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近代中国美术西洋化的推动

由范礼安创建的澳门圣保禄教堂，不仅为培养入华的耶稣会修士打下艺术基础，也让途经与滞留澳门的西洋传教士能够较好地接受中国文化与民俗，为他们在华推动传教与中国美术西洋化提供了条件。据文德泉神父统计，1762年之前葡萄牙远东保教区163名在中国工作的耶稣会士中，“绝大多数是经圣保禄学院入华的”。[25]他们对中国美术西洋化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通过建立西洋教堂与装饰其内部，尤其是壁画传播西洋美术。早年通晓中华文明的利玛窦1605年在北京“买屋立堂”，同年8月27日在教徒们的帮助下迁入新居，“不久就修整出一间美丽又宽敞的小堂，张挂起救世主像”。[26]1610年初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作为建筑工程负责人在上述旧地重建了一座欧式教堂。燕游者刘侗记曰：“堂在宣武门内东城隅，大西洋奉耶稣教者利玛窦，自欧罗巴国航海九万里入中国，神宗命给廪，赐第此邸。邸左建天主堂，堂制狭长，上如覆幔，傍绮疏，藻绘诡异，其国藻也。”[27]据说，教堂“长70尺，宽35尺，门楣、拱顶、花檐、柱顶盘悉按欧式”。[28]清顺治七年（1650），汤若望担任再次重建教堂的设计与总监，当时碑文中记载，天主堂“神之仪貌如其国人，堂牖器饰如其国制”，[29]表明新教堂建筑、壁画等皆充满西洋氛围。康熙至乾隆年间（1662～1795）南堂经历了多次重修，更加壮观：“堂之为屋圆而穹，如城门洞而明爽异常”；[30]“堂制狭以深实，正面向外，而宛若侧面。其顶如中国卷棚式，而覆以瓦。正面止启一门，窗则设于东西两壁之巅。中供耶稣像，绘画而若塑者，耳鼻隆起，俨然如生人”；“右圣母堂，以供玛利亚，作少女状，抱一儿，耶稣也。衣无缝，自顶被於体。”[31]意大利人利类思与葡萄牙人安思文（Gabriel de Magallanes）于1655年创建了另一座教堂，两人曾经在四川张献忠部供职，被俘虏至京城后只能在肃王府、僮国纲家当差，利用这两家家属有人信教之机会，择地建堂一所，“名曰若瑟堂，与若望所建之堂东西对峙，因名为东堂”。[32]1720年东堂因地震倒塌，次年由费隐神父用葡萄牙国王费德立克三世的捐款重建，助理修士利博明（Fernando Bonaventura Moggi）设计了建筑，来华不久的意大利传教士兼画家郎世宁负责教堂内部的装饰。[33]此教堂也是十分美丽的欧式教堂。

如果说与教堂相关的西洋美术尚限于信教士大夫和民众，那么进入清廷的传教士画家对中西美术交流有更多贡献。罗马传信部成员、意大利人马国贤的来华，标志着西洋人正式作为画师被留在清宫。他在中国居住13年，不仅创作了一套《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而且将铜版画、油画技法教给中国学生。1715年，当马国贤将画家郎世宁介绍给了康熙之后，宫廷中陆续形成一支以西洋画家为主的“海西画派”，为乾隆年间创作大型铜版组画奠定了基础。此后，《准回两部平定得胜图》、《平定台湾战图》等九套铜版画先后问世，尤以《圆明园东长春园西洋楼图》最为有名。[34]同时，乾隆年间苏州地区盛行写实木版画，三幅同名《姑苏万年桥图》的版画证实参用西洋透视的民间版画也受到宫廷传教士画家的影响。

郎世宁在华度过半个世纪（1715～1766年），清朝康熙、雍正年间他为中国天主教会东堂、南堂创作过大量壁画。当他进入清朝称作“如意馆”的画院之后，他个人绘制或与人合作的大量作品，不仅代表了中西合璧绘画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开创了一个适应时代所需的新画派。[35]作为一名画家，他并没有停留在身体力行的艺术实践，为了满足中国人对西方绘画技法深层的理解，他投入了极大精力来传授西画理论。清廷官员年希尧曾经感激郎世宁对他的多次帮助，使他将意大利画家波梭（A Pozzo）的著作《画师与建筑师用透视学》译成中文。[36]乾隆元年（1736）装裱的《羊城夜市图》传为郎世宁与唐岱合作的作品，该画可以被看做18世纪前期以郎世宁为中心在宫廷创造的中西折中样式画作的优秀作品之一。在此画中，画家将人物与山水同时展现，带有浓郁的风俗画味道，既具有东方韵味又立足于西洋绘画的技法。[37]雍正年间，郎世宁周围已经有了一大批中国学生。其中较有成就的学生王幼学、王儒学已经能够与郎世宁合作，笔法、风格都可以乱真。最成功的是张为（惟）邦的一幅静物作品《岁朝图》，作画时运用层层色阶逐渐重叠的方法，使画面达到中西技法融合的效果。以后，来华的传教士画家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艾启蒙（Ignaz Sichelbarth）、贺清泰（Joannes Damascenus Salusti）、潘廷璋（Giuseppe Panzl）也跟着郎世宁一起在如意馆为皇帝画画，有《十骏马图》、《十骏犬图》、《喀尔喀贡马象图》等大量中西合璧的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