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土地革命的欠账

——历史上印度共产党为何没能执政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文明古国，作为世界第一、第二人口大国和第三世界的两个最大的国家，在近代史上有着比较相似的历史命运。活跃在中印近代历史舞台上的政治力量，都有一定的可比性，比如印度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印度国大党和中国国民党、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和中国的清朝等，而且近代史上西方帝国主义在印度和中国都有庞大势力。然而在20世纪中叶，印度和中国却走上两条极不相同的道路。1947年，印度独立，印度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站立起来，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中印两国的共产党之所以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应该从两国共产党人的主观因素和所处的客观环境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 印度共产党未能形成成熟的土地革命战略

早在印度共产党成立初期（20世纪20年代），印度共产党重视苏联经验，将城市斗争作为重点，一方面积极向国大党渗透，另一方面利用印度工农党等外围组织积极壮大自身力量，曾取得很大成绩，比如印度共产党中的许多人曾经担任国大党领导，许多地方国大党组织一度被印度共产党控制。在拉贾斯坦邦，7名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成员中就有3名共产党员和2名共产党的同情者；在城市孟买，农工党有400多名党员，而在孟加拉邦则有近万名党员。[1]但是印度共产党同时也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1920～1929年，英国人就先后三次对共产党人进行大规模逮捕和审判。1929年3月，殖民政府逮捕了31位重要的劳工领袖（其中有8位是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并启动了“密鲁特阴谋审判”（Merrut Conspiracy Case），殖民当局对共产党领导人和工会领导人进行了第三次抓捕，使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受到严重摧残。[2]1929～1934年，印度人民独立运动掀起高潮，但是国大党采取向英帝国主义妥协退让的姿态，使不合作运动走向失败，印度共产党与国大党的关系也日趋恶化。[3]与印度共产党更为激进的主张相比，甘地及国大党的“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方式，却能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相对接纳和容忍。

印度1929年的“密鲁特阴谋审判”相当于中国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两个历史事件对两个国家的共产党的打击都是极其严重的。但是面对白色恐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将重心转入农村和土地革命，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通过土地革命来发动农民大众，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印度国情与中国相似，农民都占国民之绝大多数，并且也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但当中国共产党依靠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不断发展壮大并夺取政权时，印度共产党却一直未将土地革命作为工作的重心。基于各种原因，印度共产党在30年代初的几年中一蹶不振，没有充分发动同样深受压迫的印度农民。

印度国大党自称是代表所有阶级的政党，其内部虽然有倾向社会主义的以尼赫鲁和鲍思为代表的左派，但其主流力量的代表势力和精神领袖是圣雄甘地，他持阶级调和主义观点，并主张“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中国国民党类似，国大党在早期曾经一度左倾，但最终蜕变成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党。

1936年4月，尼赫鲁当选国大党主席，国大党左派暂时取得优势，甘地从形式上退出国大党，印度共产党和国大党的关系逐步缓和，印度共产党号召党员加入国大党，并呼吁工农组织集体加入国大党。[4]

从1933年开始，印度的农民运动走向高潮，1936年全印农民协会已经发展成全国性组织，并在4月举行了第一次会议，1938年全印农民协会已经被印度共产党所控制。然而，印度共产党及全印农民协会提出的激进的土地改革纲领（如废除柴明达尔占有权并不给予补偿、减少地租一半等）尽管仍然是非暴力的和平运动，但仍与以甘地为代表的国大党保守派产生激烈矛盾，最终到1939年5月甘地一派重新控制了国大党，从此印度共产党和全印农民协会逐渐同国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相分离。1942年印度共产党和全印农民协会因为与英国合作并主张印度参与二战而与国大党决裂，被国大党斥责为国外的工具。[5]

我们可以看到，从1933年到1939年，印度农民运动逐渐激进化，与国大党的矛盾最终爆发。印度共产党则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首先，它已经与国大党渐行渐远但是又不敢完全决裂；其次，它想推动农民运动却又迟迟不敢发动农民起义。所以，在30年代，无所适从的印度共产党虽然依靠非暴力的农民运动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它最终既没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通过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而获得真正的实力，也没有像20年代那样通过与国大党合作从而在主流政治层面发展壮大。直到1946年海德拉巴特伦甘纳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当后来新独立的印度国大党政府对农民起义进行残酷镇压时，印度共产党高层的多数站在印度政府和国大党一边。到1951年，在英国共产党的劝说下，印度共产党放弃了武装斗争计划，采用以和平方式进行斗争的战略。[6]

二 印度共产党未能在印度独立进程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印度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另外一个显著差异，就是在民族独立进程中的作用不同。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便是反对帝国主义、追求民族解放的先锋。在抗日战争中，正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拖住并消耗了大部分日伪军力。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共三十六个师团60万人的58%（约35万人），国民党仅仅抗击42%（约25万人）。共产党又抗击了全部伪军62万人的90%以上（约56万人），国民党牵制的伪军不足10%。[7]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据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歼灭日军52万多人，占40%；歼灭伪军118万，几乎100%。国民党军队歼灭日军80万，占60%，基本上没有抗击伪军。中国共产党军队数量少（抗战开始为5万～6万人，抗战胜利时为94万人），国民党军队数量多（抗战开始时陆军170多万人，抗战结束时为440万人），中国共产党军队歼灭日伪军人数则是国民党的两倍。[8]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解放进程中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甚至对整个二战战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印度共产党在印度民族独立进程中却扮演了国大党小跟班的角色。二战爆发后，国大党人始终高举民族主义旗帜，他们声称二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印度人民需要保持中立。他们要求英国人先使印度独立，再考虑在战争中支持英国。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日，印度总督径自宣布对德作战。1939年9月14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达开会，通过决议谴责英国政府越权为印度人民决定和战问题，对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在随后的两年里，国大党发动了规模更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为此国大党领袖多次入狱。1941年12月，英国迫于战局紧张释放所有被捕的国大党人，但国大党继续坚持原有政策。1942年8月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正式通过英国人“滚出印度”的决议，要求英国人交出政权。1942年9月，甘地及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全体成员被捕，引发全国骚动和抗议浪潮。1944年5月6日，英国殖民政府迫于印度全民的反抗浪潮，将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袖全部释放。[9]至此，印度独立走出坚实的一步，而甘地、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则成为民族英雄，至1947年印度独立，国大党牢牢地控制了政权。

与此相对的是，1942年7月，印度共产党宣布支持英国政府的反法西斯战争。1943年，印度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与英国人百分之百合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10]然而，印度共产党由于放弃同英国人的斗争，失去了群众基础。更为关键的是，因为与英国政府的合作，印度共产党与国大党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1945年12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正式决定将共产党人从国大党所有职位上赶走。[11]国大党与印度共产党的决裂使印度共产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不能否认，印度共产党从之前激烈反对英帝国主义转而完全支持英帝国主义，与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苏联不得不选择与英美结盟反对德日有关，印度共产党一定程度上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主张。

值得对比的是，相对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未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代表共产国际的王明提出“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反对公开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营垒中有左、中、右三派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主张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坚持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12]等。这些错误主张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抵制。否则，中国共产党也将面临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被边缘化的危险。

印度共产党甚至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在印度秘密组织训练了由印度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游击队，英国的策略是利用印度共产党的力量去对抗试图进攻印度的日本。[13]但是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日本的大部分兵力被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战争拖死在中国，1944年日本在印度英帕尔战役中由于后勤保障不足遭受惨败[14]，此后再也无力进攻印度。因此印度共产党与英国政府完全合作的主张很快陷入尴尬局面，其游击队也迅速被解散。

二战后，推动印度独立的重要事件是1946年的“孟买水兵起义”。2月18日，孟买训练营的印度水兵为反对英国军官的种族歧视举行起义，孟买港内20艘军舰和市内陆上部队20000名士兵参加了起义。起义士兵扯下英国国旗，走上街头，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革命万岁”的口号，同月21日，全部印度海军加入斗争。正是印度人民的激烈抗争，而不仅仅是国大党的非暴力运动，才使英国最终下决心放弃印度。1946年2月19日，即水兵起义的第二天，英国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匆忙宣布派遣内阁特使团赴印商讨赋予印度某种形式的自治权的问题。历史并非没有给印度共产党机会，起义开始后，水兵起义领导人曾与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导机构联系，但是掌握印度民族运动领导权的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不但不支持起义，反而指责起义。国大党主席阿萨德认为起义是“越轨的”行动；穆斯林联盟领袖真纳也要求士兵放下武器，采取“合法的、和平的方式”。而印度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热衷于议会选举，也没有给起义水兵以有力支持。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劝说下，缺乏坚强领导的起义水兵放下了武器。2月23日，水兵中央罢工委员会发表告民众书，决定停止斗争，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起义领袖。起义虽然失败了，英国政府却惊慌失措了，3月15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英国议院承认，印度的独立运动具有全民性，英国“不能采取旧的方式对待现代的局势，1946年的温度已经不是1920、1930年，甚至1942年的温度了”。[15]

从以上历史脉络可以看出，印度共产党未能找到合适的斗争策略来发展壮大自己，尤其是在民族独立的进程中未能把握主动权，而被国大党等资产阶级政党边缘化了。

三 印度共产党早期发展不顺利，主观方面的失误是主要原因

当然，与中国共产党相比，印度共产党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不同。比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军阀混战四分五裂，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的影响力更能发挥作用，这就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背景，中国共产党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成为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也跟军阀混战的大背景有一定关系。而印度是受英国完全控制的殖民地国家，20年代，苏联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能够被英国殖民政府屏蔽，印度共产党早期在城市开展的激进活动被英国殖民政府彻底镇压，印度共产党不但没有将力量重心转移到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反而在二战中采取了与英国完全合作的态度。在二战过程中，大英帝国元气大伤，而印度国大党领导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走向高潮，英国政府如果继续采取高压措施，用暴力阻止印度独立，它最终将失去在印度的全部利益。因此二战结束后，英国采取了积极态度允许印度独立，这使甘地及国大党的非暴力抵抗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国大党成为引领印度走向独立的英雄，而印度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只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尽管有种种不利的客观条件，主观层面的失误是印度共产党早期发展不顺利的主因。比如，从1946年“孟买水兵起义”事件及“特伦甘纳农民起义”事件等情况可以看出，印度社会矛盾中当时已经有了爆发民族民主革命的因子，印度的工农兵各阶级在缺乏政治领导的情况下在进行自发的大规模武装斗争，假如印度共产党采取比国大党更加激进的方式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反对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印度共产党仍然有机会夺取领导印度独立及走向民主自由道路的主导权。

马克思于1870年针对英国的情况指出：“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末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16]这段话对印度同样是适用的。应该说，历史上，印度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客观物质条件还是具备的，但是由于主观条件不成熟，印度共产党一直没有胜利。这也是高度重视主观因素的毛泽东思想为何能传播到印度并最终发展壮大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