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不可而为之

我们说孔子在那个时代的种种主张无异于“痴人说梦”，他确实是一位“痴人”。痴人往往因情深而痴，孔子就是这样。

因情深而痴的孔子常常沉湎于对过往的怀想之中，他向往那伟大的时代；敬仰那些伟大的人物，如文王、武王、周公；倾慕那伟大的礼乐文化及其伟大的世俗成就。他追随着，却发现它们渐渐远去，成为缥缈的梦或沉重的废墟。“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是周朝已无可奈何花落去。“逝者如斯夫！”他只能报以一声叹息。是的，任你落花有意，怎奈流水无情！而一往情深正是孔子的性情特征。

我们说他是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但我还要说，他是一位时代抒情者，抒得动情、感人。在一个抽象的、冷酷的、沉闷的老子之后，出现一个一往情深、感怀万端的孔子，确实也是很合乎历史逻辑的。

孔子对世事，比老子认真，有理想且执着，不同于老子的世故。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比老子宽厚，内心比老子阳光，易于被感动，并能在人间自得其乐。如果今天邻居没死人，自己又没有特别的烦心事，他便会快快活活地过一天。他热爱艺术，尤其沉湎于音乐与诗歌，他更有诗人性情。

所以，如果说老子让我们在他的深刻面前倍感压抑与沉重，那么孔子则让我们在他的温情面前，感受到一种温暖与熨帖。这让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历史终于在绝望中咧开口哭出了声，一些负面的心理能量在孔子的歌哭、幽默、感喟中被释放了。

孔子与老子的区别不仅仅在性情上。老子是一个绝望的否定主义者，而孔子则是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世界“大同”的理想比起老子的“小国寡民”的设想，区别岂止是一“大”一“小”！更关键的，还在于孔子对人性的态度是温和的、维护的，而老子则是恐惧的、否定的。所以，老子以“出关”表达他对社会，甚至对人类的弃绝—我们可以说他是自绝于社会和时代；而孔子则终生与社会相厮守，虽恩恩怨怨不断，却无怨无悔。

他的卓绝的努力，使一些无序的暴力变成了有目的、有方向的努力，使天下英雄入于他的彀中，并追随他致力于建构新的理想。当混乱的历史有了理想与方向，混乱就不再是一无是处，相反倒往往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生机无穷的魅力。

春秋战国固然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是骨肉碰钝了刀剑的时代，但同时，它不也是一个充满理想、激情与仁德的时代吗？谁开辟了这样的时代？是孔子。

老子与周朝一同随夕阳而去，孔子却与那些混世魔王般的伯霸诸侯们一同出现。一边是残忍，一边是仁慈；一边是混乱，一边是宁静；一边是带血的屠刀，一边是如椽的巨笔；一边争夺的是土地珍宝、子女玉帛，一边争鸣的是礼义廉耻、道德文化。谁是那个时代的主宰也许并不重要，谁预示着未来的方向倒更值得我们关注。

韩非曾嘲笑孔子凭自己的德行只能聚集七十子之徒，而鲁哀公这样的下等君主却能凭权势得到一国之人的服从。但是，历史是由骄横的权势与盲从的群氓所造就的，还是由如孔子及其七十子之徒这样的精英人物所引导的？

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当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时候，他是自己驾车的。他确实是在驾着那个时代的马车。弟子们在车上或疲惫假寐，或心事重重，一脸迷惘与怀疑，只有他永远目光炯炯，自信目标就在前方。《论语》中记录了不少这样的情景。这些情景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但在另一方面，它们比虚构的哲学寓言更富有象征隐喻的内涵。比如下面这个故事：

有一次，在一条小河边，他们找不到渡口了。远处的田中有两人在耕作，子路便上前去询问。

其中的一个细长个子—《论语》中记之为“长沮”—却不回答子路的问题，而是反问子路：“那个执缰绳的人是谁？”

子路恭敬地回答：“是孔丘。”

“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吗？”

子路回答：“是。”

细高个冷冷地来了一句：“他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嘛。”

显然，孔子知名度颇高，在当时的知识界已卓有名声，并且大家都了解他的行为与追求。这位细高个说的“他该知道渡口在哪里”，是一句包含讽刺与劝诫的双关语：他应该知道去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

没奈何，子路只能按捺住火气，转过身去问另一位，魁梧雄桀的大块头—《论语》中记之为“桀溺”。

大块头也反问子路：“你是谁？”

子路仍然恭敬地回答：“我是仲由。”

“你是孔丘的门徒吗？”

“是。”

现在又轮到大块头来教训子路了：“天下混乱，举世皆然。谁能改变这种局面？与其跟随孔子这样的避人之士东奔西走，鼓唇摇舌，倒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避世之士！”

要明白桀溺的这些话，还得先解释两个词：避人与避世。什么叫避人呢？避人就是择人，就是避开昏庸无道的诸侯，而去寻找能接受自己的主张的所谓明君，从而借世俗权力实现治国安民的理想。良禽择木而栖，贤才择主而事，孔子一心要救世，他驾着马车在列国之间奔走，就是要避开身后的昏君而去寻找明君。所以，桀溺把孔子看作“避人之士”。

什么是避世？在避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认定天下不可能有什么诸侯还能与他一起改变世界，于是彻底冷了心，闭了眼，彻底绝望。自己既无力改变世界，也无世俗权力可借用，只好只保自己的清白，回到田园中去，回到自己的内心中去，告别都市、政治与熙熙攘攘的外部世界，这就叫避世。子路碰到的这两位，就自称“避世之士”，以显示与孔子不同，并表示自己在智慧上比孔子高明，在道德上比孔子高洁。

子路本来很强亢骄傲，却被这两人教训得哑口无言，垂头丧气地回来向孔子汇报。孔子听完，颇触动心中痛楚，谁说这两位隐士说的不对呢？这不也是孔子自己心中常有的怀疑吗？

但他历尽艰辛，学而不厌，“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难道就此卷而怀之吗？他有教无类，诲人不倦，门徒三千，贤者七十二，难道就是为了培养一批隐士，或者有文化的农夫吗？

为了理想，他是坚定的；仁以为己任，他是弘毅的。他说：“人总不能与鸟兽一起生活在山林之中吧，我不和芸芸众生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共享欢乐，共担不幸，又能和谁生活在一起呢？他们说天下无道，但‘天下无道'正是我们介入世界为公理而战的原因，而不是我们退避的借口。不正是因为天下混乱无道，才需要我们去承担责任吗？假如天下有道，我孔丘难道还会介入其中试图改变什么吗？”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复述了《论语》中的这个故事。显然，司马迁并不是因为其故事性更适合传记的文风才加以选取的。这里面有孔子的精神与人格，也有孔子的无奈与执着，有孔子的伟大之处，也有孔子的虚弱之处。

两千多年过去了，那条小河边发生的争论就好像发生在昨天。这几个人似乎还在我们身边。我尤其为孔子感动。他恓惶而寂寞，迷惘而执拗。“志于道”的人越来越少了，不少人顺应时代潮流，从而成了新贵；又有不少人冷了心，折断宝剑为锄犁，“平戎策”换得“种树书”。望望眼前，知我者希，明君何在道不行；看看身后，追随者渐渐寥落，还渐渐堕落，未见好德如好色。

这位可敬可叹的老人，想凭自己个人的德行与魅力聚集一批年轻人，让他们传道义之火、文化之火，解民于倒悬，匡世于既颠，但他们渐渐成为人们眼中的另类、异己，甚至异端。他的不合时宜，在他生前，便已受到当时人的非议。

但孔子让人尊敬的地方也正在于此。他的伟大正在于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匹夫尚且不能夺志，更何况圣人！圣人得天地浩然正气，至大至刚，岂可屈挠？天下一团漆黑了，在“适者生存”的法则下，不少原先追求光明的人也练就了猫头鹰的眼睛，从适应黑暗而进于喜欢黑暗，为黑暗辩护。他们把这称为提高了觉悟和认识，并且得道似的沾沾自喜于在黑森林中占据了一根枝丫，又转过头来嘲笑别人不知变通。而孔子，这位衰弱的老人却在那里一意孤行！敢于一意孤行的人必有大精神、大人格。

一位楚地的狂生曾经警告过孔子：“你过去糊涂就算了，以后你可改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现在追随政治危险得很啊！”但这是我们放弃伦理责任的正当理由吗？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听任他们受暴政的煎熬，自己闭门养神，这种行为真的是“修养高深”的体现吗？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极古怪的现象，那就是人格理想与伦理责任的分离。那些在天下苦难面前闭目养神的隐君子常常受人敬仰！他们的伦理关怀哪里去了？他们的道德痛苦哪里去了？他们的基本人道精神哪里去了？

鲁迅禁不住对这种人怒形于色：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一个人让人尊敬是有条件的。在孔子身上，在他的学说之中，那种古典的崇高确实让我们这些聪明机灵的后来人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