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第一节 选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依据

魏晋南北朝处于汉唐两个大一统的盛世王朝之间，是一个最为动荡的历史时期。其战争次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我国历史上都是非常突出的。这一时期也是文学史重要的转折期，无论是文人心态、文学主题，还是文学体裁、文体功能，都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生长点和连接点。战争是这一时期文学中的重要题材。因此，研究战争诗文，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具有典型性。文人广泛卷入战争洪流，或戍边从军，或直接跻身最高军事决策圈；对发生于身边的流血战争场面、战争带来的生死流离之痛进行了全面的描绘；其关注现实的精神，直面苦难的勇气和心系民生的热情屡屡诉诸笔端，呈现了一幅幅特定时期的历史画卷。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是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组成部分，综合考察这一时期战争诗文的发展，对认识和研究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不同的地理环境产生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同的文明形态影响不同的战争实践，不同的战争实践引发不同的战争思考，战争形态与文化取向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产生于特定历史土壤与人文社会基础上的战争诗文，亦是各个时期政治观念、文化心理的反映。深入探讨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与其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将有助于我们解释该时期中国战争文化的某些特征，故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在中国文化史上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文学发生学角度看，文学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丹纳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因此他在论述希腊雕塑时说：“要了解作品，这里比别的场合更需要研究制造作品的民族，启发作品的风俗习惯，产生作品的环境。”[1]丹纳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史研究，而且丹纳关于文学史、艺术史的著作，无不是以这一学说为中心思想。所以，从历史和政治制度的视角、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研究文学显得非常重要。另外，国内前辈学者的研究实践，也不断证明文史结合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2]，开创了魏晋南北朝文史研究新的领域。陈先生通过对众多史料的分析，对桃花源所在地重新进行考证，对传统的“南方武陵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真”桃花源在北方的弘农、洛水上游一带，《桃花源记》并非“寓意之文”，而是一篇“纪实之文”。虽然陈先生此说后来亦遭到了学者的众多质疑[3]，但是，陈先生此文的贡献在于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陈先生自己也说：“近人撰著或袭苏洪之意，而取譬不切，或认桃源实在武陵，以致结论多误。故不揣鄙陋，别拟新解。要在分别寓意与纪实二者，使之不相混淆。然后钩索旧籍，取当日时事及年月地理之记载，逐一证实之。穿凿附会之讥固难免，然于考史论文之业不无一助，或较古今论辨此记之诸家专向桃源地志中讨生活者聊胜一筹乎？”[4]他认为，研究桃花源问题，应该另辟蹊径。陈先生能够在一般人认为毫无关联、无迹可寻的史料之间发现“线索”，进而打通文史之间的界限，实属难能可贵。即便陈先生此文或存在诸多问题，但是这种实证的方法对于“考史论文”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战争诗文产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其背后的历史事件显然不可忽视。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最大限度地结合史料记载，在对该时期战争诗文进行系年、系地的基础上，力图将诗文作品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探求其文本意义、文体价值和文化意识。概括地说，本书以战争诗文为研究对象，以魏晋南北朝文学演进为基本线索，结合当时的历史事件，对该时期战争诗文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一方面试图对战争诗文产生的时空背景进行历史还原，另一方面也试图对当时人们的文学文体观念进行历史还原。显然这种还原并非易事，但这种努力对于深化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