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服务机构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情况调查报告
指导教师：吴建平
成员：王黎珣、许剑波、李佩瑶、杨乔、李林深
基于香港社区服务和慈善义工发展完善程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组织师生一行20人赴港考察、交流学习。师生参观了在完善香港的社会服务中都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的香港社会服务机构，对这些机构的组织架构和运行状况的报告如下。
一个组织机构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合理的组织架构，它既能反映该组织的管理、协调、控制能力，又能起到合理分工、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和有效监督的作用。下面本文将以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香港社会工作注册局以及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为例，从香港社会服务机构的组织架构介绍出发，分析机构组织运行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社会服务机构在社会服务系统中的定位等方面，对香港社会服务组织的总体特征进行归纳总结。
一 组织架构
（一）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
社会服务联会是1947年成立的一个非政府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的社会组织，它不提供前线服务，也非监管部门，是一个联合政府、民众、商家、推动官民互动的平台。它拥有422家会员机构，它们提供了九成香港福利服务。
社会服务联会的组织分管治委员会和职员团队。管治委员会负责社联的方向、发展、策划等工作，并向公众问责。所有的委员会成员都是由义工组成，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会员机构的领导层，还有一些名额，如，增选委员等来自特区政府指派的相关人员以及社会服务联会主动邀请，包括对一些成功人士或者专业人士等的邀请，比如律师、会计师以及商界的朋友等。受邀专业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积极参与有助于更好地提高委员会的工作效率。职员团队则负责日常运作，约有150名受薪职员，推动各项业务发展。
图1 职员团队组织架构
社会服务联会采用了商业机构的运作架构和理念，由行政总裁领导主管机构的日常运作，并向执行委员会负责。四个核心业务部门，各由一名业务总监负责，这些部门分别负责政策研究及倡议、服务发展、业界及能力发展和公众参与及伙伴业务。其下均设有不同的单位，专责各项事务的运作。社联资讯科技资源中心是社联的一个自负盈亏的下属公司。
图2 管治委员会组织架构
管治委员会分为三层，其中执行委员会，现有29名成员，包括15名由机构会员在周年大会选举产生，5名来自常设委员会及香港复康联会派出的代表，及9名增选委员。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有四大部分，分别是服务发展、政策研究、业界发展和公众参与。四大部分分别设有对应的常设委员会，即四个常设委员会，对应常设委员会下设有六个专责委员会；服务发展常设委员会根据服务对象下设复康服务专责委员会、家庭及社区服务专责委员会、儿童及青少年服务专责委员会和长者服务专责委员会，政策研究及倡议常设委员会下设社会保障及就业政策委员会与社会发展专责委员会。
（二）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局
社会工作者注册局是1998年1月根据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而成立的法定机构，主要承担制定及检讨注册为注册社工的资格标准及有关注册事宜、处理有关注册及续期注册事宜、处理有注册社工的违纪行为以及储存注册记录册四项职能。
为了更好履行相应的职能和为注册社工提供相应的服务，社会工作者注册局形成了如下组织架构。
图3 社会工作者注册局组织架构
按照法律规定，社会工作者注册局由15名成员组成，其中8人由注册社工选举产生，6名由行政长官委任，1名为社会福利署署长或其代表。该局成员不会因职务而获得报酬，他们均以义务形式为注册局服务。社会工作者注册局下辖4个专业委员会，包括负责注册局人事、财政、行政事宜以及推广宣传工作的行政事务委员会；负责处理一切有关注册社工专业操守事宜的专业操守委员会；负责草拟、制定及审核任何注册资格标准及对有关资历进行评核工作的资格评核及注册委员会；承担推广及检讨自愿性持续专业发展计划及注册社工专业督导引导的专业发展工作小组。
除此之外，注册局同时设立独立的纪律监督委员小组负责处理有关社工违纪行为。为了保证纪律监督委员会的专业性与公平性，在小组成员的选择上既包括已经成为获得注册认可的注册社工，同时又有非注册社会工作者，他们由全体注册社工选举产生并在特区政府委任和授权下以《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为基础对社会工作者的违纪行为做出裁定。在主体架构之外，法律顾问、义务法律顾问负责处理注册局内部以及注册局与其他组织和个人之间的法律纠纷，核数师则主要承担对注册局账目进行内部审计的工作，从资金的角度监督组织运作。
需要强调的是，各专门事务委员会和纪律监督小组成员均非付薪职员，他们主要负责为注册局日常工作的运行确定方向，具体的执行工作交由办事处付薪的行政人员完成。
（三）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
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成立于1970年，是一家致力于义务工作发展，为市民提供义务工作机会的非营利性机构。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主要提供义务劳动的转介服务，为想参与义务劳动的市民提供义务工作的机会，并为需要义工的机构团体寻找合适的义工。
发展局在全港分设四个独立运行的机构。其目标在于通过各种途径和合作，鼓励、促进各机构、团体和个人为社会提供优质和增值的义工服务，并以“人性尊严、服务效益、关怀分享、伙伴关系、社会导向、专业精神、创意更新、服务满足感和优质服务”为信念，指导义务工作者发展局的工作。义务工作发展局在40多年的发展中主要致力于社会义务工作，与社会各界通力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共同推进义工参与，提高义工服务质量，缔造一个相互关爱的社会氛围。
图4 义务工作发展局内部人员组织架构
义务工作发展局组织架构为董事会、管理小组委员会以及总干事，总干事下设服务总监，服务总监下共有5个部门，分别是义工培训及拓展经理、募捐及推广经理、财务及行政经理、义工服务经理、义工计划经理。其组织架构如图4所示。其中董事会人员为社会名流，其中包括4名太平绅士，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总干事下设的5个部门均为不受薪人员即义工，工作小组为受薪人员。全局由50位受薪的职员、70位不受薪的职员和义工组成。义务工作发展局主要经费来源：60%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30%来自香港各类公益基金、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10%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其为独立于特区政府的民间机构，接受特区政府的整笔拨款，接受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的审查监管，但其机构运作以及内部人员任命不受特区政府控制，是一家完全独立运作的机构。其对广大义工、社会民众以及服务机构负责，接受社会公众对其机构运作以及资金流向的监管，机构内部也设有内部监管机构。
二 职能运行
（一）分工细化、相互协调，促进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组织分工细化，不同的社会服务组织提供不同的服务，而社会组织内部也会把负责的服务项目进一步细化。社联作为一个官、商、民交流互动的平台，促使政府更好地制定政策，帮助社会服务组织更好地理解执行政府政策，促进社会服务组织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从社联组织架构图来看，社联根据其社会服务职能进行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社联四大部门服务分别负责不同的项目，发展委员会旨在促进及鼓励机构实践良好工作，完善服务模式，促进机构之间的交流和掌握社会需求，推动社会服务发展及策划。通常委员会会用表彰的方式来激励社会机构提供社会服务，提高该机构的社会公信力。政策研究及倡议委员会主要通过调研、做数据的工作方式来推动政府社会服务，收集有关社会发展数据，掌握及整理趋势给政府方便政策的制定，同时积极参与立法活动，通过邀请立法工作者为市民解释新的政策等方式影响立法，而且会把政府相关政策简明扼要地表达给相关机构或者市民，主动留意有关的立法工作，与政策制定者保持经常对话，并跟进有关政策建议的实施情况，评估其成果和影响。业界发展委员会目标在于促进机构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为企业搭建资助、合作的平台，以提供优惠的方式促进企业参与社会服务，提高社会服务联合的工作效率。公众参与及伙伴委员会主要与基金会、商界合作，推动不同业界之间的合作与发展，提升社会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使社会企业与社会服务联合起来，提高了非政府机构的问责性和透明性，有助于增强公众信心。社会服务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分工协调为香港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专业化发展，提高认可度
社会服务水平的提高需要专业社工提供的专业性帮助，而社工需要在社会工作者注册局注册，并接受社会工作注册局的对社工职业操守的监督。《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规定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就可以申请注册为注册社工：①持有认可的社会工作学位或文凭；②在1982年3月31日或该日之前已担任任何社工职位及在该日后，已连续或不连续担任社工职位总共至少十年；③非持有注册社会工作者的注册资格，但现在担任任何社会工作职位或已获接纳担任该职位（须在获得注册后合理期限内获得认可社会工作学位或文凭），注册有效期为一年。所以社工每年须向社会工作者注册局申请注册，而该局的经费也大部分来自申请人缴纳的注册费用。若社会工作者没有及时注册却仍以此身份工作，以及在名片上标明社工的均属违法，将会因违反法律而被制裁。依法注册后社会工作者才能以“注册社会工作者”的称谓执业，若本身不是依法注册的社会工作者却以该称谓执业，也会被法律处罚。法律上的认定，提高了社工的专业化门槛，有利于提高社工服务水平的专业化。
（三）发展义工，促进社会参与
社工队伍毕竟有限，提供的社会服务也不能面面俱到；而义工则能辅助社工提供更好、更全面的社会服务，义务工作者发展局就是一个帮助义工寻找适合的社会服务岗位，同时提高义工服务水平的部门。从义务工组者发展局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支出情况来看，（见图5），义工培训发展比重最大，约占总支出的34.7%。其次是义工服务中心支持义工服务的费用，约占总支出的33.9%。义工发展局主要提供义工转介工作，通过对服务对象的配对以及转介安排，服务机构得到义工的人力支援，义工则会得到多元化的服务机会。为确保服务的效益及质量，义工发展局邀请各界人士及团体，强化义务工作的组织和联络，并为他们开拓多元化的训练项目，增进义工服务技巧。另一方面邀请服务机构在义工发展局登记，并设定明确申请义工程序，以确保义工资源得以有效利用。
图5 义务工组者发展局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支出情况[1]
三 财务状况
本次所探访的香港社会服务机构和慈善机构均为独立于特区政府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机构，其资金按其来源分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政府整笔划拨款
香港特区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推行的是“小政府、大市场”的政策，只有17%左右的公共事务由特区政府负责。公务员队伍由原来的18万多减少至16万多，仅占香港劳动人口的4%。凡是实施的公共服务项目，首先考虑市场能否提供，市场如果能够提供，最好是通过市场提供，同时通过合同的形式确保服务质量。因此其大部分的社会福利服务均由非政府机构提供。政府负责制定服务政策、拟定发展路向、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监察非政府机构的服务表现以及向市民直接提供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法定及核心的福利服务。非政府机构则负责按照政府既定的服务政策向市民提供优质的核心及非核心的福利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家庭及儿童福利、社会保障、安老服务、康复及引物社会服务、违法者服务、社区发展及青少年服务，由社会福利署和173家非政府机构提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对非政府机构的管理和支持一个重要的表现：运行整笔拨款津贴制度，对自主总额会以整笔拨款的形式向非政府机构发放，非政府机构在复合“津贴及服务协议”的原则下，可以自行决定如何调配运用政府的资助金额；其次政府引入福利服务竞争性投标，更加着重于成本效益和服务的物有所值；政府在实行整笔划拨款的同时，对非政府机构实行服务表现监察制度，与服务单位签订《津贴及服务协议》，其内容包括服务单位所提供的服务性质和必须达到的服务水平。
政府整笔划拨款在非政府机构的经费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自2001年香港特区政府推行整笔划拨款津贴资助项目以来，非政府机构获得的总资助额，由2001～2002年度的59亿港元，增至2008～2009年度的80亿港元，增幅36%。其中以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为例，2012～2013年主要经费总数为1.24亿港元，其中整笔化拨款为3183万港元，约占25.5%。具体见图6。
图6 2012～2013年主要经费来源[2]
义务工组者发展局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主要经费来源如图7所示，民政事务局资助500万港元，约占全年收入比例的25.4%。社会福利署资助167.1165万港元，约占全年收入比例的8.5%。从社联和义务工作者发展局来看，政府整笔拨款是社会组织机构财政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图7 义务工组者发展局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主要经费来源[3]
在整笔划拨款津贴资助项目下，政府与非政府机构是一对紧密的合作伙伴。非政府机构受政府委托提供资助服务时，是代政府履行其对市民提供福利服务的职能，政府必须向受托机构提供合理的资源及一套有效的资助制度。整笔拨款资助制度2001年1月正式实施。此资助制度是给予非政府机构足够的资源及灵活的空间向市民大众提供适切及优质的服务的重要手段。
（二）社会基金和社会募捐
自政府资助社会组织的方式转变为整笔拨款，社会组织就越来越依靠社会基金和社会募捐，以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为例，2011～2012财年中特区政府整笔划拨款、申请社会基金以社会募捐基本各占1/3。
图8
香港基金会众多，为非政府部门的服务提供资金支持，主要包括香港赛马会慈善基金会、乐施会、福智慈善基金会、香港艾滋病基金会、中国教育发展（香港）基金会、香港爱心基金会等。像香港最大的慈善基金——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每年捐款总数高达10亿港元。马会基金的形成主要是因为香港赛马会长久持续地行善。1915年，香港赛马会开始捐助社会公益。
1950年前后，香港面对战后重建、大量移民涌入等问题，为了帮助难民，马会董事局决定将所有的盈余全部用作慈善，这个决定逐渐地促使马会将慈善捐助工作纳入业务范围内。此后，香港马会正式决定将每年的盈余拨捐慈善公益。香港赛马会对慈善事业的不断关注，为马会基金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93年，马会基金正式成立，它继承之前公司的所有责任，打理马会一切的捐款事宜。香港赛马会一贯的宗旨是为整体社会带来最大的利益。因此，马会基金的慈善捐款惠及不同的公益慈善计划和项目。捐款照顾到民生和社会需要，主要涉及康体文化、教育培训、社会服务及医药卫生等方面。
特区政府和其他非营利性机构携手合作，改善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质，同时让有迫切需要的人士得到适时的援助，开拓和发展慈善计划，以应付社会日后发展的需要。香港赛马会是一个“非营利”的公共机构，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10年间，香港赛马会通过基金捐款已超过100亿港元，使香港马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捐款机构之一。过去的15年，马会捐助的慈善机构达450个，项目约2500个。
其次，香港市民普遍有慈善观念和捐赠行为，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成功的商人，都愿意为社会的慈善事业做贡献。
（三）会费和经营收入
很多组织通过吸纳会员入会，收取会费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尤其是香港的传统慈善团体（如乐施会）有着庞大而固定的会员，每年按照会员的级别收取不同数额的会费。也有的组织拥有自己的固定资产，通过出租房屋、商业经营等形式来获取一定收入。社会工作者注册局，主要资金来源于注册社工的注册费用（见表1）。
表1 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局相关注册费用
截至2014年7月11日，香港的注册社会工作者人数达18626人，其中20～29岁占21.56%，30～39岁占34.54%，40～49岁占25.89%，50～59岁占15.44%，60岁以上占2.57%。因此，社会工作者注册一年的注册费用收入至少有700多万港元。
四 人力资源管理
1999年在香港各类非政府社会工作机构从业的工作人员有22300多人，其中专业社会工作者4200多人（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福利署编，1999），全为接受过社会工作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注册的社会工作者在机构中一般担任专业和管理工作，有一套规范的职级评定和晋升制度，工薪待遇大体与公务员相当，高于同等资历的一般从业人员。社会工作者在香港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群体，目前20000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约为35岁，其中约23%为女性。绝大多数的社会工作者都十分敬业，他们深入社区，到最困难的人群中去，为民众排忧解难。他们把为服务对象“提供优质的社会福利服务，以助他们面对人生各种挑战”作为自己的使命，把“忠诚投入，坚毅不屈，不断增进知识，磨炼技巧，力求尽善尽美”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关怀与分享》，1998：8）。香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福利服务社会化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建立起了一个发达的专业化的非政府社会工作机构体系和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这是香港社会福利社会化的主要基石。
在非营利组织中，构成人员按工作性质分为义工、社工（管理义工，进行义工培训，活动的组织策划以及运行实施）、行政管理人员、董事会及顾问（监管整个组织的运行，资金分配和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对组织活动的各个环节提供顾问及意见）。按是否受薪，分为受薪人员和不受薪人员。非营利机构中多数为不受薪人员，行政办公人员为受薪人员，但是总体来看人员薪资占总体财务比例较小。
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多数凭借良好的愿望，并充分利用其专业性知识在组织中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充分重视管理的重要性，引进现代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不以利润为目的的崇高使命，是他们努力为社会服务组织机构工作的原动力。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及劳工组织也对非政府组织的人员有一定的监管和控制作用。
五 社会服务组织在社会关系中的定位
（一）社会服务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1.社会服务机构的成立发展与政府的关系
香港的社会服务发展是“自下而上”的。在政府投入资助之前，很多社会组织都是就已经成立，并且在民间已经取得一定的地位，政府看到成绩之后，就会支持其发展。政府注重扶持和发展社会服务机构，促进社会服务机构的信息通畅，细化分工，达到提高社会服务效率的目的。“政府做政策，我们（社会服务机构）做服务”。政府不必事必躬亲，政府负责政策的制定、拨款、监督，大部分的社会福利服务交给各个非政府机构。同时，政府为了更好地方便社会服务机构为居民提供服务，会在网站上提供社会组织的信息，每一个社区居民都可以在网站上查阅到自己社区附近的各类社会服务机构。现代社会福利事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这也是政府主要的公共职能之一。香港特区地方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繁荣和保持社会的稳定，在发展香港的专业化社会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
自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对香港的社会政策和服务规划做了全面的检讨，修订了许多重要的社会工作法规和条例，实行专业社会工作者注册制度，社会工作者注册局就是根据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而成立的法定机构，财政独立（社会工作者注册局资金源于社工的注册费用及续期费用（一年一续），第一年注册费用500美元，续费400美元一年），不属于政府编制之内，其职能受《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的管理，主要功能是为社会工作者注册，按照条例处理社工违纪行为，以及制定和检讨注册的资格标准，是社工职业操守的监督者。
2.社会组织机构与政府在政策上的互动
政府促进伙伴平台，与NGO共同商议制定服务政策开拓和改善服务响应社会需要；主动咨询NGO服务使用者对服务运营的意见和需要。社联作为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桥梁，起到一个“上传下达”的作用；社联政策研究及倡议部门简明扼要地传达政府制定的政策给各个会员机构，跟进政策的实施情况反馈给政府，帮助政府进一步改进政策。
3.政府资助方式对社会组织影响
政府拨款是社会组织资金的主要来源，政府拨款方式的改变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例如，社联的公众参与及伙伴部门，由于政府资助方式的改变为整笔拨款，社联1/4的资金来自政府，3/4的资金依靠于一些基金会以及商界合作。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在推动官、商、民互动的部门。政府一般不愿做长期投资，因为政府也希望它的投资是有价值的，任何新的社会服务项目都是要先做出成绩才能向政府申请资助；政府拨款基本是非长期性的，所以政府与NGO的只有年度计划，最长三年，因为政府拨款不稳定，所以缺乏长远规划。同时，政府鼓励社会捐献支持社会服务发展。社会服务组织资金来源中，政府拨款的比例越来越低，个人及企业慈善捐款成为重要财政收入来源。
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的60%资金来自特区政府资助，30%来自基金捐赠，10%来自社会募集。可见，义务工作发展局依赖于政府的扶持。
4.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督
政府和资助的社会组织会签署合约，合约中有对其服务素质的标准，社会组织每年做评估报告提交给政府；根据具体时间、地点、人数等条件的变化，合约根据具体情况会制订不同的服务素质标准。因此，同一组织与政府会有很多合约，由此决定该组织每年会有很多的评估报告。同时社会组织有季度报告、年度财政报告提交给政府审阅，政府发现问题便会检查。如果没有发现问题，三年一次调查；一般提前通知抽查某一个标准，让相关人员准备好材料，发给政府，之后政府会派遣人员进行现场调查。例如，与员工沟通、服务使用者沟通，问管理者一些相关问题核对材料标准是否属实。如有投诉，政府突击检查，事前不会进行任何通知。
（二）社会组织与服务对象的关系
“政府做政策，我们（社会服务机构）做服务”，政府支持各类社会服务组织，有利于社会服务分工细化，提高社会服务效率和质量。而社会服务组织也可以根据自己负责的社会服务进一步细化分工。例如，社联的服务发展部设立复康服务专责委员会、家庭及社区服务专责委员会、儿童及青少年服务专责委员会和长者服务专责委员会，分别针对康复服务、家庭及社区服务、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和长者服务等。
社会服务组织要想提供专业的社会服务必然少不了社工职员，香港居民自己难以解决的日常生活上的问题都会想到找社工，让他们提供专业性的帮助，在香港，社工必须是在社会工作者注册局注册才能称自己是社工，社工注册制度确定了社会工作者的法律地位，保证了社工的专业程度，前文已经做过详细介绍。另对社会工作者的纪律监管主要由《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工作守则》、《工作守则指引》来规定，凡违反这些规定者都会有被处以训诫、书面谴责并登记在案、限期注销社工姓名或永远取消申请注册资格等处罚。对该纪律监管的程序，主要是注册主任先收到投诉，后主任将投诉转交两名注册局成员，由这两名成员决定是否把投诉转介注册局处理。若不转到注册局则通知投诉人，若转到注册局，注册局会从纪律委员小组中委任五名委员组成纪律委员会，该委员会召开研训并把裁决和纪律制裁命令的建议提交注册局，由注册局做出最后裁决，发表纪律制裁命令，通知社工以及投诉人，被投诉社工可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通过对专业社工的注册的控制和职业操守的监督，大大提高社工的专业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继而提高了人们对社工地位以及社工专业化水平的认可度，有效避免了“社工义工化”现象。
（三）社会服务组织与社会公众参与
香港的社工与服务人口比例是1∶700，社会服务仅仅依靠社工是不可行的，无法满足人们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对此，义工就变得必要了。社工带领义工可以提供更加广泛和优质的社会服务。而香港的义工队伍也是相当的发达的，每100人就有36人在不同的机构做义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义务工作是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强力途径，团结人民和国家，感谢各位支持义务工作……。”义工可以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可见香港特区政府对义工也是持支持的态度。义务工作者发展局目标在于通过各种途径和合作，鼓励、促进各机构、团体和个人为社会提供优质和增值的义工服务。作为义工和社会组织机构之间的桥梁，“义工转介”服务就是其主要业务，促进义工和社会服务机构的双向寻找，减少了搜寻成本，提高了效率。其中“专才义工网”会登记一些专业人才如摄影、音乐等方便发挥个人比较优势，有利于个人发现自己的价值，同时社会效益最大化。
香港义工的参与者大部分是学生，学生的高参与率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对其从小社会服务意识的重视与培养，还有一个原因是香港教育课程使学生参与义工工作。在香港的初中和高中，有一门“其他学习经验”的科目，其下有很多可选活动项目，包括特长培养、公民教育，等等，在公民教育下就有义务工作一项。若选择这一项目，学生只有在3年学业学习中提供义务工作满200小时才能顺利毕业（当然学生是可以不选择义工项目的），所以教育局的强制规定也促进了学生积极参与义工工作。而不管是什么原因参加的义工，这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义工的契机，义务工作者发展局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参加义工的人了解义工，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才能，培养义工精神，促使他们喜欢上义工。
但是义务工作者发展局的管理研究发现义工通常在一个机构待不过七年，因此，不光要注重培养义工参与者的义工精神，还要注重在工作环境上给义工关怀，如日常的问候、工作的肯定、嘉奖制度、多举办活动不要让义工觉得义工枯燥无味从而厌倦了义工。
（四）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依赖社会的系统功能
香港社会形成了以特区政府为主导、以非政府的社会工作机构为主体、由社会志愿者广泛参与的社会服务工作良性运行和发展机制。相互协调的社会分工，形成了社会服务系统。当然，这套社会服务系统的运行机制能够形成与香港特区政府、社会服务组织、社会群众在社会服务系统中的准确定位是密不可分的。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社会运行机制问题，只有政府、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群众准确地在把握自己在这项事业中的角色、地位，才能做出最优选择，实现整体系统大于局部要素的效果。
六 香港社会服务机构总体特征
香港社会服务机构的产生和发展是香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不与英国社会服务机构发展相一致，同样也有别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表现出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这种典型特征一方面表现在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设计上，另一方面则集中体现在社会服务机构与外部因素的关系协调中。
（一）组织内部特征
1.组织架构层面
香港社会服务机构在组织架构的设计上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部分：负责宏观政策制定、资金筹措等工作的董事会；负责制定具体领域政策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具体执行相关政策的行政机构以及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的内部审计和财务部门。在该组织架构下，其表现出的特征如下。
（1）组织运行成本较低
组织内部运行成本的降低首先得益于其组织架构中决策权力与执行权力的分离，负责决策的群体在一般情况下由出资方、资深社会工作人员以及享有极高声誉的人士组成，他们义务承担决策工作，减少了受薪职员的数量。其次，香港社会中庞大的义工群体使得各社会服务机构的工作任务分散，行政人员任务量的减少也带来行政规模的缩减和组织日常行政费用的下降。最后，组织内部严格的审计和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使捐款人、出资人能够明确知晓社会服务组织的资金配置状况，过多的行政费用必然带来出资人以及捐款人的不满，从而使得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声誉下降，资金来源受限。这种内部与外部的监督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组织在运行过程中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服务水平。
（2）内部分工明确，专业性优势明显
在香港社会服务机构中，专业委员会是普遍存在于组织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大陆的非营利组织的机构设置而言，这种专业委员会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在有关政策制定上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尽管专业委员会委员并不必然属于该专业领域的专家，但是长期对某一领域的关注相比浅尝辄止而言更能保证决策的合理性与适用性。专业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服务机构的核心，较强的专业性可以有效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从而保证机构资金来源的稳定和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2.组织制度层面
在分析组织内部运作中，除了分析组织结构层面的，对于制度的剖析也是极为重要的，良好的制度可以减少组织内部运行的摩擦成本，提高组织运行的效率，保证组织运行过程中的稳定性与专业性。香港社会服务机构最为典型的制度特征是详尽和全面。不论是社会服务联会、社会工作者注册局还是义务工作者发展局，其组织运行均建立在详细的制度基础之上，该制度既包括了组织内部人员的构成、资金使用的规范，同时也包括了资源配置、绩效评估和监督等多层面的规制。详尽的规定不可避免地减少了执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但同时也使得组织目标和规则更加明确，员工可以产生理性的预期并采取适当的行为，从而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转。
（二）组织外部关系特征
社会服务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特定人群或组织提供相应的服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组织外部关系的状况相比组织内部运行更具有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组织内部架构和制度建设无足轻重，只有建立起良好的组织架构和制度，才能够保证组织在提供服务过程中的质量和水平。在组织外部关系上，香港社会服务机构所表现出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公开透明为前提
香港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是建立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不论是与其他服务机构的合作还是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信任是社会服务机构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的。没有对于组织财务状况、运行状况以及服务内容和方式的公开，香港社会服务组织难以得到来自其出资方的支持，也难以得到服务需求者的信任，即便是在与特区政府的关系中，特区政府对于社会服务机构的资助同样是以透明为底线的。因此，香港社会服务机构在处理外部关系中，公开和透明是其基本的标准和核心。
2.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香港社会服务机构的成立是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基本方向的，因此其所关注的核心是服务的需求者。社会工作者注册局的成立是建立在社工注册和社工对职业持续发展的需求之上的，义务工作者发展局则是在联系义工与各社会服务和慈善机构的需要下成立的，没有相应的需要就不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服务机构。因此，社会服务机构的成立就意味着其是以服务需求者为导向的，以满足他们的诉求为组织运行的起点和最终目的的。这种需求导向一方面使得社会组织的服务更具专业性，另一方面也使得社会各类利益群体的诉求均可得到不同服务机构的关注和满足，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的相对平衡。
3.以监督为主要手段
社会服务机构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一部分其资金来源是多元化的，既包括政府的拨款、私人的捐助，也包括其他营利性收入等。因此，在社会服务机构的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来自出资方的干预或影响。在香港社会中，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结果的审核和对财务的监督上，服务机构日常工作和管理则并不受到出资方以及其他机构的无端干涉。这种以监督为主的方式既可以保证社会服务机构在整体运行上的自主性，又可以提高其工作的有效性。
4.以促进沟通为重要职能
香港社会服务机构在香港社会中扮演着沟通平台的角色。社会组织作为义工服务社会的平台成为联系义工与社会服务对象之间的重要桥梁，与此同时其由于其贴近服务需求者，在意见收集以及采取行动方面相比政府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因此社会服务组织可以通过与政府进行合作、向政府提出意见、开展沟通等多种方式来扮演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使者。同样地，社会服务组织与企业的合作也使得企业开始关心社会，关心民众，促进整个社会中助人自助风气的形成。
总之，香港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诸多有别于其他模式的特性，这些典型特征的产生是根植于香港社会的传统和民风民情之中的。相比香港，内地社会组织的发展时间还较短，在组织内部与外部的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尽管香港和内地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性，但是良好的制度构建以及监督管理或许应该是普适的，只要不断学习和补充，不断在实践中进行锻炼和修正，相信内地的社会组织也会取得更好的发展。
七 结语
较内地相比，香港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经济基础比较雄厚，社会福利制度趋于完善，这些都是香港社会服务组织高度发达的主要原因。除了这些物质基础外，更重要的是香港社会形成了以特区政府为主导、以非政府的社会工作机构为主体、由社会志愿者广泛参与的社会服务系统。同时，香港的社会服务组织本身也具有一套完善高效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社会系统与组织系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良性发展，不断实现社会服务的完善。这也是我们此次调研最重要的收获。
[1] 资料来源于义务工组者发展局网站
[2] 资料来源于社会服务联会网站
[3] 资料来源于义务工作者发展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