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藏边境贸易的历史回溯

和平解放前西藏对外贸易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7世纪以前，称为远古或上古时代；第二个时期是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下半叶至西藏和平解放。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自古以来西藏自身的物产从规模到种类均不足以满足多方面的需求，因此需要通过与外界的交换满足其对粮食、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特别是为了满足上层王室、贵族、僧侣的需要，更得与外界进行贸易。加之与内地中心市场相距遥远而毗邻南亚的地理区位，决定了西藏会选择与周边南亚地区开展贸易，互通有无。

西藏与南亚地区的贸易历史久远，早在7世纪吐蕃王朝时期就设有“商官”负责商贸事务。当时西藏输出的商品有盐、马匹、麝香等，输入的商品有大米及颜料草、胭脂红等各种染料物品[1]。贸易通道从四川、云南经西藏拉萨延伸到印度、尼泊尔乃至波斯帝国，形成了一条连接中国西南地区与南亚地区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

19世纪末，英国入侵西藏，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开放西藏的亚东、江孜、噶大克等地为通商口岸，亚东逐渐成为中印贸易的最大商埠。1894～1895年度，西藏经亚东口岸与印度的贸易额为115万卢比，占当年西藏与印度贸易总额的54.6%；1899～1900年度，西藏经亚东口岸与印度的贸易额为221万卢比，占当年西藏与印度贸易总额的76.2%；1901～1925年，亚东口岸年交易额多在200万卢比以上，其中1923～1924年度达到540万卢比，1924～1925年度更增至706万卢比[2]，占当时中印边境贸易总额的80%以上，在某些年份亚东几乎独揽了西藏与印度的边境贸易。

这一时期，作为中国通往南亚的门户，西藏不但向内地提供本地土特产品，还提供来自南亚国家的部分产品，如珍珠、珊瑚、梳齿贝壳、水獭皮和孟加拉布等。同时，中国内地生产的茶叶也通过西藏输往不丹、孟加拉等南亚国家。1892～1893年度，西藏出口至孟加拉的汉地砖茶价值达1849卢比[3]。1889～1895年，英属印度向西藏输入商品年均增长率为22.7%；西藏与印度的贸易总额由1896～1897年度的2098520卢比，增加到1898年至1899年度的3359960卢比[4]。

一 7世纪以前西藏的边境贸易

远古时代西藏的对外贸易为其7世纪以后的发展勾画出了基本轮廓，主要线条是由黄金之路、麝香之路、食盐之路、羊绒（毛）之路等几条著名的贸易通道构成的，广为人知的丝绸之路在西藏也有分布。

据记载，西藏早期与南亚、西亚、中亚乃至更远地区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西藏西部、西北部地区与外界的交往实现的。这可能是因为远古时期拉萨及其周边区域的部落比较分散，它们之间的交往主要体现为相邻部落间的交往。这种交往的层次较低，地域范围狭小，所以难以和外界建立更深入的联系。但西藏的西部地区则不然，由于人口迁徙（如雅利安人南迁，塞种人向西、南迁徙，以及祖国北方其他民族的大规模流动），它较早地与外界发生了接触，因此其在远古时代更为发达，形成了以象雄为代表的部落联盟[5]。

远古时代西藏就出现了与今克什米尔地区和尼泊尔地区的贸易通道，形成了对外交往的罽宾道、勃律道和蕃尼古道。由于生产力发展缓慢，除了外部需求变化导致的出口产品的变化（如硼砂是随着玻璃及陶瓷生产而兴起的出口产品），自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通过西藏边境地区输出的产品、特别是本地产品的种类变化不大，主要有麝香、沙金、硼砂、盐、氆氇、羊毛、牛尾以及活畜（如马匹、牦牛、活羊）。西藏输入的产品主要有粮食（如大米、小麦）、干鲜果品、棉布及棉布制品、铁制兵器、铁制生产工具、染料及其他日用品等[6]。

二 7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的西藏边境贸易

公元633年，唐朝贞观初年，松赞干布统一雅砻诸部，定都拉萨，吐蕃王朝建立并迅速走向强大。之后，在东进的同时，借助苏毗、象雄（羊同）等地区原已建立起来的对外交往通道，从两个方向与中亚、南亚地区建立了贸易联系：一是向西建立了与迦湿弥罗（克什米尔）、勃律（今克什米尔一带）交往的道路；二是向南与泥婆罗（尼泊尔）交往，并经这两个方向进入印度地区，为吐蕃乃至以后西藏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条件[7]。

据藏文史书记载，在松赞干布时期，吐蕃有8个市场，并设官员管理，形成了与波斯、印度、尼泊尔等周边国家和祖国内地的贸易网络[8]。宋元时期，西藏与西亚、南亚、东南亚仍然保持着贸易往来[9]。《明史》（卷311）记载，乌斯藏（卫藏地区）精细的氆氇远近驰名，除用作朝贡品外，还销到喜马拉雅山以南的不丹。到了清代，西藏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更加频繁，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也曾因对外贸易而引发多次战争[10]。

上述情况表明，从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西藏的对外贸易一直未中断而且得以发展。但是由于史料缺乏，目前对西藏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史尚无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集合现有有限而又分散的研究成果，以几种主要的产品贸易为线索，可以大体描绘出这一时期西藏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伴随这些产品贸易而形成的贸易通道及贸易市场。

1.黄金贸易

现代地质勘探表明，黄金是西藏优势矿种之一。按照地质理论，西藏地区中新生代大规模的大陆碰撞所产生的强烈的、多期次的构造—岩浆活动，为金的矿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地壳变动过程中产生的碰撞又使块状的原生金矿破碎，随着河流形成了分布广泛的沙金。西藏民间流传的类似神话传说也反映了这一事实[11]。

关于西藏出产黄金的最早记载来自西方。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曾记录：作为波斯帝国的领地，印度每年要缴纳比其他地方多得多的税贡，而这些税贡是要用黄金缴纳的，但实际上印度的贵重金属矿藏并不丰富，金银都来自外部。

那么，印度人从哪里获得了如此巨量的黄金？

希罗多德的时代约为公元前485～公元前425年，消息来源靠的是口口相传，形成了所谓“蚂蚁金”的传说，极具神秘色彩。因此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的兴趣，千百年来，史学家们为了弄清“蚂蚁金”的产地，提出了各种猜测，莫衷一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后来才得出结论，这些黄金来自西藏[12]。在早期另一部历史著作《世界境域志》（始作于982年）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书中明确指出西藏出产黄金。

中国的史书也早就对西藏出产黄金有过记录。7世纪，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中曾提到一个“苏伐剌孥瞿咀罗国”（梵文译音），意为“金氏”，系以盛产上等黄金得名，又记其“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13]也。世以女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种而已。土宜宿麦，多畜羊马。气候寒烈，人性躁暴。东接吐蕃国，北接三波诃多国”。在汉文的其他史籍中也有类似记载。

上述历史记载说明，从公元前几世纪开始西藏与古印度就存在黄金贸易。从这一时期贸易主体——苏毗和象雄的地理位置来看，黄金贸易的通道只能是勃律道、罽宾道和蕃尼道。

著名的法国东方贸易史专家、《西藏的沙金和银币》（中文译名为《西藏的黄金和银币——历史、传说与演变》）的作者布尔努瓦，在为《雪域黄金——西藏黄金的历史与地理》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西藏的黄金被铸成金锭，或者以金屑原状保存，被输送到了四面八方，特别是被运到了尼泊尔和印度，再从那里经过商业渠道，被一直运到最遥远的地区[14]。

自古以来，在西方人眼中，远在东方的南亚次大陆，尤其是尼泊尔就盛产黄金。布尔努瓦在这部书中澄清了这一错误认识，她以翔实的史料证明黄金的真正产地不是尼泊尔而是西藏。南亚次大陆仅仅是贸易的中介，西藏的沙金正是通过这一地区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世界。布尔努瓦还通过史料，广泛介绍了南亚诸国与西藏的商贸关系及商路分布，特别是通过一本商业日志，发现仅1830～1831年一个财政年度尼泊尔得自西藏的黄金就有132.5公斤之多。

2.麝香贸易

麝香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价格十分昂贵，是黄金的数倍。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麝资源最多的国家，麝分布区的70%～80%在我国。世界上现存的5种麝（林麝、马麝、原麝、黑麝和喜马拉雅麝）在中国均有分布，而西藏一地就有林麝、马麝和喜马拉雅麝3种。

关于西藏麝香贸易的历史记载同样古老。公元6世纪萨珊王朝记载《科斯洛埃斯二世及其侍从官》的文献就提到了吐蕃的麝香。雅库比《阿拔斯人史》（827年成书）说：“最好的麝香是吐蕃麝香，其次是粟特麝香，再次是中国（唐朝）麝香。”在公元943年麦斯欧德（又译马苏第）所著的阿拉伯史学名著《黄金草原》（《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中不仅再次赞美了西藏的麝香，而且推测了吐蕃麝香好的原因，即这里的麝吃的草是芳香的。斯特拉波的《地理志》明确说：“在古代，麝香是直接从西藏运往伊朗和伊拉克的。”[15]

《丝路文化·吐蕃卷》提出：罽宾道的重要输出物品，除丝绸之外，就是麝香，后者是该道上的特色物品，而且持续输往中亚、西亚乃至遥远的欧洲，故可称该段路为“麝香之路”[16]。当然，沿着麝香之路交换的商品并非只有麝香，吐蕃人还将大量货物包括金、银、药物、盐、马及土特产品等销往中亚；从中亚销售到吐蕃的商品则有兵器、衣料等[17]。

3.食盐贸易

西藏的盐可分为池盐、井盐和岩盐，蕴藏量十分丰富。池盐主要分布在藏北地区，据说这种盐很受不丹、锡金及印度北部地区人们的喜爱，由于它取自天然，不用加工，只要有人力畜力，就可前往挖掘装运、投入交换，自古以来就是藏北牧民的一种重要兼业形式。

早在隋代，阿里北部的池盐就开始向印度一带出口了。《隋书·西域传》女国条记载：“女国在葱岭之南……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清代以后的中外史料记载，尼泊尔北部、不丹及锡金均为藏盐输入地，藏盐主要由阿里地区的革吉、噶尔、日土、改则等地牧民供应，多用于交换粮食，因而被称为盐粮贸易。当然，盐粮贸易不限于境外，与南部农区的贸易也存在，而且数量更大[18]。

藏北食盐行销有传统路线和地域，基本沿着4条传统路线流入藏南地区和边境诸国，这4条路线的出发点分别是藏北地区的东端、偏东部、中部和西部。实际上，它们不仅是食盐贸易的路线，也是其他许多货物的贸易路线，如牲畜和羊毛。具体路线如下。

东端一线：从聂荣、比如、巴青，沿东南方向进入昌都市。

偏东一线：从安多、那曲、嘉黎、当雄出发，经羊八井、林周、堆龙德庆一线。此线沿东西两路进入南部农区，东路一线经墨竹工卡，销往工布地区，部分食盐经林芝、米林等地，远销珞瑜地区；西路一线进入拉萨、尼木、堆龙德庆、曲水，直抵山南广大农区，部分食盐经错那、洛扎等地，远销门隅和不丹东部的隆子宗和塔西岗宗。

中部一线：从申扎、班戈出发，向南经南木林、日喀则、江孜等地，部分食盐经帕里、春丕、绒辖、协噶尔、聂拉木、吉隆等地，销往尼泊尔、不丹和锡金，其中聂拉木、吉隆是通往尼泊尔的主要关口。

西部一线：从改则、革吉、噶尔出发，前往扎西岗、噶大克、托林、普兰、楚古、日土等地，部分食盐销往尼泊尔西部边境和克什米尔、拉达克等地[19]。

历史上西藏盐粮交换的规模相当可观。据估计，和平解放前西藏每年平均出口盐1000万斤（合5000吨），换进500万斤粮食。其中，对尼泊尔出口440万斤盐，换取200余万斤粮食；对克什米尔出口280万斤盐，换取150万斤粮食；对印度出口190万斤盐，换取60万斤粮食；对不丹出口70万斤盐，换取80万斤粮食；对锡金出口20万斤盐，换取10万斤粮食。盐粮比价主要取决于运输距离，平均1.4～1.5克[20]食盐（约40斤）换1克粮食（28斤）[21]。由于盐是生活必需品，可以推断西藏历史上盐粮交换的规模很大。

4.羊毛（绒）贸易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羊产地，所以人们合理地推测羊毛也是一项重要而且较为典型的边贸物资。但是，羊毛贸易似乎并不见于16世纪以前的古籍，有的只是关于活羊及牦牛和马的贸易记载。直到17世纪，随着中南亚地区一种叫作“波希米纳”的披肩在王公贵族之间流行，西藏的羊毛才真正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因为由其引发了3次战争，而在世界近代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22]。

“波希米纳”披肩产自克什米尔，但用来编制披肩的羊绒产自藏北地区。自17世纪初，它的贸易路线一直是藏北—拉达克—克什米尔，其中拉达克作为羊绒（及其他贸易）的物流中心占有重要地位[23]。

17世纪后期，为了争夺对羊绒贸易通道的控制，当时统治克什米尔的莫卧儿和拉达克联手与西藏地方政权发生了一场战争，其结果是于1684年签订条约，西藏羌塘的羊毛以易货的方式全部卖给拉达克商人，而拉达克则保证把这些羊毛全部售予克什米尔的毛纺厂商。

整个18世纪，无论克什米尔的统治者是莫卧儿人还是阿富汗人，都遵从了1684年条约对生产山羊绒披肩的规定，并继续通过拉达克得到这种商品。从那时起，克什米尔成为西藏西部羊绒的唯一输入地，是羊绒披肩独一无二的制造地。喜马拉雅地区西部这种约定俗成的贸易模式成为该地区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基础。这条运营良好的古老商道上的任何混乱都将对拉达克和克什米尔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但东印度公司的到来逐步打破了这一固有模式[24]。

英国人的插手使羊绒贸易从克什米尔转移到了英属印度领地的兰布尔，后来引发了锡克人对拉达克的入侵以及中锡（森巴）战争，最终以英国控制克什米尔与拉达克而告终。

上述一系列变化的直接后果，一是改变了羊绒的传统贸易路线，使噶大克同喜马拉雅南部国家的边境贸易大幅增长，这可能是后来促使普兰口岸地位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使印度第一次与中国西藏直接接壤，从而对整个19世纪西藏的地位与边境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

5.主要对外贸易市场

经过一千多年的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在上述传统的黄金之路、麝香之路、食盐之路及羊绒之路的基础上，到19世纪上半叶沿着目前西藏边境地区，形成了以下主要贸易市场。

樟木，吐蕃时期，这里就是通向尼泊尔的重要通道（古称固帝关口），五世达赖时与尼泊尔商贾的来往就已有相当规模。

普兰，早在1042年阿底峡[25]大师就由此地进入西藏，说明早在11世纪这里便成为印度与西藏的往来通道。由于“神山”冈仁波切和“圣湖”玛旁雍错的存在，这里被藏传佛教及印度教视为极其神圣的地方，每年都有大量印度香客到此地朝圣。普兰地区交通较为便利，且房屋与阿里其他地区相比较多，商人们可以把当季没卖完的货物存放在这里等到以后再卖，因此这里商业发达，自16世纪便有了国际市场。

吉隆，这里是经喜马拉雅山口通往尼泊尔的主要通道。公元7世纪尼泊尔赤尊公主由此入藏与松赞干布联姻。另有考古发现，唐初天竺大使王玄策就是从这里进入尼泊尔的，至今吉隆还留有记录其事的唐碑“大唐天竺使出铭”。

绒辖，设学巴，也设宗本。绒辖至拉萨1190里，是去印度的通道之一。

日土（县），拉萨至日土1400多里，人行约40天路程。日土西接克什米尔，输入西藏的商品多为药材，以藏红花最有名。甘丹颇章政权在这里设有日土宗，其西北方是长达150余公里的班公湖。这里人口稀少，主要是牧民，他们把湖盐和山羊毛带到日土，卖给来自列城的商人。湖盐驮运是当地的主要贸易活动之一。

噶尔宗（县），17世纪初曾被拉达克占领，五世达赖喇嘛末期（1681～1684年）时派扎什伦布寺堪布苏布呷登斡旋，才将其收回。为防止准噶尔入侵，设四品官主持防务，并设商务官吏。当地输出盐和羊毛，输入布和生活用品，是羊绒贸易的重要通道。

定结宗（县），其为三大则珠巴[26]之一。除盐粮贸易外，其还从尼泊尔进口檀香木、香料、各类皮张、辣椒、红糖、木耳等物。

措拉（现错那县所在地），也是则珠巴之一，是与不丹进行盐米交换的地方，每年的交换量为4千克上下。经达旺可去不丹和印度，经麦拉可去不丹。

亚东，1854年在亚东设谿卡[27]，负责管理商务往来，1905年时晋设为基巧[28]（卓木基巧），设总管1名，主要负责本地行政事务、亚东关卡及西藏与印度商务往来的管理，此外还设1名定本[29]及25名士兵负责安全事务。

亚东—下司马—噶伦堡一线人行需3天，运出商品多是牛尾、牛皮、熊皮及盐、羊毛，运回商品多是日用品和布匹。在噶伦堡进行的是货币交易，羊毛1个门朵（约20公斤）可卖100～200印度卢比。

帕里，其为三大则珠巴之一，是通往印度、锡金和不丹的主要通道。其中，经杂勒拉可到印度的噶伦堡，翻越乃堆拉山口可去锡金，经桑珠曲林—扎托根巴—谷区贡—觉木拉可至不丹。夏季由不丹的巴竹宗经则姆拉山口进入帕里，而冬季则从不丹经麦拉呷穷山口到邓后，此路与山南的洛扎县相连。帕里的输出品多为盐、羊肉、氆氇，输入品主要为大米。

白马岗（现墨脱），去印度的主要通道，一是由白马岗经任岗和顿勒，二是经米林—桑呷桑马—朗贡一线后，再翻越达巴新山。

珞巴、门巴边民均自由往来，这里盛产蜂蜜、辣椒、熊皮、鹿皮、野生羊皮等。

察隅，僜人和藏族杂居此地，察隅河从这里流向阿萨姆东北地区，是一条印度到西藏察隅、左贡、盐井，再通往四川去巴塘、理塘的捷径[30]。

上述均为靠近边境地区的边境贸易市场。此外，拉萨、日喀则、江孜3地也是重要的外贸市场，有大量来自波斯、克什米尔、尼泊尔、印度的商人。

上述市场分布情况说明，西藏的对外贸易自发地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贸易市场，一种是边境贸易，它们在数量上处于主要地位；另一种是入境贸易，允许外国商人直接到西藏腹地经商，但在数量上处于次要地位。

三 19世纪后期至和平解放前西藏的边境贸易

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以前，“印度”一词大量地用于指“地理单元”，即南亚次大陆，而不是一个国家。不论是被称为天竺还是印度，这一地区，包括最后一个地方政权——莫卧儿王朝在内，从未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如今中国西藏与印度交界的区域，存在着一系列小国，所以直到清代早期，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与中国之间一直没有直接接壤的边境，是英国对印度地区的入侵改变了这一局面[31]。英国此举的目的之一就是绕过中国沿海口岸，从西藏边境进入中国内地，推行其帝国主义政策，由此导致了中印边界的变化，改变了西藏对外贸易的格局，也使得我们把1850年代特别是19世纪末期亚东等地被迫开放之时，作为西藏对外贸易历史的一个分界点。19世纪末期中国西藏与印度的对外贸易情况见表2-1。

表2-1 19世纪末期中国西藏与印度的对外贸易情况

从1795年到1850年代，通过武装入侵和培植亲英政权，英国首先控制了尼泊尔；接着又用武力迫使锡金、不丹与之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形成了对西藏的包围，为武装侵略西藏做好了准备。1888年，英国终于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作为战败的结果，中方与英国签署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及其续约，根据条约的规定，我国开放了亚东关，至此英国用武力打开了西藏的大门[32]。亚东开关不仅改变了西藏边境贸易的性质，也改变了西藏边境贸易的格局，造成了印藏之间贸易的不平等，也使得亚东关在西藏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迅速提升。

（一）亚东关的进出口规模

亚东开关的首要后果是改变了西藏边境贸易的格局。在此之前，西藏的对外贸易基本被尼泊尔垄断，亚东的开放打开了英印（即英属印度）与西藏直接进行贸易的窗口，使英印迅速取代尼泊尔成为西藏的商品进口国和出口国。

从亚东开关后的第一年即1895年至西藏和平解放前的1951年，经过亚东关的货物进出口可以分为3个阶段[33]。

第一个阶段从1894年到1903年。按累计增长率计算，这一阶段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为4.4%。从贸易平衡情况看，这一时期为西藏的贸易顺差期，在此期间西藏有8年为贸易顺差（见表2-2）。

表2-2 1894～1910年亚东口岸货物进出口额

续表

第二阶段为从19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签订非法的《拉萨条约》至辛亥革命前的1910年。按累计增长率计算，这一阶段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为23.7%。从贸易平衡看，这一时期为西藏的贸易逆差期，7年中仅有1年为顺差，其余年份均为逆差（见表2-2），商品贸易差额由金银贸易补齐（见表2-3）。

表2-3 1894～1910年亚东口岸金银进出口额

续表

随着贸易额的扩大，亚东关在印藏贸易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据英国官方不完全统计，1887～1888贸易年度，经亚东商路的印藏贸易额约占印藏贸易总额的31%。到1899～1900贸易年度，经亚东商路的印藏贸易额已占到印藏贸易总额的76.2%[34]。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所述只是英印与西藏的直接贸易，而未包括英印通过尼泊尔的转口贸易，至少在某个时期其数量远远超过英印与西藏的直接贸易，但在已有的研究中似乎被忽略了。

阿拉斯太尔·兰姆在《印度与西藏的贸易》一文中提供了1880～1881年度到1900～1901年度每隔5年尼泊尔与孟加拉的进出口数据，其中1880～1881年度尼泊尔对孟加拉的出口为980万卢比，进口为616万卢比；到1900～1901年度二者则稳定地增长为1559.5万卢比和1208.7万卢比。按照作者的说法，“孟加拉与尼泊尔的贸易规模要比与西藏的贸易大20至25倍”[35]。由于无法掌握这一时期尼泊尔与西藏的进出口数据，我们无法判断其中有多少是尼泊尔从事的转口贸易，但根据当时英尼、尼藏之间的关系判断，其中相当一部分应该是通过尼泊尔的转口贸易。

第三阶段从1911年到1951年。1911年后，从多种文献显示的数据看，这一阶段的贸易不论是规模还是增长速度都基本保持了之前16年的态势。几个关键年份商品贸易总额的数据如下：1910～1911年度为178.1万卢比；1917～1918年度为329.2万卢比；1924～1925年度为532.2万卢比；1951年为2440万卢比[36]。

（二）亚东口岸进出口结构

1894～1910年亚东关进出口货物的结构特征可简单归纳为，出口以羊毛、牛尾、麝香等原材料为主，进口以棉布及其他制成品为主。羊毛是这一时期从亚东关出口的第一大宗货物，占全部货值的70%～80%；其次为牛尾和麝香，二者占比近10%，1897年后还增加了皮货的出口，最多时达到数十万张。各种棉布及其他制成品则是进口的第一大宗货物，以1896年为例，其进口占据全部进口货值的40%，其次是各种制成品，粮食仅占5.4%[37]。

上述贸易结构基本延续到西藏和平解放，只是在1930年后进口中增加了机电设备器材和武器军火两项，平均每年进口额达到30多万卢比。英印将亚东作为向中国倾销商品的门户，随着进口数额的增长，经亚东进口的商品一直销往云南、四川等地[38]。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亚东开关前，18世纪末第二次中尼战争后，清政府就把与巴勒布（现尼泊尔）之间的贸易分为入境贸易与边境贸易，规定巴勒布商人每年可入藏3次。而对于英印，即使在英印打开亚东关后，也明确规定，英印商人不得进入亚东关内。因此，在1904年之前，英印与西藏贸易的货物运输皆由亚东本地人将货物从噶伦堡运至帕里，所以在开关后的十几年中亚东并不是一个边贸市场。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打破这一限制，最终使亚东至帕里一带完全开放，由此亚东才成为后来所谓的“小香港”。同时，英印通过第二次侵藏战争还将江孜与噶大克开辟为商埠。如果通过亚东的印藏贸易还勉强可以称为边境贸易的话，那么江孜的贸易就显然不是边境贸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