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论
前言
听说国外尚无广义的畜牧业经济类专著，一般都是把它镶嵌在广义的农业经济类著述中。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虽已出版了几本专著，但写的又是广义的畜牧业经济，谈论的是城市郊区工厂化养畜业和汉族农村舍饲圈养畜牧业的较多、较细、较深，而涉及游牧业（少数民族游牧区畜牧业）的较少、较粗、较浅了。而且，又多是从作者们较为熟悉的那两种畜牧业的印象、感觉出发，再凑合一些关于游牧业的似是而非的道听途说和片言只语，再掺和糅进一些国外书本上的概念、观点，而未能从我国少数游牧民族社会的特点、自然地理的实际和研究者个人长时间的亲身经历与大量的调查研究起步来着色用笔。因而，显得模糊、混浊、灰暗，不得要领，看后非但弄不清它的发展，而且还会陷入莫名其妙的悲观、失望境地。
就从1979～1990年第1届至第7届的全国畜牧业经济理论讨论会和1981～1990年共8次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理论研讨会来说，不是在发展（广义）“畜牧业经济”上高谈阔论，便是打起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大旗，却把六族游牧业经济撂在一个被忽视、被轻视、被小看的偏僻角落。1963年的全国牧业区工作会议，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41年中，专门着力研究我国六族游牧业的仅有的一次，除了因为政治上“左”的成分不足取外，有关生产建设的基本观点至今仍然适用。特别重要的是，它为认识与研究我国牧区畜牧业——游牧业，准备了大量的资料，并经充分酝酿，引发出若干潜伏深层、值得深思与急待妥善解决的重要问题，并为解决之奠定了思想基础。
有鉴于此，为了加快发展游牧业（牧区畜牧业）经济和直接提高六个少数民族（藏、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裕固）的物质生活水平，吸引人们，特别是有关领导、专家、学者、教授，对它的正视、重视、珍视。我认为，把“牧区畜牧业”（有人还故称“驱赶放牧业”、“草原畜牧业”）按其本来面貌、特征，正名——实是恢复其固有名称——“游牧业”，并从广义畜牧业中划出，单独列为一个学科（在业务部门设立专门机构），加以集中研究，是很必要也是很值得的。由于，游牧业是我国地域广袤的边疆六个少数民族特有的经济，故在挖透、抓全这个问题时，必须从自然地理、社会环境、民族特点、历史等各个角度着眼。只凭搜集、整理、统计、分析一些生产、经济的既抽象又片段的数字，是很不够的，只能涉及皮毛。
近10年来，我一直想着这一事，原拟在90年代中期，经过对东蒙、西蒙、藏西北、藏南、四川藏区、青海西部、甘肃藏区、甘肃省裕固县等至少八个地区的三个少数民族（蒙古、藏、裕固）游牧区进行亲身实地观察与调查研究之后，写成《中国六族六畜游牧经济》。但这并非文学，可利用一些素材，凭想象力创作，而是要探索社会事物具体发展的规律，没有丰富的实践与苦思冥想，只凭揣摩下笔，就是瞎写，是伤天害理。由于40年来，我已同游牧业、游牧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了深厚的感情，故对他们的被忽视，可能产生了偏激的愤懑之情，总想为之申辩、鸣不平。眼见最近几年刮起的在畜牧业现代化建设（游牧民定居）旗帜下，灭绝“传统的、落后的”游牧生产之风，以及提倡“砸掉草原大锅饭”，实行“放牧场按户承包”等，我便急不可耐地抛出这篇“游牧论”以顶之，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它是我日后的《中国六族六畜游牧经济》的写作框架，也可说是月份不足的早产儿，所以存在“先天不足”。其中，我自知问题有四：一是文章的结构、层次、笔调、语词等文字方面的弊端多如牛毛，以至紊乱、繁复、芜杂，许多概念、道理表述不清；二是关于游牧、草原利用的具体（分类）情况，只就新疆地域范围来谈，有以偏概全之病；三是许多数字出于我的记忆或估计，不够准确；四是未提和很少提到银行信贷、财政税收和牲畜保险与游牧业发展的关系。这些都将在来日修改。
不同于工业，也不同于市郊工厂化养畜业和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围栏定牧业。游牧业的科学经营管理方法，是从任何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移植不来的，从他们那里求师取经是枉然的。本可从与我国情况相似的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1]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得到借鉴，但也许是与我国相似的原因，70年后的今天，他们也仍未对游牧业的发展做出科学的理论性探讨。真理、知识来源于实践。这只有也只能从我国千万游牧人长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40年）实践（包括调查研究）中摸出个道道来。
游牧业生产本身并不复杂深奥难以认识，而是由于它的偏远、分散、流动和受经常变化的气象因素的制约，大大限制了人们（领导、学者、专家、教授）对它的全面、系统、深入、准确、具体的认识（理性和辩证的认识）和亲身感受（感性和直观的认识）。“文化大革命”以来二十几年，党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传统和毛泽东同志所示范、倡导的社会调查方法，也近乎丢失了。正由于只重视“一朝分娩”而轻视“十月怀胎”，所谓“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业”，对国人说来，至今仍是个谜，致使不少新闻媒介对它的报道失实。人非神仙，没有全能，只有学习、实践才能明白事理。但今之领导、专家、学者、教授，昧于“游牧业”却硬要谈它，其可笑程度实不亚于旧时讽刺行伍出身的将军谈球赛。画鬼容易画蛋难的哲理，使我明白游牧业方面谬论之多和其能长期存在，皆源于不便检验和未能根据实践检验。
《游牧论》虽然患有前述四种或更多的弊病，但它完全出自实际却是无疑的。它虽然杂乱，但对于想要知道真相的人说来，总是能了解到一些东西。这不仅表现在微观现象方面，而且还展示在宏观理论方面——起码能揣摩到一些解决它的线索。不仅在小道理方面，而且还在揭示规律性方面，它的观点与众不同，许多恰好翻了个儿，这正是它的特性。我衷心地把它献给那些从未或很少接触过但真心想了解游牧业实际的党政领导及其秘书、专家、学者、教授，以及愿从事游牧业的大学生们。无名之辈，何所顾忌，于是我就故意用了许多扎眼的词句，说了许多挖苦的话语。目的全在于刺激那些所谓“熟知游牧业的内行”，使他们也能认真过目并做出严厉的批驳，以利于我日后的修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旦与实际结合，就将产生正值，而假的、伪的却只会产生负值。
199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