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与自由

为了阐释东亚历史与欧洲历史、中国历史与日本历史之间的差异，曾有学者（美国的德裔汉学家——卡尔·魏特夫）提出了“治水理论”。

中国的农业依赖流域广阔的河川的治理与灌溉，以这样的农业为基础的国家，治水、灌溉是一项国家事业。管理此事的官僚（其顶级是皇帝）通过掌控治水和灌溉，达到统治农民的目的。而且，由于官僚权力是中国的唯一权力，该权力进而发展成专制权力。而日本虽然也是以依靠治水和灌溉的农业为基础，但由于河流小，所以治水和灌溉是地方性的，无法上升为国家事业，因而也就没有像中国一样形成统治全国的专制官僚权力。

另外欧洲历史与中国历史不同的是，欧洲农业不以治水和灌溉为基础，而且权力被划分给了国王、封建贵族和僧侣，官僚权力并不是唯一权力。单一的权力无法进行专制统治，在多个权力的相互抗衡中，自由得到扩大，自由城市得到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得以发生。

这个用来解释中欧、中日之间历史差异的“治水理论”，其妥当与否暂且不论，用权力是单一还是多元来解释中国和欧洲间自由发展差异的角度倒是很有意思。

从权力构造来看，王朝时代的日本同欧洲一样，是权力多元化。除了天皇和贵族藤原氏的权力并立外，佛教的教权也拥有足以与二者分庭抗礼的力量。在日本形成的佛教的这般强大教权，是中国所没有的。可以这么说，日本的这种权力形态促使支撑中央集权王朝体制（仿照中国制度建立的）的均田制瓦解，并发展为庄园制，进而又摆脱了庄园的王朝权力，带来了以之为基础的武家体制的发展。

从镰仓幕府成立的12世纪末到江户幕府成立的17世纪初，在这四百年间，幕府、王朝、封建贵族以及佛教的权力彼此对立，为自由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而在这些权力的对立抗争中，幕府、王朝和佛教逐渐失势，在由封建贵族的一支——德川氏重新组建的幕藩体制下，已经没有能与将军权力抗衡的力量了。也就是说，在幕藩体制下，曾经的多元化权力结构丧失，由单一权力进行专制统治。

虽然中国也有所谓的“贵族制”时代，但中国的“贵族制”指的是官僚位阶由贵族门第高低决定，并不是贵族权力与皇帝权力并立。因而，并不能说这一时代的权力是多元的。

中国的权力是仅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官僚权力。虽为专制统治，但并不意味着这唯一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限制该权力、防止该权力恶性滥用的是对“天”的畏惧。在认为帝位是由天命赋予的中国，失去天命就意味着失去皇帝地位。而且人们通常认为天命反映在民间舆论里，因此勤勉为政，不招致民间的谴责和反抗是皇帝的理想模式。由此，我们也可以找到限制皇帝权力的中国式民主政治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