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市群形成与发育机理

城市群区域内各个城市的集聚过程与扩散作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需要依托一定的地域基础与物质条件，包括地理区位、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历史基础和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从地理区位和经济因素分析，城市群的集聚过程就是建立在地域优越区位条件的城市，充分利用地区自然经济因素，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生长点和城市群集聚核心的过程。从社会与历史的因素分析，城市群的集聚就是建立一种具有城市生活方式的地域共同体，从简朴的居民点生活方式逐步过渡到现代化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通过城市机能的综合作用，提高城市人民的工作与生活标准。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角度分析，城市群在一定区域内的集聚与扩散，就是提高城市区域的区位综合开发强度、地区开发与建设的潜力标准的过程。这种城市群的集聚过程，既是建设多层次中心城市的一种形式，也是使地区分散建设的城市过渡到规划建设相对集中紧凑的大中城市的过程。

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又产生城市扩散，构成城市群的布局形式。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伯吉斯（E.W.Burgess）认为影响城市向外扩散的有向心、离心、专业化、分离等因素。霍伊特（S.Hoyt）则强调了交通易达性和定向惯性的影响。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霍利（Hawley）于1981年提出了影响城市扩散作用的因素：一是绝对的人口压力；二是城市中心诸功能之间专业化和相互竞争的发展，把不具优势的职能向外驱逐；三是物质结构的老化；四是短距离运输方式的革命。从区域城市群集聚过程与动态变化特征分析，影响城市群生长的因素，主要有内聚力、辐射力、联系率和网络功能等。对每一个影响生长的因素都不能孤立、静止地考察，必须从各个因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方面考虑。

一 城市群形成与发育的影响因素

（一）城市群体的内聚力

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在社会发展中的进步作用曾经作过科学的论述，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消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0]

自从区域城市群形成以来，城市的发展不仅加强了城市经济发展的本身功能，而且也增大了城市群体内的聚合力。“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集聚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11]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里专门论述了城市形成发展的历史作用，特别描述了英国中部的曼彻斯特城镇群工业的发展，同时也论述过伦敦、纽约这样的巨型城市。确实，在一个地区内城市聚集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城市的发展还促进了交通和通信的发展；现代化城市地区的科学技术高度集聚，更促进了现代交通工具、电报、传真、电报和光纤通信、卫星通信的迅速发展，增强了区域城市群的内聚力。城市群区域对国家或区域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生活的影响是任何地区所不能比拟的。大中城市集中了全国各地区的文化、艺术和科技队伍的精华，又是全国的经济、交通与信息的聚集地。例如，法国的巴黎集中了全国81%的晚报、78%的周报，以及73%的期刊，61%的经济力量；日本最大的百货公司、商场都集中在东京、名古屋和大阪三市；东京拥有日本80%的出版社，86%的书籍出版量。原苏联科学院有5万名科技人员，一半在莫斯科。[12]

城市群的内聚力还表现在城市经济活力的凝聚与经济效益等指标上。城市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效益不是简单地等于各个部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总和，而是在所有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综合效益。“由于城市是人群和工业高度集中的场所，有着雄厚的生产能力，发达的交通运输，先进的文化技术和灵通的情报信息，为专业化协作创造了优良的环境，而由于协作，使人力、物力、财力得以节省，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从而大大促进经济效益的增长。”[13]

（二）城市群的辐射力

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缪尔达尔（G.Myrdal）对赫尔希曼（Hirschman）提出的“涓滴效应”与“极化效应”城市集聚作用做出进一步的阐述，并总结了他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写成《循环累积因果原理》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扩散效应”与“回吸效应”的新观点。这对于我们研究分析城市群的辐射力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缪尔达尔认为，某一地区（即城市体系的空间地域）社会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个社会因素的变化，而第二种变化反过来又会加强第一种因素变化，并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那个变化的方向运动。这就是说，最初的变动会导致具有强化作用的引申变动，并使社会过程按最初的那个变动方向做出进一步的发展。在特定城市群的空间地域内，由于地区经济增长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群的辐射力不断加强。其变化过程一般呈现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城市群的辐射力表现为单个城市的扩散，由市区向郊区不断延伸扩散，主要是由于工业项目增加、投资扩大、基础建设水平提高等因素使城市用地规模增大，向城市边缘地区，尤其是“七通一平”条件较好的地段发展。例如：南京从泰山新村到大厂镇地段包括浦口高新技术开发区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新校区等。

第二阶段 由于城市之间的各种联系加强（人流、物资与金融信息密度加大），形成一个地区内城市群的网状式辐射，进入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特别是现代化工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城市环境质量要求日益提高，为此，城市群体内，交通走廊发展的模式尤为显著。在这一阶段，城市群的辐射力进入新的扩展时期，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城市群体内核心城市的规模扩展速度快，其中心城市作用更加突出；二是城市区域内形成许多新的增长点，尤其是交通枢纽和有重要资源开发的地点，形成若干个新的工业卫星城镇或经济中心，如南京市的东山镇、板桥镇、龙潭镇等；三是城市间各种联系密度加大，交通出现频繁忙乱的现象，甚至出现许多“交通瓶颈”。在我国一些超大型的城市群，如京津唐、沪宁杭和辽宁中部区域，城市间的交通运输出现高负荷运行状况，因此交通网络成为最突出的问题。对未来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应该尽早考虑。

（三）城市群内相互联系和网络功能

城市群内各个城市间相互联系的强化与网络功能作用的加强是城市群发育成熟的重要标志。

城市之间（或城乡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不同的经济类型区或行政区的表现形式都是不同的，带有明显的差异性。省一级的中心城市表现在其对区域的影响，主要是向心式的相互联系。附近城市和卫星城镇的居民可以乘公共汽车或火车、飞机、轮船等前往城市群内最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工作、生活、参观或参加会议交流等。同时，其又具有离心式的相互联系，表现在城市间的人流、物流与科技文化信息流的传播、扩散方式上。而在中心城市以外的次一级或二级中心城市或其他大部分地区，城乡居民在向心式交往的同时，主要发展离心式的相互联系。这种形式就是由省级中心城市向外地居民提供产品、文化、教育、技术、医疗、生活、商业等方面的区域服务。与此同时，各地区所生产的不同产品，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商业贸易的发展，地区之间彼此进行商品交换、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相互依赖，经济联系大大增加，有力地促进各地区劳动地域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所以，劳动地域分工的发展绝不是割裂生产的发展，而是联合、协调，促进生产，使社会生产逐步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每一个劳动地域分工区内，都有自己的经济中心，作为经济联系和信息交流的节点，这个经济中心一般由一个中心城市或几个城镇组成，以此作为全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并成为城市群的组成部分。区内城市群的联系系统包括：省、区、县的行政经济管理技术指导系统，生产装备、技术装备和技术援助系统，文化科技教育服务系统，流动式的居民生活服务系统，邮寄和流动商业系统以及现代通信联络的技术系统，等等。建立这些功能系统，是当代城市化的普遍要求。[14]

在区域城市群内每一个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相互联系不断加强，同时纵向联系也日趋紧密，城市群的网络功能向区域整体化方向过渡，其社会化功能也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方向转化，逐步成为国家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重要标志。

城市群各个城市的功能集聚以及建立高度城市现代化环境的过程，一般都是从城市中心区向城市边缘地区扩散，然后又在边缘地区集聚建成新市镇（或工业卫星城镇），并逐步与其他城市区域交织在一起，组成更大集团化的城市群体。城市群内最大的核心城市在综合开发与现代化过程中有以下一些特点：人口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城市内部的居民活动以及城市外部居民进入市区参观、购物与娱乐的活动频繁；大中小城市相互间的经济联系也十分紧密；城市群内各个城市的功能日趋完善化，中心城市的作用日益明显。随着城市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增加，城市群之间的联系导致交通问题日益突出。

二 城市群形成与发育的相关学说及评价

城市群是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各类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交通网络组成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城市群内，城市相互之间联系并不紧密，而且城市的分工协作也不好，甚至相互制约、相互排斥，只有社会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城市群体内的各个城市（尤其是核心城市）区内与区际的联系才十分密切，分工协作也经过不断调整、变革逐步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城市群最初的组合是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历史阶段上自然形成的，往后逐步发展成区域性城市群体乃至城市体系，习惯上也有将未经改造建设的城市群称为城市体系的说法。在这里，城市群和城市体系都存在改造、规划、建设的问题，城市群形成发展的更高阶段（更合理化）就是在生产力比较发达时期将区域城市体系扩展成更大的城市群。

城市体系这个概念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许多学者认为，城市体系概念是在大城市扩散已经相当普遍，卫星城镇和新市镇的建设不断涌现的时期才出现的，应当是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的。然而，有关城市群体的理论在20世纪初就出现了。1915年英国城市规划学者提出了集合城市（Conurbation）的概念；1933年德国的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学说，此后，他和韦伯等人先后提出了工业区位论，这些理论长期以来对城市地理的研究以及城市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当今研究城市群和城市体系的基本理论。城市地区与大都市区概念要追溯到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他研究了北美城市化的空间模式，于1961年提出了“大都市带”（Megalopolis）概念。他指出的“大都市带”不是简单指一个很大的城市或大都市地区，而是指一个范围广大的，由多个大都市联结而成的城市化区域，是有一定的人口密度分布其间的都市地带。戈特曼的“大都市带”概念被地理学者和规划实践者所接受，并得到广泛的重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曾写过一篇有关亚太地区经济与城市综合开发报告，介绍了“大都市”“特大都市圈”“城市群”“成长三角开发走廊”的地域概念，对我们的研究颇有启发。

城市（镇）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的集聚点，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地区文化科技信息交流的一个焦点。许多不同层次的点和轴线组合成地区城市群网，城市是地区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起着周围地区的中心地作用，并依赖于集散输送地方产品与向周围地区人口提供货物和服务而存在”。克里斯泰勒分析了中心地理论形成的条件，探讨了中心地担负的服务范围，并采用六边形图式对城镇等级与规模关系加以概括归纳，揭示出一定的区域内城镇等级、规模、职能间关系及其空间结构的规律，并逐步形成城市群体的等级规模（大、中、小等级排列）的观点。

克里斯泰勒在考察德国南部的城市后认为：各级规模的城市是各级大小区域的中心、城市的分布存在某种规律、在地理差异不起作用的条件下城市的发展趋势等。经过长期研究，他认为对城市群体、城市等级体系起作用的是行政管理的划分、市场经济的作用及交通网的出现等三个条件。他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和城市群体（或体系），按照这三种原则应当形成如下的城市等级：A级城市1个，B级城市2个，C级城市6～12个，D级城市42～45个，E级城市118个。[15]

我们认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重要学术价值在于，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对城市等级规模作了描述，指出在一定地域内存在不同等级的城市，各级城市有着不同的职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理论和方法在新建城市居民点和交通网络的规划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很高的评价。但是，克里斯泰勒的理论还有许多局限性，他没有完全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对于城市群体内城市分布规律和客观存在的问题没有研究深透，对于城市形成、发展的全部社会、自然和经济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认识是不够的，这是由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以及他本人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所造成的。

与克里斯泰勒一样，在工业区位论的学者中，无论是最低成本学派，其代表人物韦伯（Weber）、运输费用学派爱德加·M.胡佛（Hufer）、市场区学派夏·佛尔（Ferler）还是边际区位学派E.M.罗斯特朗（Rosstong）等，他们或者不考虑地理与政治条件的空间差异企图建立一个适用于任何工业部门、任何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的“纯理论”，或者过分强调一种或某几种经济因素的作用，抑或干脆否定经济原则的根本影响而认为工业区位论的确定依赖于个人的心理因素，因而各执一词，失之偏颇。总之，这些学者从宏观、微观或从历史资料的静态、动态进行分析，对各个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及其作用大小，工业区位对于城市群形成的作用，对工业区位形成和变迁的规律，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分析、模型、公式和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尤其是对各种不同环境下现代城市的合理选址、职能及规模都有所涉及，并且在近几十年城市体系研究与建设中付诸实践，得到了较大的社会效益。“这些区位论的研究与实践，尽管其产生原因是为了资产阶级获取利润、增强竞争能力的需要，它的形成和变化受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因而必然存在着谬误与缺点，但作为人类选择以最小投资来获取最大收益的场所的探讨，对社会主义城市体系的建设也是十分有益的借鉴。”[16]

区域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主要的原动力是地区生产力的高度集聚，开始形成若干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点，然后逐步形成城市社会。在区域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弗里德曼（J.Friedmann）教授关于“经济增长引起空间演化”以及“支配空间经济的首位城市”的增长极理论，对于城市群的形成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大都市带概念是根据人类聚落变迁过程的实际而形成的，其深刻含义已为许多城市规划工作者所认识。道克萨迪斯用“连片巨型大都会区”的术语来概括这种正在出现的新人类聚落形式，按照他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城市体系最终会连成一片整体的人类居住群聚落。

弗里德曼结合罗斯托的发展阶段理论，建立了自己的空间演化模型，他认为区域城市群的形成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沿海地区出现零星的聚落和小港口，并伴随着一部分人迁入内地。在这个阶段，生产力水平低，沿海居民点聚落继续其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活方式；内陆的居民点这时是孤立状态，很少与外地发生社会、经济的联系。二是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空间形态产生了极大变化，出现了所谓的点状分散的城镇。这个时期，因投资少，国家只能选择1～2个区位优势特别的城市进行开发，选定的点可能是自然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或人口稠密，市场很大，开始产生集聚经济的效应。三是中心—边陲的简单结构逐渐变为多核心结构阶段，边陲的部分优良地区开始开发，逐步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大市场。这就是地区城市群发育的经济基础。四是城市之间的边缘地区发展很快，区域性基础设施以及工业卫星城也发展较快，城市之间的经济、文化科技联系比较深广、密度大、负荷重，产生城市相互吸引与反馈作用。[17]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西蒙教授（Herber A.Simon）在荷兰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大规模系统的聚合模拟实验，分析了宏观社会经济系统的各个层面与形成因素，对我们研究城市群体的系统性与空间性具有深刻的启迪。他比较现实地提到，研究社会宏观系统面临两大困难：一是系统的机理不清楚或者不完全清楚；二是系统中的要素数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量如此巨大，以致现有的计算机设备尚无法处理。我们研究的城市群特别是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及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一方面数字采集十分困难、十分艰巨，另一方面收集量处理的准确性也十分困难，使我们的研究仅仅反映城市群的一种相对数据的某些层面的现象，难以概括其总体。西蒙指出：假若我们感兴趣的仅仅是它们特性化精确度的某些集合方面，这时就可以采用适当的聚合模型预言这些集合，我们的知识及信息足以满足对提供简单模型的机理与参数的需要，而对详细的模型却是不够的。借助这个模型，可以预测美国各大中城市未来的人口，简单的二次方程也可以预报美国城市的规模分布以及城市的相互作用（即城市间的各种经济、社会联系与交流），体现城市间规模系统的聚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