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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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抗日烽火中的诗人与诗作

抗日战争时期,有这样一群诗人,他们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用自己的“手中枪”投入战斗的洪流中去,为抗日摇旗呐喊,把抗日救亡的爱国激情传播到祖国大地的每个角落。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中华民族每当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生死存亡的考验时,都能保持着坚强的团结和旺盛的生命力,最终走向胜利。

诗人们创作的诗篇是抗战中有力的“号角”,这些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激发了全民族抗战热情和爱国情绪的诗篇,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这些诗歌被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是特殊时空下的一种具有特色的文学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观,在世界反法西斯诗歌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重读这些爱国诗篇,更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精神。

抗战诗歌的变革

战争造成了中国作家和新文学的苦难,但也考验了中国作家和新文学。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呼声下,蒋介石政府对日宣战,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中国文学界也义无反顾地与全国军民一起投入抗日的斗争中去。战争粗暴地打破了作家们相对平静的生活,造成了中国作家大流亡。面对大片的国土沦丧,面对着动荡纷乱的时局,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作家们也感到了身上的责任,纷纷走出了自己的“亭子间”,有的投笔从戎来到抗日的前线;有的在敌占区奋笔疾书,进行抗日的宣传工作。他们摆脱了原来比较狭隘的生活圈子,投入爱国主义洪流。茅盾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所作的报告中说:“当抗日战争初起,全国文艺工作者都非常兴奋,立即组织了许多演剧队、抗宣队,到农村和部队中去,写出了许多短篇和小型作品……没有人能抹杀它们在抗战初期所起的宣传作用。”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文学蓬勃发展起来,各种文学思潮、流派都在这个时候产生并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新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开放、活跃的局面。但战争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文学。诗歌的审美价值取向有了明显的变化,转向了对文学现实意义的追求,诗歌的形式也有了新的变化,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形态。

为了适合诗歌宣传抗日的需要,抗战时期的诗歌在形式和语言上都作了新尝试。这些诗歌都采用自由体形式,语言铿锵、昂扬,具有强烈的号召力,显示了诗歌的战斗性。这时各种报刊上发表的多是短小精悍的诗篇,如武汉创办的《时调》《诗时代》《五月》等诗刊,登载的大多是青年作者的短诗,其中尤以朗诵诗和街头诗最为风行。这些诗歌读起来慷慨激昂,琅琅上口,利于把爱国激情更快捷地传递给读者,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接受并更快地传播出去,反映了抗战诗歌运动的特色。由于朗诵诗和街头诗的空前繁荣,因此在这个时期没有产生大型的“史诗”性的作品,但这些具有震撼力量的短诗,却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诗歌语言的通俗化是这一时期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抗战时期的诗歌,主要的作用是为抗战摇旗呐喊,鼓舞人们抗战的同时,调动全民族人民抗敌的斗志。诗歌面向的读者是广大的人民,诗人们开始尽可能多地开掘大众口语的平易、朴实、富于自然节奏等语言魅力,用更直白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和爱国情绪。虽然这些诗歌通俗化了,但并不粗糙、散漫,如诗人何其芳的创作就具有这样的共性。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何其芳的诗歌还追求意境的完美,徘徊在缠绵梦幻的艺术境界当中。但抗战爆发后,他的诗歌意境就失去了幻美的梦,开始感染时代的气氛,领略到人间的辛苦,诅咒战争,诅咒侵略者。他写到了农村和城市的不平和痛苦,同时也开始改变自己诗歌的美学要求,如《夜歌》明显体现了这种改变,诗歌形式和语言更加通俗而朴实。他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用炽热的感情歌颂了为民族牺牲的英雄,这也是他诗歌作品中前所未有的。

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异常活跃,抒情性和简洁性使诗歌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人们纷纷以写诗来表达自己的抗日激情,从而服务于抗日战斗,其中有些是从未写过诗的作家,甚至有的是从未进行过创作的青年作者。时代催生出了大批诗人。

为了发动广大人民参与到诗歌创作当中去,中国诗歌会首先提出了诗歌朗诵运动。抗战爆发后,在作家深入生活、诗歌面向大众的潮流的影响下,诗歌朗诵运动受到了重视。诗歌朗诵运动从武汉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在武汉的街头、集会上和电台,出现了诗朗诵节目,冯乃超、锡金、高兰等人,他们是运动的倡导者,也是诗歌的创作者。这一运动一开始就影响到了延安、昆明等地,从延安出发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组织了诗歌朗诵队在前线表演。延安的新诗会也曾致力于诗歌朗诵运动。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歌词,曾经就是以朗诵诗的形式,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广为流传的。抗战后期,在昆明等地,也有热情的诗歌朗诵活动,闻一多和朱自清都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抗战时期的诗歌朗诵运动,对于扩大诗的影响,推动诗歌大众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时期动荡不安的创作环境和出版印刷的困难,以及动员群众的需要,促使诗人们选择能够敏捷地反映现实斗争、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街头诗、朗诵诗兴盛起来,几乎占据了抗战初期的诗坛。诗人们怀着高昂的爱国热情、同仇敌忾的民族义愤,投身于抗战的伟大斗争,在参加其他活动的同时,拿起纸笔,作为武器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呼唤、呐喊。他们走出战前狭小的生活天地,到人民群众中去争取生存的广阔空间。有的作者走遍了半个中国,目睹了祖国的穷迫和危殆;有的作者亲历了多年的前线生活,体验到战争的艰苦和光荣;很多作者都经历了从前方战区辗转到大后方的过程,经受了战争各个阶段的考验,深切地理解整个民族的灾难和希望。很多诗人为了寻求光明,冲破重重困难险阻,从国统区奔赴抗日民主根据地,像柯仲平、田间、何其芳、艾青等都先后到了延安。战争不仅振奋、鼓舞了诗人,也在进行的过程中锻炼和造就了他们。诗人的思想提高了,视野开阔了。不少诗人这个时期的创作取得了新的进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中还出现了一些创作水平较高,具有代表性的诗人。

新诗在为民族革命战争服务的过程中发展到新的阶段。诗歌与现实斗争的关系更为密切了。工农兵群众开始成为民主根据地中许多诗人歌唱的对象。街头诗、朗诵诗等富有鼓动性和群众性的形式,在抗战初期受到了许多作者的重视。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从短诗到长诗,从抒情诗到叙事诗,抗战诗歌的发展趋势开始发生改变,那些脱离现实斗争或者具有形式主义倾向的诗风,如新月派、现代派,开始遭到更多诗人的厌弃。新诗较战前大众化了,然而也更散文化了。

艾青:《我爱这土地》

在抗战期间,人们纷纷以写诗来表达抗日激情。在这种背景下,涌现出大批爱国诗人,他们创作了大量的爱国诗篇。这些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作家们亲历了战火的洗礼,经受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目睹了抗战的现实。他们在与生活广泛地接触后,扩大了生活的视野,丰富了写作的素材,触动了创作的思想。他们内心对祖国、人民充满着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情感体现在作品中,便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抗战时期,文学上的诗歌创作最为活跃,而且具有特别强烈的战时文化色彩。诗人通过不同的角度,从各个层面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和平的憧憬。

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任何一个有爱国心、民族感的诗人,都不会置身于时代的大潮之外,而流连于纯艺术的世界,正像艾青在《诗与时代》中所说:“这伟大而独特的时代正期待着、剔选着它自己的伟大而独特的诗人。”诗人们此时把自己的爱国行动具体转化为书写表现爱国主义的诗歌。

抗日战争时期,很多诗人都进入了重要的创作阶段。抗战爆发后,很多诗人流亡迁徙,接触到了满目疮痍的国土,灾难中挣扎的人民以及他们为履行复兴民族的天职而付出的牺牲,这些都深深感染了诗人们。此时的艾青满怀热情创作了一组以北方生活为题材的优秀篇章,如《雪落在中国土地上》《北方》《乞丐》《补衣妇》《我爱这土地》等,其中,《我爱这土地》是一首在现代诗歌史上广泛传诵的抒情名篇。这首诗写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当时日本侵略军连续攻占了华北、华东、华南的广大地区,所到之处疯狂肆虐,妄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中国人民奋起抵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诗人艾青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关头,满怀对祖国的挚爱和对侵略者的仇恨,写下了这首慷慨激昂的诗: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土地是农业民族的衣食之源,聚族而居,守住一方水土,这是普遍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土地,也就是失去了生存之依凭。因此,土地就和国家、民族、历史这些永恒的载体联结在一起,并给人以“归宿”感。然而,战争的烽火烧焦了土地,无情地摧毁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的国土由南到北不断沦陷,人们在逃亡过程中,更强烈地意识到:土地不仅仅是“现实”的,是他们生活于此的真实依凭;更是“象征”的,是被欺凌的群体赖以支撑的“归宿”之地。这首诗是那个苦难的年代一切爱国知识分子对祖国的最真挚的爱的表白。这种爱刻骨铭心,至死不渝,不仅来自诗人内心深处,更是全民族普遍的爱国情绪的浓缩,抒发了那个时代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除此之外,艾青的《吹号者》《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火把》等诗篇奠定了艾青在新诗发展中的崇高地位。他把感情蕴含在对生活的描绘之中,为我们苦难的民族画了像。他描绘寒冷的雪夜,因为“中国的苦难与灾难/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他描写旷野,这“悲哀而旷达”“辛苦而贫困的旷野”,不正是中国大地的写照吗?他的脍炙人口的《乞丐》不是很真实地描写了凄风苦雨下到处流亡的中国难民吗?诗人对这灾难深重的祖国充满了无限的依恋和钟情,他在《北方》一诗中说:“我爱这悲哀的国土,古老的国土——这国土养育了为我所爱的/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而在《我爱这土地》中那“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的诗句,不知打动过多少人的心。艾青在描写困难的同时,也表现了在困难中顽强挣扎、坚韧奋斗的民族精神。

田间:《给战斗者》

田间,在抗战初期即与艾青齐名。抗战时期,他用诗歌作为武器唤醒民众,召唤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战争,从诗歌的内容到艺术形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了,田间毅然投入抗战的洪流中。他回家向父母告别之际,接到了茅盾的来信,建议他“先来武汉,大批文化志士已聚此……”茅盾的信,促使田间下定决心到武汉去。田间告别了父母,乘长江轮船前往武昌靠岸时已近黄昏,空袭警报正在长鸣,大街上青年学生、学者、工人、农民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高举着大旗纷纷奔赴前线。

在热血和寒风交织的冬夜,田间的心在燃烧,血在沸腾。于是,他奋笔写下了“给战斗者”四个大字。诗的一开始便给人们展示了一幅东北沦陷的悲惨图景,接着诗人又以亢奋的激情歌唱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字里行间充满了火光、鼓声、怒吼声:

在没有灯光

没有热气的晚上,

日本强盗

来了,

从我们底

手里,

从我们底

怀抱里,

把无罪的伙伴,

关进强暴的栅栏……

光荣的名字

——人民!

人民呵,

站在卢沟桥

迎着狂风,

吹起冲锋号;

人民呵,

在辽阔的大地之上

巨人似的,

雄伟地站起!……

今天呀,

让我们

死吧,

我们会死吗?

——不,决不会!

我们是一个巨人

生活就要战斗,

高贵的灵魂,

宁死也不屈服,

伸出双手来,

迎接——自由!

光荣的名字,

——人民!

人民呵!

前面就是胜利。

……

第二天,田间怀揣着《给战斗者》的诗稿送给在武昌艺专的艾青看,艾青接过田间的诗稿,欣喜地读着,连连点头称赞。他重重读着诗的结尾:“在诗篇上/战士的坟场/会比奴隶的国家/要温暖/要明亮……”那诗句,深深打动着艾青的心。他叮嘱田间,马上把这首诗送到当时胡风在武汉主编的《七月》。胡风听说田间有新的诗作,立即就读。《给战斗者》长诗很快在《七月》以头篇问世了,21岁的诗人田间声名鹊起,这首诗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艺理论家胡风发表了《关于诗和田间的诗》的文章,称田间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灵魂的战争诗人和民众诗人”。1943年,闻一多经朱自清介绍读到田间的诗集《给战斗者》,一时惊喜莫名,他在昆明联大唐诗班点评田间的诗,赞扬田间为“擂鼓的诗人”。香港诗人何达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学生,他在《闻一多新诗和西南联大》一篇回忆文章中畅叙了闻一多在联大讲演时对田间诗歌的赞扬:“田间,这是一位诗人的名字,他的诗我一看这是诗吗?再看,咦,这不是鼓的声音吗?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韵味,只是一句句质朴干脆、真诚的话,简短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响亮而沉重,打入你的耳中,打在你的心上,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

《给战斗者》这首抒情长诗是代表田间创作风格的优秀诗篇。精短的诗行,急促的节奏,跳跃的旋律,表现出诗人对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具有饱满的战斗激情和高昂的时代精神的诗歌,在当时发挥了强有力的鼓动和号召的作用。诗人以深厚的感情描述了中国人民曾经有过的朴实而安宁的和平生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祖国同胞惨无人道的蹂躏,并发出必须为祖国而战的强烈呼喊。

继《给战斗者》之后,田间又创作了《论我们时代的歌颂》《伟大的交响》《血的春天》《换上了戎装》《为战斗我们分手》《祖国叫我们这样》等诗篇,真切地表露对于祖国命运的责任感和战斗的使命感。

抗战时期的诗歌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战斗激情,给读者以震撼的强烈效果。在延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诗人田间怀着炽热的感情,写下了许多呼唤中国人民英勇抗敌的诗,曾传诵一时的有《义勇军》,它形象地启示人们:“正在血里生长”的,不仅是长白山下的高粱,而且有全中国人们心底的仇恨。臧克家在抗战开始后带着充沛的热情写下了大量的诗歌。他说:“抗战的号角一响,我疯狂了,一肚子淤积得到了倾倒,一腔子热情,无遮拦地流泻,看到什么写什么,听到什么写什么。”作者当时正以文化工作者的身份,亲历了前方的战斗生活,他感受了时代的精神,渴望自己的诗歌能随着战斗生活的深入,更好地表达出时代的最强音。他在战时的第一首诗《我们要抗战》中曾写道:“诗人啊,请放开你们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他这时的诗歌充满着强烈兴奋的情绪和战斗的精神。同时又由于他在前方目睹了战士的牺牲、人民的痛苦,以及汉奸的无耻,所以诗歌中又时而流露出悲痛和愤慨之情。

抗战时期的诗歌融入了战斗的品格,正如老舍先生所说:“今日的战争是全面的,无分前方和后方,无分老少男女,处处人人都受到战争的影响。历史,在这阶段,便以战争为主旨。”诗歌也不例外。在一切为了战争的原则下,诗人们也投入了“战斗”,把战斗的激情浸润到诗篇当中。这些诗篇都是在作家情不可抑的情况下挥洒而成的。诗篇中的激情都来源于抗战时期诗人们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憎恨,来源于诗人们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切的爱,这种崇高的思想使他们的诗歌在审美层次上得以净化和升华。

诗歌所发挥出来的鼓舞气势、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光未然的朗诵诗当时曾被人广为传诵,特别是他那些配曲的歌词如《五月的鲜花》,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去。抗战爆发后,他在延安创作了堪称民族史诗的《黄河大合唱》组诗,作品强烈的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不知鼓舞了多少抗战的勇士,抛头颅、洒热血,手拿大刀长矛与拥有洋枪洋炮的敌人顽强地奋战。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我们可敬的诗人勇敢地吹响了抗日战争的嘹亮号角。今天,在我们迎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刻,重读这些充满忧患、充满激情的诗篇,会更加激起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万众一心,把振兴中华的号角吹得更加嘹亮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