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增长中不得不注意的贫富拉大问题
——兼评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
丁一凡[1]
摘要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触及了西方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源。他重新解释了经济学中的许多定理，认为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是为政治服务的冷战的产物，经不起推敲。他分析证明，如果政府不干预经济，贫富差距拉大是市场的自然表现。他认为金融自由化是进一步推动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而中国保持对资本实行管制是限制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保证。贫富差距拉大，资本收益递减，危机因而不可避免。皮凯蒂的分析给我们也敲响了警钟。在让市场的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应以税收政策适当地干预，防止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政府还要关注技术创新，弥补市场的不足。
关键词 资本市场 贫富差距 金融自由化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最近在西方世界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它引起的反响可说是冰火两重天。
支持皮凯蒂的一方认为，他的这本书揭示出最近一些年来最重要的经济问题，是该年度甚至最近10年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这一派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为代表，他在《纽约时报》上连续发表了三篇对此书的评论，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反对皮凯蒂的也大有人在，也是欧美经济学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包括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曼昆、美国企业研究所等机构的经济学家们，他们指责皮凯蒂是从意识形态出发去分析问题，而并非遵循经济学逻辑。英国的《金融时报》还专门对皮凯蒂引用的数据详细地进行了分析，企图指责他的数据不严谨。皮凯蒂反驳说，如果他的数据更完整些，只怕得出的结论会更加悲观一些。
皮凯蒂的新书引起的争论揭示出，他触及了西方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源。
一 揭露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伪论”
皮凯蒂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证明，过去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定理其实并不存在。比如，他认为，所谓的库茨涅茨曲线是个错觉，是库茨涅茨对一些数据的错误解释。
西蒙·库茨涅茨是个俄裔美国经济学家，1901年诞生于乌克兰一个犹太裔皮毛商家庭，后随父亲移居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库茨涅茨曾在国民经济研究局工作，同时在大学和政府部门任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曾任首都华盛顿地区战时生产部计划统计局副局长和计划委员会研究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于1955年提出了收入分配随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而变化，并把他的分析归纳为一条倒U形的曲线，被称为库茨涅茨曲线，成为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基石。库茨涅茨认为，在经济起飞阶段，社会财富分配的差距会自然拉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一种“涓滴效应”，财富会像水滴一样从高向低滴落，最后大家都受益。所以，等经济发展比较成熟以后，财富分配就开始向均衡方向发展，收入分配的差距会逐渐缩小。自从库茨涅茨理论诞生后，西方不再担心财富分配不均问题，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财富分配会自动回归均衡。
皮凯蒂通过研究证明，库茨涅茨曲线是曲解了一些数据。库茨涅茨引用的数据是1914～1945年的数据，而这一时期富国出现的收入差距缩小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冲击了欧美地区，而随后的经济政治动荡又使富人的金融资产财富缩水，这些事情与行业间的流动性没有任何关系，属于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皮凯蒂认为，库茨涅茨实际上很清楚他发明的倒U形曲线会在经济学界引起什么反响，但他坚持要这么做，因为他要给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一个惊喜，让它们增强信心，并让广大的亚非拉殖民地国家满足于在“自由世界”的统治下自由发展。总而言之，皮凯蒂认为，库茨涅茨曲线就是一个冷战的产物，是西方世界为了证明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有意推出的一个作品。[2]皮凯蒂还证明，全球经济失衡来源于美国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太大，而不是像美国某些舆论鼓吹的那样，是因为中国储蓄率太高、消费太低，只好向美国不断出口，挤占了美国的市场，造成了美国的贸易赤字。皮凯蒂说，1977～2007年，美国10%的富有阶层占有了美国财富增长的3/4；其中那最富的1%的群体占有了60%的财富增长。而美国90%的居民在这一时期每年的收入增长不超过0.5%。在这一时间段，美国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转移大概占美国收入的15%，大约是21世纪以来美国每年的贸易赤字（大概占国民收入的4%）的4倍。换句话说，美国内部失衡的严重程度是外部失衡（贸易赤字）的4倍。因此，要解决美国经济的失衡问题，更多地应该从美国内部寻找答案，而不是简单地把中国、日本、德国这些出口盈余国当作替罪羊。[3]
皮凯蒂还指出，这种分配收入的严重不平等导致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是因为，美国的底层民众、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没有明显增长，导致家庭的负债率大幅攀升，然而那些银行家和证券商还乘着金融管制自由化的东风不断向低收入家庭推销各种贷款。这些金融家总要想办法把那些极富裕阶层放在他们那儿的大笔储蓄找个地方放贷出去盈利。[4]换句话说，美国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导致富人们把大笔储蓄放进银行系统，而银行系统为了盈利，只好再把这些储蓄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兜销给底层低收入的人群。这就造成了畸形的贷款和畸形的金融体系，最终因为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太慢，他们无法按时还清债务，债务违约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危机。
二 皮凯蒂挑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
皮凯蒂的重大贡献是，他重新解释了世界经济发展史。
皮凯蒂观察到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一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化趋势有所收敛，但是不久即产生了一次大战。二是从一战结束到二战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收入分配有了很大的改善。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平等的程度再度恶化。总的历史趋势是资本收益率为经济增长率的几倍。
他进一步分析了收入分配改善的原因，认为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不是经济的内生机制，而是政治的外来干预，包括战争、革命和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运动。换句话说，市场本身是不会导致收入分配均衡化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国家的政府都信奉凯恩斯主义，不断使用政府干预去调节经济。政府对房租价格的管制，对企业的国有化措施，对证券交易和资本流动的限制及监管等，都对市场的资产价格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措施导致资产价格缩水，而劳动力的价格却在上涨，所以才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现象。
西方经济学一直以英美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为宗，而大部分英美经济学都推崇自由经济，鼓吹市场有效，因此他们对收入分配差距不太重视。他们都认为，长期看，市场一定会回归均衡。收入分配不均只是阶段性的发展问题，长期一定会回归正常，也就是会逐步缩小。
但皮凯蒂用大量的研究数据表明，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拉大是一种自然趋势。排除战争、政治动荡等因素外，大部分时间内富人占有的财富都在不断增长，而普通居民，所谓中产阶级的收入和福利都在下降。冷战结束后，这种趋势越发明显。皮凯蒂是法国经济学界少数受到英美经济学系统教育的人。他从巴黎高等师范毕业后，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和伦敦经济学院读博士，然后又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任教。但他对美国经济学的发展现状感到失望，便又回到法国创办了巴黎经济学院。他的研究可以说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而这一切又基于严谨的数据分析，是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方法。
20世纪90年代后，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西方精英陶醉于冷战胜利之中，不再关注民众的社会福利等问题，甚至把“改革社会福利”、减少政府开支当作目标。结果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隐患越来越大。
金融自由化使富人越来越富，但债务增长，没有了还债的基础，因为广大民众的收入没有增长。西方，特别是美国经济陷入了股市繁荣—泡沫破裂—股市繁荣—泡沫破裂的周期循环。
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政府及总部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经济学家们造出了一个“华盛顿共识”，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私有化与金融自由化。后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得到国际经济组织的资助与贷款，都不得不根据“华盛顿共识”建立的标准来搞金融自由化。然而，虽然金融自由化开始能带来泡沫般的繁荣，但很快许多国家先后坠入金融危机的陷阱。皮凯蒂认为金融自由化加重了收入差距拉大，富人是金融市场上的“赌博者”，某种程度上也是危机制造者。皮凯蒂盛赞中国的资本管制，认为它是防止社会分化不断扩大的有效工具。中国虽然收入差距也很大，但因为有资本管制，那些亿万富翁不能随意把资财转移到国外去，因此就不能完全支配这些财富。从这一角度看，皮凯蒂认为，在贫富差距问题上把美国与中国进行比较没有意义，因为美国的富人可以轻易把财富转移到任何地方，而中国的富人不可能随意转移资产。另外，皮凯蒂认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是递进制的，比俄罗斯的有效得多，所以中国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投资教育、公共卫生与基础设施，在这方面中国做得比印度等其他新兴经济体要好得多。皮凯蒂认为，与欧洲相比，中国更有能力靠所得税这个工具来缩小收入差距，而欧洲因为政治分裂，互相间有某种税收竞争，所以事情比中国难处理得多。[5]
三 皮凯蒂揭示的问题应该也为中国发展敲响了警钟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引进了西方经济学，当然主要是英美的新古典经济学，信奉其中的某些定理。但这些“定理”正在被揭穿，其实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些定理的局限性。
但是，这些“定理”在国内还有市场，还在经常被引为经典。我们如果不澄清这些定理中的谬误，就会误导舆论。如果按照这些逻辑去制定政策，就可能犯很大的政策错误。
比如说，中国正在进行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反腐和产权多样化是这一轮改革的特点。有一些声音就提出，要大规模地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因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打破垄断，才能提高企业的效率。但是，皮凯蒂的研究恰恰证明，私有制既解决不了分配不公问题，也解决不了投资不足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恰恰是困扰中国发展的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John Ross）是英国人，伦敦经济政策署前署长。他从中国发展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中国把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结合在一起，解决了从马克思到凯恩斯都发现了但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凯恩斯觉察到，单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足以维持投资水平，但由于西方社会里资本投资是“生产资料”，是由私人投资决定的，所以尽管凯恩斯意识到了问题，而且做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却无法解决这一难题。罗思义认为，中国的经济理念出自马克思，而马克思也做过跟凯恩斯类似的分析，“所以中国国家保持了大型经济部门的所有权，从而确保控制投资水平的能力，同时较小的经济部门也开放为私有或非国有制。换句话说，国家不需要拥有总体经济，只需要足够大到能设定总体投资水平”。他还引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大多数经济体可以用两种方法来促进经济增长：财政和货币。中国有第三种选择……加快投资项目的审批流程。”[6]罗思义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出发，解释了中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在“熨平经济周期”、保持投资水平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在国企改革时，似乎也要考虑这些因素。
波兰前副总理、有波兰改革总设计师之称的科勒德克也分析了那些新自由主义者想把中国的改革功绩“贪天功为己有”的丑恶行径。他说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开始发表一些晦涩复杂的言论，主要观点是将中国经济的转型解读为新自由主义的一种。这样一说，好像政府支持、引导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经政府调控的市场改革与新自由主义哲学思想有什么共同点。实际上，国家有意识、有节制地将市场作为社会经济改革手段，这种经济行为与不切实际的新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中国的经济政策中，国家发挥的积极作用与新自由主义理念完全相反，那些持相反观点的经济分析家不过是想抓根救命稻草罢了。”[7]他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诀窍在于，把制度改革（转型）与政策发展相结合，避免教条和僵化，取得了非常有效的成果。他认为，中国在市场改革上保持了循序渐进的办法，使改革过程没有出现不必要的令人震惊的事情；同时政府并不迷信自由市场的魔力，制定了长期发展战略，说明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撒手不管。
再比如说，中国近些年的发展也在走资本收益大大超过劳动收益的老路，因此才出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不意识到这种趋势未来的后果，不扭转这种趋势，未来发生巨大金融危机是大概率的事件。皮凯蒂虽然在分析西方世界的事，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不注意限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极少数的富裕阶层掌握了大量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他们只能把钱放在银行，或干脆转移到海外。虽然中国还有资本管制，但管制中的漏洞很多，实际资本外逃仍然很多。如果随着未来的金融市场开放，资本大量外逃，中国会出现外汇挤兑，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在增加。另外，富人的钱如果放在银行体系，银行必然要想办法把储蓄再放贷出去盈利。在中国的工业生产面临巨大的产能过剩的威胁下，银行投资的去向不明。这些年，房地产泡沫膨胀，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种困惑。
皮凯蒂对中国近些年在推广所得税方面取得的进步也给予了很大肯定。他比较了中印在所得税方面的不同进展，认为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是比较突出的。中国在1986年建立个人所得税时，所得税收入只占GDP的0.1%，到2005年已经占GDP的1.5%，到2008年更增长为2.5%。
印度的所得税制度历史要长得多，1922年就由英国人创建了。但因为印度有各种各样的免税机制，所得税占GDP的比例一直在0.5%的水平上徘徊。
皮凯蒂认为，中国的所得税从只占GDP的不到1%开始征，将来会达到GDP的4%～5%，这会是中国公共财政现代化的表现，如同西方国家在1914～1950年经历的过程一样。[8]根据皮凯蒂乐观的估计，中国政府将有足够的公共财政来支持经济的发展与控制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
皮凯蒂在书中引用了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马克思曾观察到，资本家在不断积累资本。但资本积累太多，会导致资本的收益率不断下降，最终会导致资本的损失。他认为，马克思的分析路径很深邃，但马克思没有为此建立一个模型，而且没有引用大量的历史数据。可能囿于当时的统计数据，也可能他忽视了一些人的研究，总之皮凯蒂认为马克思本来可以用数据更多地支持他的立论。
皮凯蒂引用的马克思分析的资本收益下降的规律也应该适用于中国。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长有关，这虽然无可非议，但从投资收益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来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投资的方向。重复投资、不断加大在传统领域投资虽然可以增加GDP的总量，但会造成过剩产能积压，会造成库存大幅增长，会造成三角债的积累，最终会导致危机。另一方面，作为后发展的国家，政府在支持经济发展，特别在引导技术创新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皮凯蒂的研究证明，单凭市场的力量无法解决技术创新的问题。因此，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公共直接投资来促进新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对于维持中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增长是非常必要的。
其实，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为何有技术创新出现。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就把技术创新当作一种余数，没有考虑进他的模型。其他的经济学家也对非市场引导的创新机制讳莫如深。当人们谈到美国政府主导的研发机制时，他们往往会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但我们知道，美国的航天工程、互联网、GPS卫星和导航系统、全球海军基地和信息监视网络都是政府主导、政府补贴的。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的随机创造根本不可能创造出这些技术。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从一开始就与政府的引导和投资分不开。从“两弹一星”开始，到民用核能、高速铁路，等等，无一不是政府引导的结果。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发展的势头，技术创新仍然是主要的基础。在这一问题上，市场是个可以依靠的机制，主要是讲可以依靠市场来鼓励竞争，但技术创新绝不可能交给市场，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依然责无旁贷。
[1]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2] Thomas Piketty，Le capital au 21e siècle，Editions du Seuil，2013，pp.34-37.
[3] Thomas Piketty，Le capital au 21e siècle，Editions du Seuil，2013，pp.470-471.
[4] Thomas Piketty，Le capital au 21e siècle，Editions du Seuil，2013，p.468.
[5] Thomas Piketty，Le capital au 21e siècle，Editions du Seuil，2013，pp.874-877.
[6] 罗思义：《邓小平是迄今为止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http：//rdcy-sf.ruc.edu.cn/displaynews.php？id=6776。
[7] 〔波〕格泽高滋·科勒德克：《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张淑芳译，外文出版社，2012，第216页。
[8] Thomas Piketty & Nancy Qian，“Income Inequality and Progressive Income Taxation in China and India，1986-2015”，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