障。当然，从长期看，先进的农业必须与发达的经济相匹配，一个先进的农业区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落后的经济区。因此，要加快推进主产区“四化”同步发展，必须统筹主产区工农业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工农、城乡和地区利益三个新剪刀差。要在加大对粮食主产区转移支付力度的基础上，依托粮食主产区的农业优势，推进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发展并集中布局，从而构建起粮食主产区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内生补偿和激励机制，让重农抓粮的地方在经济上有发展、财政上有实惠，让务农种粮的农民收入年年有增长、生产生活条件年年有改善，实现农业产业化与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形成信息化提升农业、工业化富裕农民、城镇化带动农村的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