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5世纪和16世纪期间香山地区与外国人保持多方面的联系。大部分人大约在4～10月间从南方来到这里，其中也包括返回那霸的琉球人。普通贡舶，有的从香山继续往广州航行，但私人商贩和海盗则继续停留在香山。在这个季节里，要偏离西航路，顺着东南风往珠江口航行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此外，香山属于广州“前方”的地带，可能是早在葡萄牙时代到来前的几十年里就已经被用于与外国进行联系的最重要的地方之一。然而这只是一种推测，因为外国船舶在某个时间段也曾往来于电白、南头、东莞等地。这些地方究竟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对海上交通起到重要的作用，又是什么时候被其他地区所代替，失去其作用，这些都是另外一个主题，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对此进行探讨了。
[1] 普塔克，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教授。
[2] 关于珠江三角洲的地理发展情况有很多的综合性资料，如珠江水利委员会编纂的《珠江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等书。
[3] （嘉靖）《香山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所有引证都来自本书，参看第205～305页。香山最早的县志在永乐年间纂修，第二部县志在1484年修成，两者今不存。
[4] 关于香山县的地理发展情况可参见王颋《明代香山陆海形势与澳门开埠》，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第207～226页，亦载《澳门历史研究》第2辑，2003。关于地名亦可参见广东省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省海域地名志》，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9；广东古今地名词典编纂委员会编《广东古今地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
[5] 关于往广州的水路可参见很多的新著作，例如金国平、吴志良《东西望洋》，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2，第59～64页。
[6] （万历）《广东通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14卷第357页，第69卷第700页。关于海舶经过香山入境的情况亦可参见胡波《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林有能等主编《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讨会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8、39页。
[7] 《虔台倭纂》，《玄览堂丛书续集》本第18号，卷下，第44页上。
[8]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香港，中华书局，1975，第2卷，第36页。
[9] 一例为九星洋。在韩振华《宋端宗与七洲洋》中对其有详细研讨，载《韩振华选集之四：南海诸岛史地论证》，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3，第156～158页。
[10] 关于明初和更早的资料里（如《永乐大典》11907卷引《永乐广州府志》）的“蠔镜”等词，可参见王颋《名同蛎镜——“海月”与澳门的別称“蠔镜”》，氏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1] （清）印光任、张汝霖著，赵春晨校注《澳门记略校注》，“形势篇”，澳门文化司署，1992，第24页。
[12] 《明实录》，“熹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第11卷，第549页。
[13] 外国船可能泊于浪白之南水村，见王元林《澳门兴起前明代初期广东沿海贡舶贸易港考》，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第3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第219页。关于“浪白”的著作很多，例如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台北，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8，第305～313页，图31-36。
[14] 《百可停摘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卷1，第131页。亦见《澳门记略校注》，“官守篇”，第66页。
[15] 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第75～76页；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47～248页。
[16] （嘉靖）《广东通志》，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7。由于香山的军师不多，也不够，因而有很多小澳与海岛不能防御。
[17] 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中华书局，1999，第16页、第86～88页；金国平、吴志良：《东西望洋》，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2，第51～76页；王元林：《澳门兴起前明代初期广东沿海贡舶贸易港考》，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第3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第223～231页；赵立人：《电白古港钩沉——兼谈明代的海丰港》，叶显恩等主编《珠三角与南海贸易》，香港出版社，2009，第269～273页。
[18] 《明史》卷325，中华书局，1974，第8433页。
[19] 值得注意的是，屯门在15世纪及16世纪早期经常有葡萄牙人来访。关于南头，可参见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第260～261页。
[20] 关于地名见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第221～222页、第250～252页、第600页。
[21] 关于历史上的“顺塔”（万丹），参见曹永和《明末华人在爪哇万丹的活动》，《中国海洋史发展史论文集》（二），台北，“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6，第219～248页。关于历史上的“六坤”（北大年），可参见金国平、吴志良《东西望洋》，第70～72页。关于15～16世纪的中外贸易结构及其变化，可参见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第3章第5节。
[22] （嘉靖）《广东通志》第66卷，第1782～1783页；亦见同书，“成化八年”第7卷，第174页。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2000，第4卷，第130页。
[23] Armando Cortesão校注A Suma Oriental de Tomé Pires，Coimbra，1978，pp.368-369.
[24] 关于Oquem一名，参见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基金会，2000，第15～16页；亦见金国平《Macao、Macau诸名考异》，《澳门1999》，澳门基金会，1999，第294页。
[25] R.Ptak，“The Ryukyu Network in the Fifteenth and Early Sixteenth Centuries”，Revista de Cultura2003年第6期，pp.7-23。亦有中文版，但是翻译错处很多。
[26] 关于广东与福建在外贸上的区别，参见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等书。
[27] R.Ptak，“The Fujianese，Ryukyuans and Portuguese（c.1511 to 1540s）：Allies or Competitors？”，载Anais de História de Além-Mar2002年第3期，pp.447-467。中文版载《暨南史学》2003年第20期，第319～336页。亦见Reconsidering Melaka and Central Guangdong：Portugal’s and Fujian’s Impact on Southeast Asian Trade（Early Sixteenth Century），Peter Borschberg，Iberians in the Singapore-Melaka Area and Adjacent Regions（16th to 18th Century）（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 2004），pp.1-21。
[28] 郑樑生编校《明代倭寇史料》第4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第1249、1252、1261、1355～1356页。
[29] （嘉靖）《广东通志》卷7，第162页。
[30] （嘉靖）《广东通志》第66卷，第1787页。亦见同书卷7，第170页。郭棐《粤大记》卷3亦曰：“天顺二年，海贼严启盛寇香山、东莞等处。巡抚右佥都御史叶盛讨平之。先是启盛死囚漳州府。越狱，聚徒下海为患。敌杀官军，拘留都指挥王雄。至广东，复杀总督备倭都指挥杜信。至是，招引番舶至香山沙尾外洋。盛，廉其实，会同镇守广东左少监阮能、巡按御史吕益，命官军驾大船冲之，遂生擒启盛，余党悉平。”亦见万历《广东通志》第70卷。亦均载郑梁生编校《明代倭寇史料》，第1287、1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