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清时期

前山寨的得名起源于前山村。前山村之名，始见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刊行的邓迁修、黄佐纂《香山县志》卷一《坊都》。前山村之设立营寨，成为海防重镇，则与近在咫尺的澳门有密切关系。

前山与澳门在明清时期同属广州府香山县。嘉靖末年，为了防御倭寇海盗，广东海防分为三路，以广州为中路，惠潮为东路，高雷廉为西路。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553～1557）葡人入居澳门以后，为了防范约束居澳葡人，香山县在中路海防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四十三年（1564），广东籍御史庞尚鹏提议，在香山县城至澳门陆路中途的雍陌村山径险要处设一关城，添设府佐一员驻扎其间。万历元年（1573），明政府遂设立广州府海防同知，驻扎于雍陌村，协助广州知府和海道副使管理海防和对外贸易；次年，在澳门半岛连接香山的地峡莲花茎设立关闸，派官兵驻扎；四十六年（1618），设参将于雍陌营，调千人戍守。

然而，雍陌营距离澳门有半日路程，不便于就近弹压。至天启元年（1621），明政府遂将参将移驻距县城120里、距澳门20里的前山村，是为前山设立营寨之始，而香山参将为其时广东七员分守参将之一。

香山参将全称“分守广东香山等处地方备倭参将”，与驻扎虎门附近东莞县南头的广州海防参将共同负责广东中路的海防事务，并与海道副使共同负责对居澳葡人的防范约束，系由兵部题行推补的海疆要职。天启四年（1624）兵部尚书赵彦等为推补香山参将高应岳的题行稿，对其职责有明确的规定：“查得本官责任，驻扎鹰儿埔营。防守信地，陆则雍陌、塘基湾、澳门、前山等处；水则十字门、九洲洋、石龟潭、虎跳（门）等处。澳内备倭官兵，俱听约束；一应提防，须加严谨。关门启闭以时。如有内地奸徒搬运货物、夹带人口、潜入接济；澳中夷人阑出牧马游猎、扬帆驾桨、偷盗劫掠等项，并听本官擒拿解究。每遇夷商入澳，须诘问明白，方许报抽，歹舡立刻屏逐，毋容停泊。每岁同巡海道临澳查阅一次。倘或取纳倭夷，窝藏奸恶，勒令尽数驱除，毋容恋住内地……凡事会同海道计议而行，仍听督抚镇巡等官节制。”[2]

前山寨的参将衙门，亦建于天启元年。清康熙初年的副将衙门和乾隆初年的澳门同知衙门，都是在明参将衙门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至于前山寨建城的起始年代，有明天启年间和康熙五十六年（1717）两说。从康熙十二年（1673）刊行的申良翰修、欧阳羽文纂《香山县志》卷一《前山寨图》，已可见周围筑有城墙，东为物阜门，西为晏清门，南为前丰门。北墙面山无门，两端各有望楼。东西两门内各有更铺，城内东侧为民居，西侧为关王庙、马王庙，南北两侧为兵房，中央为香山寨和左营都司衙门。东门外为牛王庙，南门外为观音阁和天妃宫。其格局与后来的《前山寨图》基本相同，故似可断定前山寨城的创建应始于明末。

清初，从顺治四年至乾隆九年（1647～1744）的90多年间，驻扎前山寨的官员，仍以武职为主，但随着时局变化而有所调整。

顺治四年清军初定岭南，前山寨额设官兵500名。七年（1650）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入粤，增至官兵1000名。康熙元年（1662）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实行迁界，平南王等勘界至澳门，“公议以前山界闸口为边，置澳彝于界外”，[3]使澳门成为当时广东沿海唯一免于迁界之地。

由于台湾郑氏抗清义军的威胁和迁界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海防形势顿形吃紧。康熙三年（1664）以前，前山寨设参将一员，左右营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共官兵1000名。同年改设副将衙门，添设左右营都司各一员，守备各一员，千总各一员，把总各二员，并添设官兵1000名，共官兵2000名。右营哨船25只。八年（1669）两王及督抚等公疏题定，右营新添设防海口官兵403名，配驾船只防守。

然而在康熙七年（1668）秋，海贼从前山寨右登岸，攻劫附寨果福园村，杀掠甚众。当局移副将驻香山以保县城，邑人何准道著论非之，略谓：“设险守国，昔人绸缪桑土至计也……西洋种夷附处濠镜澳，官兵驻前山以扼其吭，使不得为内地患，此寨所由设也……寨距澳约二十里，登高而望，澳之楼阁垣墙尽在目中。虽属香山赘旒，实则省会要害。”[4]

当时从省城至澳门有水陆两路，陆路从顺德至香山，经雍陌、翠微至关闸，入三巴门；水路从白鹅潭、大黄滘经顺德至香山，再经西江出海口磨刀门至澳门内港北湾。前山寨居于水陆两路要冲。故何准道认为副将应照原制驻扎前山，对保障省城安全、巩固全粤海防均有裨益。然其说不受重视，副将驻扎香山遂成定局。其后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和台湾归入版图，清朝的统治日趋稳定，驻扎前山寨的官兵逐渐减少。

康熙间广东名诗人屈大均有《澳门》诗六首，诗中充满强烈的民族感情，对葡萄牙殖民者盘踞澳门表示深切忧虑，并高度评价前山寨对巩固海防、保障地方的作用。如第一首句云：“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肘腋教无事，前山一将功。”第五首上半部云：“山头铜统大，海畔铁墙高。一日藩商据，千年汉将劳。”[5]屈大均为著名明遗民，其时恢复明朝已经无望。诗人民族气节犹存，而能以国家大一统的观念来理解前山守将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尤为可贵。

雍正八年（1730），广东提督王绍绪条奏移驻官员、改换汛防等事，清廷敕谕粤省督抚会同确议。署广东巡抚傅泰以事关重大，自省城赴顺德、香山、新会等县海口查勘。在查勘前山至澳门一带以后，鉴于前山寨仅有香山协左营都司及守备驻扎，其地“系西洋人及内地之人往来隘口，关系紧要，距县甚远。其在澳贸易民人，或有作奸走漏等弊，武员止司防守，不能弹压。似应于此处添设同知或通判一员，与武职协同稽察。遇有争殴、偷窃、漏税、赌博等事，便可就近发落。而文武互相牵制，其巡查亦必倍加勤慎”。[6]此事经傅泰与总督郝玉麟协商，在会题中改为“请添设香山县丞一员，驻扎前山寨城，就近点查澳内居民保甲，稽查奸匪，盘验船只”。[7]

清代香山县丞之设沿自明代，康熙四十二年（1703）一度裁缺。复设县丞以后，香山县丞与左营都司作为香山知县与香山协副将的代表，责有攸归而互相协作，共同行使对澳门的管辖权。雍正九年（1731），在原副将署之右建香山县丞署。乾隆九年（1744）香山县丞移驻澳门望厦村后，改建为海防把总署。

乾隆九年为澳门同知设立的年代。先是在七年（1742），广东按察使潘思榘奏称，居澳葡人“性类多贪黠，其役使之黑鬼奴尤为凶悍，又有内地奸民窜匿其中，为之教诱唆使，往往冒禁触法，桀骜不驯，凌轹居民，玩视官法，更或招诱愚民入教，贩卖子女为奴仆，及夹带违禁货物出洋，种种违犯……县丞职分卑微，不足以资弹压，仍于澳地无益。似宜仿照理徭、抚黎同知之例，移驻府佐一员，专理澳夷事务，兼管督捕海防，宣布朝廷之德意，申明国家之典章。凡往澳民夷，编查有法，洋船出入，盘验以时，遇有奸匪窜匿，唆诱民夷斗争，盗窃及贩卖人口，私运禁物等事，悉归查察办理，通报查核，庶防微杜渐”。[8]

次年，广州将军署两广总督策楞和广东巡抚王安国就设立澳门同知事宜会奏称，前山寨“现有城池衙署，但添设官吏，未免又增经费……应请将肇庆府同知移驻前山寨，令其专司海防，查验进口出口海船，兼管在澳民蕃……惟是该同知职司海防，管理民蕃，较诸理徭厅员其责尤重，若不优其体统，无以弹压夷人……至前山寨既设同知，所有香山县丞应移驻澳门，专司稽查民蕃，一切词讼，仍详报该同知办理”，[9]获得朝廷的准许。

乾隆九年，“始以肇庆府同知改设前山寨海防军民同知，以县丞属之，移驻望厦村。用理徭、南澳同知故事，增设左右哨把总，马步兵凡一百名，桨橹哨船四舵，马十骑，于香虎二协改拨，别为海防营，直隶督标。辖首邑一，曰番禺；支邑三，曰东莞，曰顺德，曰香山。一切香虎各营春秋巡洋，及轮防老万山官兵，沿海汛守机宜，皆得关白办理。其体貌崇而厥任綦巨焉”。[10]因其管辖海防营和澳门民蕃，又称广州府澳门海防军民同知，或广州府澳门海防军民府，简称澳门同知或军民府。

同知为正五品官员，在清代前期三位实际管理澳门事务的地方官员中品秩最高。以澳门同知为最高实际负责官员，以香山县丞为其下属，与香山知县互相协调，共同管理澳门事务，构成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管治澳门的实际管理体制。而澳门同知在海防方面与香山协副将等相互协调，在海关方面与粤海关监督及澳门总口委员互相协调。

澳门同知的基本职责为“专司海防，查验进口出口海船，兼管在澳民蕃”。乾隆九年首任澳门同知印光任制定管理海防、蕃舶和澳葡的七项章程。其专司海防之责，章程第七项称：“前山寨设立海防衙门，派拨弁兵，弹压蕃商，稽查奸匪，所有海防机宜，均应与各协营一体联络，相度缓急，会同办理。老万山、澳门、虎门一带营汛，遇有关涉海疆民夷事宜，商渔船只出口入口，一面申报本营上司，一面并报海防衙门。”[11]

其查验进出口船只之责。商渔船只出入事关海防和对外贸易，特别是进出广州口岸的各国商船，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尤为密切。澳门同知主要通过引水的禀报，并移行虎门协及南海、番禺等县一体稽查防范，来盘验进出口的外船。当年进入广州黄埔港的外船，通常停泊在澳门南面的鸡颈洋面，等待澳门同知衙门拨给引水和买办，然后经虎门进入黄埔。关于引水，印光任所订章程第二项称：“洋船出口，必得内地民人带引水道，最为紧要。请责县丞将能充引水之人详加甄别，如果殷实良民，取具保甲亲邻结状，县丞加结申送，查验无异，给发腰牌执照准充，仍册列通报查考。至期出口等候，限每船给引水二名，一上船引入，一星驰禀报县丞，申报海防衙门，据文通报。”

买办负责为黄埔外船和广州外国商馆采买伙食用品或管理杂务。嘉庆十四年（1809）两广总督百龄、广东巡抚韩崶奏定《民夷交易章程》六项，其中关于买办的规定称：“夷商买办人等，宜责成地方官慎选承充，随时严察也。查夷商所需食用等物，因言语不通，不能自行采买，向设有买办之人，由澳门同知给发印照。近年改由粤海关监督给照，该监督远驻省城，耳目难周……嗣后夷商买办，应令澳门同知就近选择土著殷实之人，取具族长保邻切结，始准承充，给与腰牌印照。在澳门者由该同知稽查，如在黄埔，即交番禺县就近稽查。”[12]至近代初期，活跃在各通商口岸的买办多香山及邻近地方人，与前山寨澳门同知管理买办的传统有密切关系。

其管理在澳民蕃之责。万历四十二年（1614），海道俞安性就葡人违犯中国法令五事勒石立碑，成《海道禁约》，“与澳夷约，惟海防同知命”。[13]澳门同知管理居澳民蕃之责显然继承了这一传统。印光任所定章程，有三项为管理民蕃的规定，包括：禁止华民潜入天主教；澳葡头目遇事上禀官宪，应由县丞申报海防衙门，据词通禀，用昭体统；葡人在澳修造船只房屋，应呈报海防衙门，由香山县丞在澳管理各色匠作，加以控制。

乾隆十三年（1748），澳门发生葡兵亚马卢、安多尼杀死民人李廷富、简亚二案件，澳门同知张汝霖受贿宽纵，被议落职，督抚留其办理善后事宜。次年，张汝霖与香山知县暴煜共同议订《善后事宜条议》十二款，经督抚核准，在澳门用汉、葡两种文字立石刊刻，以昭信守。内容包括驱逐匪夷、禁赊物收货、犯夜解究、夷犯分别解讯、禁私擅凌虐、禁擅兴土木、禁贩卖子女、禁设教从教等。[14]其内容几乎都是针对居澳葡人的。葡人不但要服从清朝的法令，还要服从地方官员制订的规条。《善后事宜条议》制订后，葡使庇利那（António Pereira da Silva）和议事会成员一再来到前山寨，跪在澳门同知面前，哀求对条款做些修改。[15]结果由议事会在葡文译本中做了改动，删去禁设教从教一款，而中国官员只按原本行事。

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以清朝钦差大臣的身份来广东查禁鸦片。驻扎前山寨的澳门同知和嘉庆十四年（1809）总督百龄等奏请设立的前山营，在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抗英斗争中担当了颇为重要的角色。

同年七月二十六日，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巡视澳门。这是清代对澳门行使主权的一次重要宣示。林则徐的澳门之行，使他与前山寨结下因缘。据他本人的日记所载，他与邓廷桢于七月二十五日卯时从香山县城南门出发，由陆路行百余里至前山寨。当晚宿于都司署中，接见澳门同知蒋立昂和前山营都司，听取关于前山寨海防和澳门禁烟情形的禀报。二十六日卯时，由前山南行巡视澳门，巳时出澳，午刻在前山用饭，饭罢仍循来路北行。[16]

林则徐一行七月二十六日在前山寨吃午饭，由寨内的绅商父老设宴款待。绅商父老请林则徐留下墨宝，他即席题了《禁烟诗》一首，并为端正世道人心，题了《十无益》格言一篇。后者云：“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作（做）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为富不仁，积聚无益。淫逸骄奢，仕途无益。”后来由前山士绅勾勒摹刻在翠微村南先锋庙侧的大石上，其地当翠微至前山的往来通道，供行人瞻仰，直至抗战时期始被炸毁。[17]

同年十一月，林则徐与邓廷桢筹划澳门与香山一带防务，奏请委令新授高廉道易中孚暂行驻扎澳门，督同澳门同知查办夷务，并请将前山营由该道节制。其后，林则徐与邓廷桢又奏请将升任南澳镇总兵的惠昌耀暂留香山协副将之任，调拨水陆弁兵1000余名在前山至澳门附近各处要隘布防，续派肇庆协副将多隆武、督标参将波启善、署抚标守备程步韩等带督抚两标官兵驻扎其地，连前合共弁兵2000名，仍责成高廉道易中孚悉心策划。[18]这足证林则徐等对前山、澳门一带防务的高度重视。

清代前期的士大夫，诗文中描绘前山寨的篇什颇丰，其中有嘉庆中叶何健的《前山八景》诗。前山城因澳门而设，咏前山八景，遂以澳门开其端。第一章《山城偃月·镜澳重镇也》和第二章《海岛迴澜·岛夷来王也》皆咏澳门。第一章第三首云：“我士我女，我商我贾。以育以生，乃祖乃父。”第四首云：“祖父之宅，天子之仁。扞此牧圉，匪曰敌，而曰宾。”意思是说，中国的男女百姓，商人贾客在濠镜居住营生，往来贸易；西洋人从祖父辈开始，生长于斯土。允许西洋人的祖父辈居于濠镜，是由于天朝皇帝的仁德；朝廷筑前山城以捍卫边境，但对于居留濠镜的西洋人，不是当成敌人，而是看做客人。[19]此诗颇具泱泱大国之风，表达了中国百姓与居澳葡人友好相处的愿望，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的民族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