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开始了解杨廷瑞先生是在1988年，那时候我刚刚开始人类学的学习，第一次做田野调查是在离乌鲁木齐70公里的南山牧区。在牧区哈萨克牧民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老杨”，凡是问及人民公社时期牧区草场的管理问题时，那里的中老年牧民常常说：“自治区的老杨和老王知道得比我们详细。”这个“自治区的‘老杨’和‘老王’”当时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1991年我受邀到剑桥大学蒙古内亚研究所参加由卡洛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教授主持的国际合作课题“内亚环境与文化保护”的研究。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内亚牧区社会的社会人类学家，Caroline Humphrey教授非常重视内亚地区（包括俄罗斯的南西伯利亚、图瓦、布里亚特地区，蒙古国的西部和我国的内蒙古、新疆北部）的牧区社会结构、草场管理制度和游牧变化的研究。因此，她为课题研究人员安排了数个与此有关的培训课程，其中包括社会人类学、草地科学、动物行为学、草原生态学等方面的课程。对我这样一个初出道的人来说，在这些培训和研究期间与汉弗莱（Humphrey）教授、大卫·斯尼斯（David Sneath）博士以及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和蒙古国的研究人员的交流，无疑是一次极为宝贵的机会。这使我对新疆草原牧区的知识扩展到欧亚草原的中、东部地区，也就是欧美学术界常常使用的“内亚”（Inner Asia）草原地区。在课题研究和培训过程中，汉弗莱（Humphrey）教授、大卫·斯尼斯（David Sneath）博士以及其他学者，强调在课题调查和研究中吸收地域知识、收集和研究地方文献的重要性。
1993年，根据课题的安排，我从英国回到新疆，在阿勒泰市的汗德尕特蒙古乡和巴里坤县的萨尔乔克乡做了近8个月的田野调查。在阿勒泰地区畜牧处、阿勒泰市畜牧局和巴里坤县畜牧局，与一些年长的畜牧技术人员交谈时，他们又多次提到“自治区的老杨、老王”。说这几位专家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在他们那里做调查，有20多年，对新疆牧区的情况很熟悉。后来在阿勒泰市，从一位退休的地区哈萨克族领导那里，我终于了解到大家所谈的“老杨”其人，他的全名是“杨廷瑞”。而且了解到，杨廷瑞在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回到乌鲁木齐后，我与迪木拉提·奥迈尔博士在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一幢住宅楼内，找到了杨廷瑞先生的家，冒昧地向他讲述了我们在牧区调查时遇到的许多解释不了的问题。当我们讲到在新疆牧区调查中，看到游牧正在萎缩，牧区承包制实施后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时，我看到年迈的杨廷瑞先生的眼睛亮了起来，他很详细地问起了我们在哪里做的调查，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他听完我们的叙述后，陷入了思考，然后讲了一句：“取消游牧是不对的，不适合牧区的实际情况。”他走进另外一间房子，抱出来了一堆资料，说这里有他们多年来整理的一些牧区资料，“如果对你们有用，就送给你们参考吧”。看到这位过去素不相识，背已经有点驼，满头灰白色头发的老人慷慨地赠予了我们这么多的资料，我当时心头一热。老人说他已经退休，希望有人继续关注草原，“因为牧区的情况与农区不一样，不能把农区的政策套用到牧区那里”。
回到学校，打开那包资料，除了有一本《新疆牧区调查》是公开出版的之外，其他都是“内部资料”。其中，就有收在本书的《游牧论》。这是杨先生请人用四通打字机打出，自费印刷的。从“后记”中看得出，这本书只印了100册，而且其中大部分被杨先生邮寄到北京的国家有关机构和领导人、有关研究机构和大学，内蒙古、西藏、青海、甘肃和四川等省区的有关学术机构和大学，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领导和所有涉及畜牧业的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包括20多位与畜牧业有关的人士。
我连续用两天读完了《游牧论》。这个文本中还有杨先生自己的许多加注和修改。读毕，我发现其中的很多观点与20世纪90年代的官方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有很大的差异。令人惊异的是，作者对当时新疆牧区的状况提出的“警示”，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都有发现。
杨廷瑞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初被王震将军召集、从内地来到新疆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也是共和国成立后在新疆从事牧区工作的第一代体制内的学者。他先后在新疆畜牧厅、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部等部门工作。在20世纪50～80年代初，他们每年都要在牧区工作数个月。用与杨廷瑞同时参与新疆牧区工作的另外一位老人王作之先生的话来说，他们那批人每年几乎都要在草原待上半年之久，几乎参与了新疆1950年以来所有涉及牧区的政策调研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新疆社会科学院成立，杨廷瑞先生到经济研究所工作，还是做畜牧业经济研究。他筹资在今天的乌鲁木齐市北京路一间民房中开起了一家“新疆畜牧书店”，经营得很困难，后来由于融雪导致旧房倒塌，书店停业。他主持编辑、出版了《新疆牧区调查》一书，给后人留下了一批很珍贵的资料。据一位新疆社会科学院的老人讲，杨先生关于牧区和畜牧业的一些观点由于与当时政府和学界主流观点不一致，因此，被置于边缘化的状态。他寄给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中央有关机构和研究院所的那本打印的《游牧论》，基本上没有得到回应。同样，寄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人和政府有关机构、研究人员的《游牧论》，也没有得到回应。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退休了。
从《游牧论》前言中我们得知，这本书实际上是他准备写作的、内容更有深度的“中国六族六畜游牧经济”的一部分。退休后，他曾前往甘肃、青海和内蒙古牧区做过调查，也希望到西藏草原去做调查，以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完成这部著作。但是，由于条件所限，他身体也出了问题，没有能够如愿完成。
1996年，我从阿尔泰山区回到乌鲁木齐后，再次到新疆社会科学院家属院去看望杨廷瑞老人。那时他的疾病已经比较严重，特别是脑萎缩，使他逐渐失去了正常的记忆和思考能力，但是在与他短暂的交谈中，老人依然关注我们在牧区调查中发现的新问题。每当我讲到牧区生态环境和牧民定居后出现的社会问题时，他的眼神会亮起来，叮嘱我“写报告向上面汇报”。
在阅读《游牧论》的过程中，我反复咀嚼作者在“前言”中写下的这段话。
由于四十年来，我已同游牧业、游牧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了深厚的感情，故对他们的被忽视、被轻视，产生了可能出于偏激的愤懑之情，总想为之申辩、鸣不平。眼见最近几年刮起的想在畜牧业现代化建设（游牧民定居）旗帜下，灭绝“传统的落后的”游牧之风，以及提倡“砸掉草原大锅饭”，“实行放牧场按户承包”等，我便急不可耐地抛出这篇《游牧论》以顶之，希望激起人们的注意。
这段话与书中其他许多部分一样，显得有点“过激”，用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有点“出于偏激的愤懑之情”。这对一个长期处于体制内的研究者来说，确实是不多见的。但是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在晚年总结自己对牧区社会和牧区生产的调查研究时，关注的重点依然是游牧。特别关注在国家和地区决策下，在牧区开始的大规模的定居带来的复杂影响，呼吁善待游牧，善待游牧民，这仅仅是因为他“四十年来已同游牧业和游牧民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了深厚的感情”？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改造旧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是他们毕生的理想，但是在游牧问题上，他们非常慎重，力主不要消灭游牧，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杨廷瑞先生可以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把研究牧区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那一代汉族学者中的一员，这一代学者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长期工作、生活在牧区。那时候，即使是政府官员，在牧区工作的条件也不好，他们常常骑马或步行，从一片草原到另一片草原，从一家牧民的毡房到另一家牧民的毡房，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他们工作的常态，他们中很多人学会了游牧民的语言，适应并喜爱上了游牧民的生活，与草原和游牧民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同时，他们又是20世纪50～80年代新疆牧区所有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有一些人甚至是国家和地区牧区政策的制定和管理的参与者，因此，对于牧区社会、草原和经济的实践经验和认识不是今天我们这些自诩为“牧区研究者”能与他们比肩的。因此，他们对于牧区发展和游牧民的生计应该比当下许多专家有更多的发言权。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牧区按照农区承包责任制的模式，实行了“牲畜作价归户”和“草场使用权归户所有”的大规模改革。我们注意到，像杨廷瑞先生一样，老一辈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对国家牧区新政策和国家终结游牧的趋向都表示了担忧。与杨廷瑞先生具有在新疆牧区相似工作经历的王作之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新疆古代畜牧业经济史略》一书。几经周折，他的著作于199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在“结束语”中他指出。
游牧经济为什么能够一直延续、保存到现代社会呢？这主要取决于游牧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当然传统的游牧生活习俗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即使将来，不适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人们总还是要利用的，不应当也不可能弃置不用。不考虑当地的自然特点、经济特点和历史特点，轻视和忽视畜牧业生产，轻视和忽视游牧民族，认为游牧经济和游牧民族就是绝对的落后，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不顾当地的自然条件，不因地制宜，不谋求经济效益，而是主观地、掠夺式地乱垦草原、滥伐森林、过度樵采自然植被，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必然会妨碍畜牧业和多种经营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1]
我们注意到，国内在牧区长期工作、研究的那一辈学者们，在这些事关游牧、牧区发展的问题上，基本上持有相同的看法，比如，长期在内蒙古牧区做实地调查、实践和研究的刘书润先生，也一直在呼吁国家和牧区政府不要“消灭游牧”。
30年过去了，杨廷瑞先生及与他同时代的牧区研究者当时警示过的牧区的激烈改革可能引发草原、游牧、游牧社会和经济出现许多的问题，现在，这些问题不仅在牧区依然存在，而且愈来愈严重，有些问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积重难返，演化成了生态、文化和经济危象。在20世纪末，在新疆牧区长期从事人类学调查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在新疆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出现了“生态环境碎片化”和“游牧文化碎片化”的认识，王晓毅、荀丽丽、张倩等学者也提出了“牧区社会结构碎片化”的认识，以及这些问题的出现对牧民、牧区和牧区发展带来的复杂影响。对此，细心的读者可以在本书中找到一些深层次历史原因。
我们搜集、编辑和出版杨廷瑞先生的《游牧论》及其他文稿，还有一个学术上的考虑。目前，国内无论是在畜牧经济研究领域，还是在游牧、牧区社会发展、经济、生态环境、游牧文化等学科领域，包括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学者们，一般都不会认真地去搜集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前近百年来，国内从事游牧、牧区社会和经济、文化研究的实践者和学者留给我们的各类文献。我们在新疆牧区做田野调查时，牧区哈萨克族、蒙古族老人们不时地向我们提到类似杨庭瑞先生这样的一批牧区工作者和研究者，说他们“更加熟悉牧区”，“对我们很尊重”，“与我们的感情很深”，他们受到了游牧民和当时牧区基层干部的尊重。虽然那一代研究牧区的学者，可能不晓得人类学或民族学是什么。但是，他们在牧区的工作，是一种具有人类学特点的全面的“参与式观察”，观察的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观察的空间范围包括天山南北、阿尔泰山区、昆仑山区乃至内蒙古、甘肃、青海的广大牧区。但他们积累的关于新疆牧区和北方牧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研究成果，在今天的牧区研究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一种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也是中国牧区学术研究的缺陷。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类似杨廷瑞先生《游牧论》这样的被湮没的著述，被有心人挖掘出来，使后辈研究者能够有机会去研读它们。这样，对于积累和发展中国牧区文化，深化国内的游牧研究和牧区发展研究，无疑都是有益的。
就在这本文集的编辑工作即将结束，“乡愁”成为国内媒体上的一个热词。“乡愁”不应该只存在于在中国的水乡、农区，也当然存在于占中国国土面积近1/3的草原牧区。所以，杨廷瑞先生的《游牧论》不也是一种乡愁的表现吗？
崔延虎
2015年3月1日 于乌鲁木齐
[1] 王作之：《新疆古代畜牧经济史略》，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