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
人类是如何在苏联太空计划（现为“Roscosmos”，即为“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下文简称“美国宇航局”）的引领下开始在太空中的命运的，这段历史从两个阵营的竞争与敌对关系的角度被讲述了上百万次。但鲜为人知的是，人类最初在星空中刻下自己痕迹的过程，恰恰体现了双方的合作和对彼此的尊重。尽管某些情况下的政治敌对与封锁阻碍了两个传奇航天机构间的知识交换，但宇航员和他们所执行的航天任务值得享有永恒的荣耀。
早在1962年，在美苏太空竞赛的白热化时期，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还就气象卫星等简单的太空事务合作进行了通信讨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尼克松与基辛格联合创造了一段“脆弱的缓和”时期，美苏双方一起努力，试图找到能获取共同利益的合作方式。1975年，“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23]开始了。这个合作项目旨在将阿波罗飞船指挥/服务舱同苏联联盟19号太空舱对接，并进行联合科学实验。两年后，美苏关系再次恶化，随后苏联入侵阿富汗[24]，而美国则带头抵制了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由此开启了核武器威胁下的冷战时代。不过，这次罕见而脆弱的合作仍为两国未来的航天合作，如“太空梭-和平号”计划（或“航天飞机-和平号”计划）和国际空间站等项目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所谓的“太空竞赛”，就是抒情诗人与勇猛冒险家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美国宇航局的宇航员传回了一张从月球上拍摄的地球影像，并且创造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关于人类前进一大步的太空故事。这张照片让全世界倍受鼓舞，并且成为这段历史的标志性图片。而苏联宇航员则完成了超级英雄式的壮举：宇航员被小型飞船送往太空，在国际空间站存在之前建立了首个空间站，在残酷而艰苦的环境中生活。这至今仍让现代的宇航员自愧不如。在合作中，美苏宇航员取得的成就接近漫威[25]的脚本：两个文化与政治极端对立的大国将他们最聪慧坚韧的宇航员送入太空，在不同精神力量的驱动下达成目标—苏联人悠闲放松的心态与美国人极尽精细的认真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多年来，互联网上一直流传着美国宇航局重金研制太空笔和苏联宇航员使用石墨铅笔的故事[26]。虽然这并不完全真实，但也说明了两个机构早期乃至今天在解决太空问题时所采取的截然不同又有趣的办法[27]。事实是，尽管两个机构都携带铅笔进入了太空，但是美国宇航局对铅笔易燃性的担忧明显远超苏联人。因此在这些问题上，苏联人在宇航员群体中被称为“过于掉以轻心的硬汉”。
美苏间的早期合作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支持，他推动美国与苏联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认为太空挑战可以成为两国之间的一个重大合作目标。[28]1975年，苏联和美国的太空舱在宇宙中进行了对接测试，双方的宇航员打开舱门友好地握手。当时苏联已经拥有地球轨道上的“礼炮号”（或称“沙留特”）空间站，美国宇航局发射了一架航天飞机与其对接。由三个美国人和两个苏联人组成的联合机组在轨道上度过了两天，开展了实验并共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此次任务为20世纪90年代的“太空梭-和平号”计划[29]和2011年完成的国际空间站等项目奠定了基础。不幸的是，随后当选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反对两国间的科技交流。而且由于苏联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美国宣布拒绝参加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并呼吁其他北约盟国进行抵制，因此原先的合作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被搁置下来。为了报复，苏联领导的华约成员国也退出了1984年的洛杉矶夏季奥运会。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违背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及其众多分会的意愿，侵入体育界，给运动员造成了压力，并使各国的外交关系陷入了可怕的困境中。20世纪90年代苏联政权垮台时，美国宇航局邀请俄罗斯加入国际社会的合作，共同建设国际空间站。苏联太空计划非常先进，在执行地球轨道的太空任务方面经验丰富，可以帮助美国宇航局和其他国家降低支出，并允许他们雇用前苏联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美国宇航局取消航天飞机项目后，联盟号火箭成为往返国际空间站的唯一交通方式。美国宇航局为此调整了他们的宇航员计划，挑选身高中等的人以适应联盟号更小的太空舱；并且，美国宇航员都会在俄罗斯航空航天局进行为期数月的训练。2014年，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入侵克里米亚，华盛顿方试图取消双方的太空合作项目，但美国宇航局的官员顶着压力据理力争。最好的解释也许是时任俄罗斯航空航天局总干事的德米特里·罗戈津（Dmitry Rogozin）在新闻稿中所指出的：“在分析了美国对俄罗斯航天工业的制裁后，我建议美国用蹦床把宇航员送去国际空间站。”这个事件说明，各个太空计划间的联系越紧密，政府就越无法将之作为相互威胁的政治工具。最符合人类利益的做法是在各国间建立太空合作的基础。在过去的19年里，是国际空间站而不是纽约或日内瓦的各种地球上的理事会，真正证明了当人类为了未来的共同进步而进行国际合作时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
在2020年以后的社会中，最重要的是不要以20世纪的政治思维和态度去面对太空工业的未来。科学之路应该避免受到国家间经济制裁、政治封锁和军事冲突的影响。如果人类将拥有一个新的圣地，那就是太空。为全人类谋求福祉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因此，当今的太空计划承担着许多外交责任，也正因为如此，各国之间一直尽可能地保持着合作与政治上的友好关系。
欧洲空间局：人类之友
在欧洲各国太空计划的共同努力下，欧洲空间局（ESA，下文简称“欧空局”）于1975年正式成立，随后加拿大航天局（CSA）也加入其中。这展现出欧洲人的国际意识和远见，他们在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中执行任务，为所有成员国及全世界创造出切实的利益。最初，一些成员国对这种合作—众多国家为实现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而不受民族主义或其他冲突的干扰—的可能性也有一点怀疑。但事实与质疑者所想的正好相反，在全球太空探索这一重大目标面前，人类的努力从竞争变成了国际合作。
欧空局在太空工业中的影响深入到众多任务和活动中，其中一些是与其他国家的航天计划进行合作；另一些则由欧空局主动发起，并同商业公司合作完成。自创立之初，欧空局就一直致力于用太空构建欧洲未来的产业体系和发展方向。此外，欧空局还是唯一涉足各种类型航天任务、产业领域和计划的航天机构。对于欧空局而言，太空是远方的地平线而不是边界，是能够实现欧洲国家合作与创新的目的地。欧空局的太空计划深深植根于20世纪初欧洲火箭研究的技术遗产，而且与另一个优秀的欧洲科技中心—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有着同一个构想来源。因此，它不会受制于政治压力，不会像美国宇航局或苏联太空计划那样匆忙进行高风险任务，因计算失误、质量受限及在激烈的太空竞赛中超越对方的需要而走向失败。欧空局成立初期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发射装置的开发，以及各国在航天科学研究与实践应用上的团结协作。在此坚实的基础上，欧空局达成了稳定而默契的共识，推动了所有后续任务和太空事业的发展。凭借微薄的预算，欧空局以真正的欧洲风格，成功而专业地完成了任务，并以此成为众多太空计划（尤其是美国宇航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一同以合作精神作为维系彼此的纽带[30]。
欧空局向来积极参与各种太空业务，这些太空任务和活动极大地支持了随后的太空探索和地球科学项目。太空工业要求零误差地完成任务，为了确保这种精度和性能水平，欧洲制定了一系列流程与协议，提升了为欧空局提供服务的私营企业的质量管控力与技术竞争力。也就是说，欧空局一直是变革的推动者，为提高欧洲卓越的服务标准做出了贡献。
经济方面，欧空局的资金来自其所有成员国的财政资助。欧空局2019年的任务与活动预算为57.2亿欧元。一般预算和太空科学项目经费来自所有成员国缴纳的强制性资金。其他活动还包括未来研究项目的基本运作、技术开发、共享技术投资、信息系统开发和培训计划等，其中一些活动会从想要在某个计划或任务中担任领导地位的成员国处获得额外的资金。欧空局资金的最大贡献者是法国（28.1%）、德国（22.2%）、意大利（10.1%）和英国（8.8%），但其他成员国也承诺增加资金投入，因为其政府意识到太空工业在拉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方面的潜力，以及太空计划为青年的创新与就业提供的帮助。西班牙是每年为此做出重要贡献的成员国之一，在2019年投资了2.018亿欧元（4.8%），并于2019年4月宣布在2020年至2026年间将这个金额增加到7.017亿欧元。这些表态和资金承诺反映出各国各部门的支持，这正是欧空局所希望看到的。欧空局期望在此期间把年度预算增至150亿欧元，以便在2020年太空事业腾飞时，能达到相应的水平来完成正在筹备的任务与计划。
中国国家航天局：巨龙崛起
中国是太空探索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太空梦成形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世界正目睹美国与苏联的太空竞赛。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德国那样强大的科学家，能给对峙的双方提供知识和技术支持，但这场竞赛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播下了谋求航空航天军事优势和实现月球之梦的种子。20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载人航天的飞行任务测试。与此同时，两个针锋相对的超级大国也在向近地轨道发射载人航天飞机，但投入的资金和资源较少。中国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中国航空航天工业部成立于冷战末期、苏联改革重组初期的1988年，由此开始制订中国最初的载人航天计划，并在几年后分成了两个机构：政府机构中国国家航天局（CNSA，下文简称“中国航天局”）和私营实体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31]。2003年，首位进入太空的中国宇航员杨利伟让中国成为第三个完成太空行走任务的国家。但是，中国的太空计划也像欧空局和其他国家的航天局那样设立了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一味模仿美国宇航局的太空计划。中国的太空计划不是由“宇航”驱动的，而是高度专注于太空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的太空计划是科学的，但根本上是由工程驱动的。中国必须在短期内尽快赶上其他国家的空间发展水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建成两个空间站并投入轨道：“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天宫一号”作为原型，是2016年启动的“天宫二号”的关键技术试验台。
辽阔的地域让中国航天局得以在全国各地建立多个卫星发射场。第一个航天发射中心位于戈壁沙漠里的酒泉市。在那里，中国第一批宇航员于2003年进入了太空，许多来自中国的有效载荷被送入近地轨道。为了发射用于通信和气象观测的重型卫星，第二个发射场建在了四川省西昌市。但现在，许多活动已经转移到海南文昌中心。文昌纬度较低，新一代的长征火箭就是在这里发射到空间站的，未来的深空和行星任务也在这里规划。在太原的第四个发射中心负责气象卫星和地球科学任务。这些任务的控制中心则在北京和西安，由测量船队协助完成任务。测量船在世界各地航行，收集卫星数据并发送给每个任务控制中心。这是一个广阔的深空跟踪网络，北京、上海、昆明和其他地方使用天线接收数据。地面数据网络是任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它不但要远程操控太空舰队，还要接收从空间站、月球车及探索飞船各个可移动设备发送来的数据。令人钦佩的是，中国的太空计划迅速而专注地发展到了今天显而易见的出色水平，但它并非孤军奋战。中国是最先进的太空机构之一—欧洲空间局的长期合作伙伴，他们共同完成了许多太空任务，凭借经验和资金推动了技术的发展进步。人类未来的共同目标—在月球上建立人类第一个定居点的“月球村”计划—便有希望孕育其中。中国航天局与欧空局正在筹备前往火星、小行星和其他目的地的合作任务，尤其是那些能创造新能源—这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资源之一——的任务。
到2049年，中国有望成为创新、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数字化的领先强国。外层空间的领导权也是其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因为中国的太空计划一直希望通过太空经济为国家创造财富。但在此之前，中国在航天创新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航天局雄心勃勃的计划和在太空工业中位列第二的国家预算—每年80亿美元的财政承诺—让该领域的其他所有成员都大为震惊。
中国之所以能在太空工业中立足，是源自中国人“敢争第一”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在21世纪最初的10年里，中国成为一个以商业为动力、胸怀全球抱负的国家。2008年，中国对其主要城市的规划进行现代化的完善。当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倒计时临近时，许多人都在质疑：第一次承办这种重量级的国际赛事，中国能行吗？在目睹了开幕式上令人震撼的完美演出、舞者与杂技演员摆出的多彩图案、烟花、声响与盛大的排场后，全世界都震惊了。中国筹备的开幕式以其质量和壮观程度获得了国际赞誉。中国的太空计划将走上相同的道路：其目标不只是“不负众望”，而且要引领人类的太空创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曾在过去几百年间陷入停滞并偏离世界的轨道，但在21世纪迎来了风暴式的发展。他们将要夺回曾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辉煌地位。对此，政府公开表达了支持。
除了正在进行和计划中的登月任务，中国还设立了其他多项任务。每一项都自主发展，且越发敢想敢为。根据设想，2021年至2025年间，中国将完成平流层发电站的设计、建造和发射；到2030年，该电站将发展成1兆瓦的太空太阳能设施。2022年将建成三模块的天宫空间站，预计可容纳3人，并至少运行10年。此外，还要斥资90亿美元建设独立的导航卫星网络，确保所有移动数据都由本国设备和本土网络处理，并与中国自己的导航系统“北斗”相连。中国不仅希望能在太空工业中赢得一席之地，还努力加强科学与工程活动，以实现太空技术的转化，推动新兴的私营企业与公共行业的发展。这些大型项目值得关注，它们将在未来10年提升中国太空工业的竞争力。中国将不再追逐别的国家，而是会成为别国“赶超”的对象。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隼鸟精神
2003年，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下文简称“日本航天局”）发射了第一架旨在从小行星上收集样品的航天器，由此一举成名的是“隼鸟”项目的操作人员、工程师在重任下所表现出的那种顽强精神。这是一次困难重重的历险，也解释了为何这个国家在太空事业上艰难起步，如今却成为该领域最活跃的国家之一。虽然日本的太空活动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但日本政府从未给太空探索初期所需的火箭测试活动拨发足够的预算。即使到了2016年，日本太空计划在相关活动中的资金投入也仅为3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的投入分别达到了360亿美元和49亿美元。这充分表明了日本所面临的困境：既要寻找合适的目标，又要为全人类的太空事业做贡献。在20世纪50年代与70年代成立的两所航天机构合并成今天的日本航天局之前[32]，日本就开始为建设国际空间站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派遣宇航员和为小行星任务部署机器人等。日本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试图发展太空工业，但总是遭遇失败，而且面临资金匮乏的难题。这也让优化项目和获得公众支持变得更加困难，而只有获得公众的支持，这一领域才能吸引更多私营企业的关注。最早于1994年开发的H-II运载火箭以2亿美元向近地轨道运送了10吨有效载荷。经过数年的调整后，它换上了另一个版本的LE-7发动机，能以更低的成本负载更多的有效载荷。今天，日本在有“火箭城”之称的小笠原群岛制造了新型H-IIA和H-IIB火箭，用以向国际空间站运输物资；同时，新的H-III火箭也在研制当中。在政府严格的预算限制下，每次发射的目标成本约为5100万美元。但更为严峻的问题是，过去3年里，其他航天公司给市场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尤其是SpaceX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蓝色起源的新格伦火箭和欧洲的阿丽亚娜6号运载火箭，除此以外还有俄罗斯和中国的企业。由于很难在竞争中吸引国际客户，因此日本采取了保护主义的立场，只为本国市场提供发射服务。这虽然看起来像打了一场败仗，但实际上很符合日本的战略要求，即不仅要发展太空工业，还要考虑国防和国家安全系统的需求。1967年生效的《外层空间条约》允许各国发展自己的太空防御事业，但日本直到21世纪初才做出反应，当时朝鲜的新兴导弹计划开始引起许多亚洲国家的关注。对日本来说，投资研制可靠、现代化、低成本的火箭与确保国防和军事行动的安全一样重要。在更加关注国家安全的新太空政策的推动下，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承诺，到21世纪30年代初，日本的太空工业规模将翻一番，达到2.4万亿日元（约合210亿美元）。日本太空活动的创新和过人之处在于其机器人技术；与欧空局和美国宇航局在月球及火星任务上的合作也将确保日本航天局和航天公司能保持领先水平，并不断提升其自身完成太空任务的能力。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卧虎之地
1945年，印度从英国手中赢得了独立，同年开启了自己的太空计划。印度是唯一拥有先进太空计划的低收入国家，并在过去短短20年里成为全球太空工业第4名[33]的有力竞争者。它不仅能与中国和日本相抗衡，还有实力挑战美国和俄罗斯。2014年，印度成为第一个在首次尝试中就将卫星送入火星轨道的国家，而且这次发射仅花费了7.4万美元。考虑到美国宇航局完成火星任务的开销，以及印度希望发掘太空工业的商业可行性的想法，这实在是一项惊人的壮举。此外，印度还以其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而闻名。虽然这经常能帮助他们赢得成功—如印度曾以单枚火箭发射了104颗卫星，刷新了世界纪录—但有时也会给太空工业带来威胁。例如，2019年3月，印度进行了代号为“沙克提任务”的反卫星导弹试验，试图证明自己同样拥有这项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展示过的能力。在太空中击落卫星的问题在于，由此产生的废金属碎片会不受控制地向各个方向危险地飞行，可能会阻碍其他国家的卫星，甚至有可能损坏空间站或危及太空中的宇航员。评论家将反卫星导弹试验视为印度渴望太空军事化并为此发展自身的能力和武器系统的表现。2019年6月11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批准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国防航天研究机构（DSRO），负责在太空中部署国防技术设备。此举证实了专家对印度的怀疑。印度一直积极地为其他国家发射卫星，到目前为止已经为32个国家发射了269颗卫星。但太空之争非常复杂，这会加剧太空大国之间的敌对状态。毫无疑问，印度有能力取得许多伟大成就，但政治方面的压力正促使其走向其他机构的对立面，因此这可能会适得其反。
非洲：太空新潮
2019年，非洲的太空经济价值70亿美元，且预计未来5年的增长率会达到40%以上，到2024年将超过100亿美元。非洲在其中几个国家的引领下广泛地参与太空工业，花费数十年时间实现了小规模的、相对平缓的发展。不过，多亏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1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2.2万亿美元—非洲首次达到了足以掌握自己太空命运的领先水平。太空工业被认为是支持非洲实现智能化、可持续与包容性增长的显著要素。事实已经证明，太空经济能推动科技进步，并在电信、导航和对地观测等重要基础设施领域促进经济增长，拉动就业。而这些领域可以保障非洲的独立与安全，帮助非洲应对气候变化、资源稀缺、医疗保障与人口老龄化等重大自然与社会问题。
从1998年到2019年4月，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埃及、加纳、肯尼亚、摩洛哥、南非和尼日利亚这8个非洲国家将32颗卫星送入了轨道。除了这32颗国家级卫星，非洲机构还联合资助了三个卫星项目[34]用于区域业务。如此一来，非洲地区拥有的卫星总数达到35颗，其中有15颗是在过去4年间发射的。这也说明了非洲正在该领域迅速发展，并借助太空技术推动国家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这些卫星项目包括14颗对地观测卫星、10颗通信卫星和8颗技术示范卫星，此外还有3颗分别用于科学实验、教育项目和军用雷达。
太空行业的发展受到不断增长的私营经济的推动，并且辅以国家和区域战略重点的支持。自1998年埃及发射了尼罗河101卫星以来，非洲在太空项目中的投入已经超过了30亿美元。但是要想掌握自己的太空命运，这个广阔的大陆仍需要更多的预算。目前，非洲太空工业正鼓励本土企业进行卫星的设计与制造。在前面提到的35颗卫星中，有14颗是由非洲工程师制造的。这为非洲太空经济子行业[35]—如卫星系统工程（包括制造商）、卫星通信运营、推进系统工程（包括火箭发动机制造商）、地面站软件支持等方面—的国内外公司创造了8500多个工作岗位[36]。作为世界第二大洲，非洲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一潜力对所有商业公司开放，并有望通过投资和越来越多的航天创业公司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后者近来已经吸引了超过2亿美元的投资。
虽然可以成立一个非洲航天局来促进并资助非洲国家间的太空合作活动，推动太空工业的发展，但每个非洲国家都根据自身情况，将精力集中在了本国的议程上。也许2019年最具挑战性的项目是南非卡鲁沙漠里的3000架卫星天线群，即“平方千米阵”计划。该计划旨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为正在进行太空探索的国家提供帮助。[37]
拉丁美洲：巨大潜能的一小步
继美国和苏联的影响之后，欧洲的太空成就促使南美洲国家制订了长期的太空计划，以此进入太空并更好地利用太空。南美洲国家都在试图缩小该地区与其他国家在太空工业方面的技术差距，因此虽然没有足够的预算，但其仍然设法在拉丁美洲，太空活动曾经是由各国空军负责的。但高级军官们意识到，太空机构与潜在投资者都倾向于和非军事组织打交道。因此军方主动让步，开启了由科学家和私营企业领导的国家太空计划。
南美的太空之旅始于1961年，阿根廷发射了阿尔法-半人马座火箭。阿根廷的太空事业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并于1949年成立了阿根廷星际协会。截至2018年11月，阿根廷是全球卫星总数前12位的国家中唯一的南美洲国家，拥有14颗卫星，仅次于有19颗的西班牙和有29颗的德国。1967年，巴西紧随其后发射了探测火箭。从那时开始，拉丁美洲地区的国家一直都在努力发展自己的航天事业，以提供天基服务[39]并在该领域争取些许自主权。尽管也曾遭受挫折—如2015年墨西哥的一颗卫星就因为俄罗斯火箭发射失败而坠毁—但玻利维亚和秘鲁等国的太空项目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与其他伙伴合作发射了自己的卫星。以玻利维亚为例，中国向其提供了2.95亿美元的信贷，由中国航天局帮助制造和发射图帕克·卡塔里卫星。进入轨道后，卫星的控制和管理权就移交给玻利维亚航天局（ABE）。这颗卫星让玻利维亚电信公司不必再使用价格高昂的卫星宽带服务，而且其里程碑意义在于：该卫星能向海关、负责边境管控的政府机构以及国有石油企业提供数据。随着价格不断降低，该卫星证明了为农村和偏远地区提供宽带服务的可能性，这无疑是经济增长和改善公共服务的重要基石。
南美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发射场的开发。发射场的供应商有世界七大洲中的三个大洲（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政府机构和企业，而且他们所掌握的技术正是这些国家的航天局积极研发的成果。发射装置的模型和衍生模型都是根据每个国家的太空政策和战略开发的。这些国家的发射场位于靠近赤道地区的陆地、海岸甚至海洋里。南美洲国家需要研究各国的案例，以明确自身的发展道路和靠自身竞争力开展太空活动的可能性。
2010年，第六届美洲空间大会批准成立了一个空间技术咨询小组；2011年，在南美洲国家联盟首脑峰会上，与会的国防部长提议考虑效仿欧洲建立南美洲空间局，以便集中区域力量研发运载火箭将卫星送入轨道，降低发射成本并提升南美洲的技术实力。遗憾的是，阿根廷所提出的以区域发展带动国家发射项目的提议并没有获得其他成员国的赞同。此外，让合作的希望更加渺茫的是，巴西认为南美洲各国太空实力的差距会削弱巴西的优势。巴西与其他国家巨大的经济实力差异确实是经济合作的最大阻力。前者的经济总值占南美洲联盟经济总值的60%。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巴西拥有南美洲最大的国内市场，也是该地区对贸易依存度最低的经济体。尽管南美洲空间局一直是一个努力的目标，但它尚未成为现实。希望随着未来的发展，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积极参与下，南美洲的太空事业能继续以良好的节奏和国际化的方式前进，并且能在区域内外结交合作伙伴或结成联盟，让太空经济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
目前，每个国家都在继续推进基本的太空服务，不同国家的活动也显示出了各自的特色。巴西已经向国际空间站派出了一名宇航员，并且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太空研究所。邻近赤道的地理位置是巴西和南美洲第二人口大国哥伦比亚共同享有的竞争优势，值得更加积极地利用。与此同时，阿根廷则继续发展其发射能力，正尝试从南极洲的气象站进行发射，完成对亚轨道气球望远镜和气象气球的测试。秘鲁在2006年发射了保莱特1号探测火箭，还开启了秘鲁的“火星沙漠研究站”项目。这个研究站由分布在全球多个地区的火星协会中心领导，每次的任务由6至7人组成一个团队，在两到三周的时间里全面模拟火星生活及火星科学任务。秘鲁政府对太空活动的推动间接提升了专业人员的太空技术竞争力。秘鲁国家航空航天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的空间研究中心正在为公共与私营部门的专业人员提供关于遥感技术、卫星图像数字处理、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等方向的高级培训。智利拥有一个世界级的太空观测中心，它与其他观测站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阿塔卡马沙漠[40]。那里干燥的大气环境使之成为全球最佳天文观测地之一。2011年，智利发射了对地观测卫星系统，为南美洲提供了分辨率最佳的图像。智利航天局负责协调科学研究，并为那些对太空技术商业化感兴趣的企业提供信息。换言之，智利政府希望智利航天局能推动目前智利卫星制造计划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