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晚清民国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在西方已成弱国、对中国素以“恭顺”著称的葡萄牙，也反客为主，不但均沾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获得的各项特权，而且步英国侵占香港后尘，将澳门变为葡萄牙实行殖民统治的海外领地。

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起，里斯本朝廷和澳葡当局便开始将澳门从葡萄牙人在中国领土上的居留地，变成实行殖民统治的海外领地。这一年，澳葡法官巴士度（Rodrigues de Bastos）致函葡萄牙殖民大臣，提出“将澳门保持了数世纪的领土界限推至前山寨（当地官衙所在地），至少扩至莲花茎的尽头”，“葡萄牙当局与中国当局交往中，礼仪平等”。[20]所谓“礼仪平等”，就是改变公文来往方面中国官员采取札、谕的下行文书形式，澳葡当局采用禀帖的上行文书形式，而由澳门同知转呈的传统惯例，以及在澳门同知等中国官员巡视澳门时鸣锣开道，由议事会提供膳宿，炮台鸣炮致敬。这些都是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象征。

次年（1844），葡萄牙海事及海外部长在给新任澳门总督彼亚度（José Gregório Pegado）的训令中，强调法官巴士度的提议，并提出对华民的管辖权：“随着地界的扩展，在中国官吏撤退后，上述地区，连同澳门，将被视为完全的葡萄牙领土，如同荷兰人在爪哇、英国人在海峡殖民地那样，对那里的华人居民进行管辖。”[21]也就是说，如果葡萄牙政府扩展地界的阴谋得逞，连前山城的中国百姓也将像巴达维亚、新加坡和槟榔屿的华侨一样，成为西方殖民统治的对象。前山城驻扎重兵，地势险要，民气可用，对葡萄牙政府建立殖民统治构成巨大威胁。因此，从这时起，直到民国初年，前山寨城始终被当做葡萄牙扩占中国领土的北部地界。由于中国政府、守土官兵和士绅百姓坚持抗争，这座寨城始终成为葡人不可逾越的障碍。

与此同时，澳葡当局致函清朝钦差大臣耆英和两广总督祁贡，提出扩展地界、免交地租、澳门港向外开放等九项要求。因耆英等坚持旧章而不得要领。道光二十六年（1846），葡萄牙女王任命狂热的殖民主义者亚马勒（João Ferreira do Amaral）为澳门总督，强制推行殖民统治：对中国居民强行征税，编立户籍；赶走驻澳门管理民蕃的香山县丞；封闭粤海关澳门总口，驱逐澳关委员；拒绝交纳地租和关税。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被奋起反抗的中国居民沈志亮等杀死时，葡萄牙对澳门实行殖民统治的体制已基本完成，以澳门同知、香山知县及香山县丞共同管理澳门的管理体制被完全打破，澳门同知也变成“前山同知”。

亚马勒生性凶暴，强制推行殖民统治，并在三巴门外开辟马路，沿途坟墓概行平毁。沈志亮有祖坟六穴，全被平毁。他便约同祖坟同被平毁的郭金堂、李亚保等人，于是年七月初五日，在莲峰庙附近将亚马勒杀死。亚马勒被杀死后，澳葡当局联合英、美、法及西班牙等国，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两广总督徐广缙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恐开兵衅，又恐激起民变，在沈志亮向官府自首、郭金堂被捕解案后，即将沈志亮斩首，而以郭金堂充军。

官府本来拟在莲峰庙附近将沈志亮斩首示众，由于澳葡反对，改在前山行刑。清末香山籍诗人杨应麟《镜湖感事十咏》第十首云：“彝酋苛暴吏潜逋，谁谓三军胜匹夫？苦忆当年沈义士，万人争看好头颅。”[22]这首诗正是追忆当年沈志亮在前山被斩首示众的情形。

后来，人们将沈志亮的遗体葬于前山寨西城下的山坡上，立碑铭曰“义勇沈公之墓”。附近乡民，“凡塚墓之受害者，其子孙墓祭日，必先望空拜志亮。后遂立庙祀之，以金堂诸人配享”。[23]直至清末，岁时奉祀如故。西人记载亦称，沈志亮被视为反抗外国压迫的民族英雄，在1920年代声势浩大的抗英运动中，人们在前山——他被斩首示众之地树立一座纪念碑，以表怀念。[24]吾师戴裔煊先生在1956年开始研究澳门史时，冼玉清先生赠以《白草坟沈义士碑》拓片。吾师有感于葡人在澳门南湾为亚马勒树立铜像，几次对笔者说：“他日应为沈志亮树立一座纪念碑。”

从同治年间至光绪初年，澳葡当局初步实现了近占七村、远夺三岛的目标。七村指三巴门至关闸之间的沙岗、新桥、沙梨头、龙环、龙田、塔石和望厦等村，三岛指青洲、潭仔和路环等岛。同治二年（1863），澳葡当局拆毁了居留地的界墙，即三巴门至水坑尾门、沙梨头门一带的围墙；十三年（1874），拆毁了旧关闸和汛墙，在关闸以北地方建造新关闸。按照近代西方国际法，租借地的领海属于原所在国，葡方却于同治七年（1868）擅自宣称澳门拥有了3英里的领海；同治九年（1870），在内港划中洪为界，设立了浮桩。

清末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在这样的艰难时势，一些爱国官员能顶住国内外的压力，在爱国士绅百姓的支持下，御侮却敌，严守疆土，显得特别难能可贵。这种情形在当年前山寨的历史上尤为突出。前山同知萧丙堃、蔡国桢和庄允懿便是这样的爱国官员。

萧丙堃，湖南善化人。光绪十年（1884）萧丙堃以荫生署香山知县，有惠政，民号为“萧活佛”。光绪十三年（1887）萧丙堃署前山同知。在具有远见卓识和爱国心的封疆大吏、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萧丙堃认真整顿前山一带及附近各岛防务，凡关闸至前山一带海岸，湾仔、银坑交界一带海岸，前山交界一带内海及澳门交界一带外海，外洋交界之马骝洲、青石角、大小横琴、深井一带海岛，均经周密策划，派兵驻守。[25]

这时的前山城年久荒圮，坍颓过半，城垣脆薄，不堪防守。光绪十四年（1888），经萧丙堃之乡人、在籍候选道刘永康独力承担筑城费40000余两，经张之洞奏明在案，并檄饬萧丙堃会同委员候选通判张士彦实地履勘。这是前山寨城的最后一次大修筑。萧丙堃在前山同知任上还创设前山防营，初时兵力雄厚，借拒外人偷登。光绪十五年（1889）他晋升知府，后卒于官，贫几无以为殓，[26]亦为一位廉吏。

蔡国桢于光绪十五年（1889）代理前山同知，数月后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十三年（1887）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谈判时，主张把澳界分为陆界和水界，陆界“应于立约时坚持围墙为界，不使尺寸有逾”，水界“所有水道准其船只来往，不得援引公法，兼管水界”。[27]故终其任上，澳葡对中国领土的窥伺始终未能得逞。

光绪十五年，葡人在青洲筑堤，侵我水界。蔡国桢赴省将交涉情形禀报新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建议照会葡方质问。李瀚章对澳界漠不关心，对其建议置之不理。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澳葡兵头遣来中号兵轮和巡洋小艇各一艘，将停泊青洲以北海面的中国健锐轮和拖轮驱逐至亚婆石一带停泊。青洲水面至前山城河，水程相距约八里，该船由青洲驻泊所退至亚婆石，已退五里之遥。蔡国桢与都司黎中配认为：“若退而终退，葡人以我为怯，行且派船占扎，则永去前山水路门户。水界既失，陆界相随，是此日逐船之实据，即日后夺地之张本。”[28]

青洲师船被逐后，蔡国桢向李瀚章提出补救之策，亦未被采纳。蔡国桢认为葡方此举，意在进占青洲以北的前山内海，进而侵占前山地区，遂置个人荣辱安危于不顾，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前山地区的水陆防务。在陆路方面，他派兵收回道光二十九年（1849）被葡兵占领的位于前山东南海岸的拉塔石炮台，设兵驻守；建造北山炮台，与拉塔石炮台成掎角之势；又在前山西南海岸的石角嘴建造炮台，常川驻守，以固门户。[29]水路方面，蔡国桢增募水勇，添置扒龙快艇，并于是年五月征得李瀚章的同意，亲自率领扒船五艘，回泊青洲以北海面。然而，慵弱多变的李瀚章，接着又向他发来电报：“该船所带扒船闻湾泊处不甚妥洽，不准稍涉卤莽，致启争端，凛之。”他旋即复电：“卑船皆泊关闸以北旧界，并未稍越妄动……如退，则失海道。”[30]澳葡以演习为名，调来大兵轮一艘，并令澳门各炮台鸣炮助威。蔡国桢不畏强暴，岿然不动。

蔡国桢之后能御侮却敌、严拒葡方扩界的前山同知，还有魏恒、李荣富和庄允懿，而以庄允懿尤为突出。庄允懿，江苏阳湖人，监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署香山知县，三十三年（1907）署前山同知。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辰丸”案的发生，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人们强烈要求清政府与葡萄牙划定澳门界址。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人骏，亦为留心边务的封疆大吏。他以张之洞在光绪十三年曾饬募兵勇200名，并添配扒船二艘、轮船一艘，在前山至澳门一带扼要防守，后因裁营节饷裁撤；命庄允懿规复光绪十三年旧有防营，将原兵一哨，添募两哨，编足一营，作为中路第二十六营，分防前山与澳门交界要隘。庄允懿又曾“坐克虏兵轮，至澳门附近各岛环历一周，所有周围五六十里之海道，近年逐渐为葡人占据，此皆须与葡开谈判者。现若再以禁运军火要我撤兵，非特海道无从争回，即附近澳门之陆路，不啻默许全认为彼界”，[31]主张陆路万无退让，海道势在必争。这一主张获得张人骏和继任两广总督袁树勋、张鸣岐的支持。

宣统元年（1909），中葡会勘澳门界址的交涉开始前夕，张人骏在庄允懿的协助下筹备勘界事宜。清政府旋派云南交涉使高而谦为勘界大臣，与葡方勘界专员马揸度（Joaquim José Machado）于是年7月至11月在香港举行澳门勘界谈判。庄允懿被聘为参赞，高而谦称之为文案，负责文牍。

在勘界谈判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高而谦与马揸度辩论水界问题，曾以庄允懿现身说法：“至于内河海岛，为前山出入所必由之路，如中国无海，何以有海防同知，即现在界务文案庄丞其人者。此缺设立已久，时时与澳门官界文书往来，均用海防官衔，从未闻葡人有不承认之事。如谓内河全属葡国，则此海防同知，岂非虚设，有是理乎？”[32]商而谦拒绝葡方将整个内港划归澳门的要求。

其时葡方欲步英国扩占香港新界后尘，马揸度所提出的澳门界址包括：自澳门半岛之妈祖阁直至关闸，自关闸至北山岭一带为局外地，内河流即是水界内港，对面山、青洲、潭仔、过路环、大小横琴、舵尾等处及附近一切山岛，附近一切山岛之水界。[33]总面积达326平方公里，高而谦以葡方要索过高，无法允许，两使回翔香江，迁延数月，卒至停议。

勘界谈判期间，在香山县北山乡绅士杨应麟等的发动下，石岐、广州、香港分别成立香山勘界维持会、广东勘界维持总会和旅港勘界维持会，研究澳门历史和国际法理，抗议澳葡的扩界行为，以捍界址而保国权。宣统三年（1911），杨应麟等士绅又在恭常都、谷都举办团防营。张鸣岐以两都附近前山之盗案及交涉事宜，向来俱归前山同知查办，遂饬庄允懿督两都绅董办理。由庄督带的中路第二十六营巡防勇与两都团防练勇联络，该营管带郑之宝则担任编练练勇之责。[34]庄允懿复以澳门修筑炮台，禀请张鸣岐在前山勘定地点，筑立炮台，以资震慑。但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驻扎前山的新军亦举行起义，清朝的统治被推翻。

民国元年（1912）2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5月22日他从香港到达澳门，25日，往游前山、香洲等处。是日孙中山在前山停留了大半天，在群众为他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演讲。会后，人们提议在此地建纪念凉亭，孙中山应允，并亲自持锄奠基。民国14年（1925）孙中山逝世后，前山群众将这座凉亭命名为中山纪念亭。此亭至今仍屹立于珠海前山梅花村。

抗战胜利后，收回澳门的呼声高涨，澳葡当局以封锁前山一带边境入口，限制内地人民赴澳相对抗。民国34年（1945）11月至12月间，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张发奎下令第159师师长刘绍武派兵进驻前山，封锁边境，切断澳门的粮食供应。后经英美出面干涉，至12月下旬封锁才被撤除。[35]

在从明末天启年间至民国时期的300多年的时间里，屹立于南海之滨的前山古城，在祖国内地风云变幻和澳门半岛历史变迁的双重影响下，在明清时期成为广东的海防重镇和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象征。至晚清民国时期，在近代西方侵略者的进攻面前，前山古城像一位御侮却敌的前驱，坚强捍卫祖国的主权和尊严。在澳门已经回归祖国，祖国的强大和统一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份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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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文钦，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99，第1册，第7页。

[3] （清）尹源进：《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下，康熙元年冬十一月“请定澳彝去留”条。

[4] （清）申良翰修、欧阳羽文纂《香山县志》卷9《兵防·前山寨》。

[5] （清）屈大均：《翁山诗外》卷9；（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上《形势篇》。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18册，第202页。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18册，第306～307页。

[8]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上《官守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第193页。

[9]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上《官守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第197页。

[10]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上《官守篇》。

[11]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上《官守篇》。

[12]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3册，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第10页。

[13]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上《官守篇》。

[14]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上《官守篇》。

[15] 〔葡〕Montalto de Jesus（徐萨斯），Historical Macao（《历史上的澳门》），Hong Kong，1984，pp.179，181.

[16] 《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第351～352页。

[17] 李大节：《林则徐留迹先锋山》，《珠海文史》第2辑，珠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3，第33～34页。

[18] 《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65，第714、803页。

[19] 章文钦笺注《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澳门文化局、珠海出版社，2003，第244页。

[20] 〔葡〕萨安东（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著《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葡中关系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1997，第13页。

[21] 〔葡〕萨安东著《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第14页。

[22] 章文钦笺注《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第327页。

[23] （清）田明曜修、陈澧纂《香山县志》卷15《列传·沈志亮》。

[24] 参见〔葡〕萨安东著《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第164页。

[25] （清）厉式金修、汪文炳纂《香山县志续编》卷6《海防·张光裕代某都司查报前山地方情形禀》、《知县杨文骏查覆澳门新旧租界情形节略》。

[26] （清）厉式金修、汪文炳纂《香山县志续编》卷10《宦绩》。

[27] （清）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0《奏议·详陈澳界利害立约尚宜缓定折》。

[28] （清）蔡国桢：《澳门公牍偶存》，宣统三年铅印本，第5～6页。

[29] （清）厉式金修、汪文炳纂《香山县志续编》卷6《海防》。

[30] （清）蔡国桢：《澳门公牍偶存》，第29页。

[31] 黄福庆主编《澳门专档》第3册，台北，1995，第463页。

[32] 黄培坤：《澳门界务争持考》，广东省图书馆，1932，第34页。

[33] （清）厉式金修、汪文炳纂《香山县志续编》卷16《纪事》。

[34] 黄鸿钊编《中葡澳门问题交涉史料》，澳门基金会，1998，第2辑，第210、234页。

[35] 黄鸿钊：《国民政府时期的澳门交涉》，《黄鸿钊史学文集》，第1辑，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2003，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