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途经的”传教士画家

一般认为，葡萄牙人是经历了广东的上川岛、浪白澳的贸易据点之后，于1553～1557年间正式取得澳门的贸易及居留权的。[3]此后葡萄牙人及各国商人逐步将原来临时搭建的茅棚改建为固定房屋，仅数年之间筑室千区，夷众万人，“飞甍高栋，尽为西洋人所有”。[4]当时，澳门与果阿同为葡萄牙在亚洲的居留地和贸易中心，中国的生丝、绢织物，日本的金、银、小麦、漆器等物源源不断地运往澳门进行交易，从而使澳门成为亚洲的重要海港。这一港口的形成，不仅利于葡萄牙商人经澳门中转从事全球性贸易，也推动了西方天主教会宗教团体纷纷来到东方传播教义。

由于经澳门赴华传教士中大多数是耶稣会士，笔者先用荣振华统计的相关数字来说明“途经”的概况。[5]据荣氏的记载，1800年之前来东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大约920人，其中包括澳门本地成长的修士，但他们应该是移居澳门的中外天主教信徒的后代。笔者依照他们相关的事迹，认为广义上可以称为画家的有76人，其中至少有48人是途经澳门后前往北京、江浙等地传教及为皇帝服务的。

当年所谓的“画家”大抵可以分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是直接写明“画家”的，如魏玛窦（Vaz Mateus）“曾在澳门神学院任学监四年，当时正是画家，同时也为中国传教区工作，他是‘卓越的画家’”。[6]再如，石宏基（Francisco de Lagea）1610年在上海做传道员和画家。依纳爵·拉戈特（Ignace Lagot）1648年在澳门学院做画家，“是屈指可数的几名中国传教士之一，也是澳门学院的著名画家”。[7]而一些后来在清宫廷画院任职的传教士画家郎世宁（Castiglione Giuseppe）、马国贤（Matteo Ripa）等人也由澳门赴京。

其次，比较宽泛的绘事，如制作地图、插图或其他事迹。奥地利人白乃心（Johann Grueber）1658年到达澳门，后来他的多部考察中国的专著都是由其本人绘制插图的。[8]意大利人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1610年到达澳门，擅长插图与透视图。德国人庞嘉宾（Kaspar Castner）1697年到达澳门，1707年在北京“被任命为钦天监正和太辅。本人是地图绘制家”[9]，因为兴起于15世纪西方大航海时代开端的欧洲地志绘画（Topographical Paintings）包括了地图绘制（Mapping），地图上往往有大量立体造型的人物与动物，必须具备一定的绘画技能。[10]事实上，康熙时代测绘并制作清地图的还有很多人，1703年到达澳门的法国人冯秉正（Joseph Marie Anna de Mailla）曾经绘制了河南、江南、浙江、福建和台湾地图。1682年到达澳门的安多（Antoine Thomas）绘制了北京地区的平面图。

再次，主要擅长建筑并修建教堂的人，其中有些人与绘事有关。法国人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44年经澳门赴京，“此人既是数学家，又是建筑师和地图绘制者，负责104幅的一本中国地图集的铜版印刷”。[11]乾隆三十年（1765），郎世宁与其他西洋画家奉命绘制组画《乾隆平定准回战图》，“由蒋友仁寄至法国刻成铜版”。[12]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619年抵达澳门，先于1627年在西安协助塘坊街建造教堂，后于1650年在北京创建了南堂，他向明崇祯皇帝敬献绘有耶稣生平的《进呈书像》，共150页。[13]其他有费隐（Xaver Ehrenbert Fridelli）1705年至澳门，曾经修建北京教堂，利类思（Lodovico Buglio）1636年至澳门，1655年在北京创建了东堂住院并于1662年修建了教堂。限于篇幅，仅能列举上述人员说明。

当然，其他天主教派别团体不乏艺术方面的人才，他们大多数人也是经过澳门再赴中国内地。例如，罗马天主教传信部马国贤于1710年到达澳门，在澳门他曾经画了两幅画作为给皇帝的礼品。接着，他作为绘画人才被召到北京为清廷服务。此外，一些传教士画家虽然记载说“到达广州”，可能也是经过澳门抵达的。有些传教士由另外途径到达中国，在华期间也到过或返程时途经澳门。笔者认为，除了澳门及广州之外，18世纪有不少传教士是在浙江省的宁波上岸后转陆路进入中国内地的。但是相比之下，那里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租用之地，因此，早期途经浙江的传教士在宁波的影响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