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毕达哥拉斯和官话

一切都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从毕达哥拉斯开始的。一天，这位杰出的哲学家对他的弟子们说：“孩子们，在这儿人分两类，一类是数学家，也就是我们将会成为的人，另一类是沉默者，也就是其他人。第一类人拥有学问，因而总是受人尊敬；而其他人不值一提，他们要做的只是聆听而已。因此，从今天起你们能明白这一点就好：每当你们身边有外人，或是有沉默者的时候，要用密码讲话，用令人费解的词汇，或是直接用数字。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住威信。”

无须让他再说第二遍，弟子们立刻就发明出了第一种针对工人的语言。据说最后，学生里的一个叫作伊帕索的人背叛了老师，开始散布他们团体的秘密，具体来说是无理数的秘密。

好吧，他的路没走多远：受毕达哥拉斯的诅咒，他在距克罗托内几英里[1]远的地方，在绝望地尝试绕过障碍的时候遇难。

从那天起，在学术界，所有知识的传播者总被视作该类人的叛徒，他们应受到最严重的鄙视。

从学术语言到官话间的过渡是短暂的：在意识到让人费解能带来威信之后，官员们也开始采用这种做法。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发明了一系列新词，将市民们扔进最令人沮丧的情况中去。

我们举几个例子：在那不勒斯，当出现霍乱的时候，电视报道不会将其归咎于“壳菜”，而是称之为“贻贝”。那不勒斯人不太清楚“贻贝”是什么，于是继续吃“壳菜”。有一次，还是在那不勒斯，在看门人萨尔瓦多雷的门房里（就是《贝拉维斯塔如是说》[2]里的那个），有我、萨尔瓦多雷和帕皮卢齐奥——萨尔瓦多雷从圣露琪亚的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浑身漆黑的小野狗。我们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广播说道：“……在爱犬个体的协助下，越狱者已被逮捕……”萨尔瓦多雷问我：“工程师，这些爱犬个体是什么意思？”“就是狗，萨尔瓦多雷。”我回答说。“耶稣呀，耶稣，”他看着帕皮卢齐奥说，“我养了一个爱犬个体四年，却不知道！”帕皮卢齐奥摇摇尾巴。

还是在电视上，我从没听过任何一个医生说过“体温”这个词：他们都说“人体温度”，也许是觉得“体温”对于他们这个层次的人来说是个过于粗俗的词。如果一个人自己也能够量体温，那么他叫来医生只不过是为了至少听他们说一声“人体温度”——不然把医生叫过来干什么？

对官员而言，重要的是让人搞不明白：他的用语越是令人难以理解，他的威望就会越高。适应过文化的人时常自愿陷入危机之中。比方说，每当我要签租房合同的时候总是很不确定地、像个傻瓜一样站在那里，不知道要在承租人还是出租人的字样下面签下名字。鉴于对我来说“承租人”是电视里的角色，我问自己，“出租人”到底该是谁：是将自己所有的公寓出租出去的人呢，还是租用别人公寓的人？唉，为什么这么乱哪！我不断咒骂着，明明就有两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词：“户主”和“房客”呀。

官员们的施虐毫无节制：我们可以举数以百计的例子。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罗马西班牙广场的例子。走下圣三体教堂的台阶，在右手边立刻就能看见清晰地展示着罗马市政府的一纸布告，上书“马力牵引公共车辆停车处”，换句话说是“出租马车停车场”。

好了，我真想认识一下这句话的作者：我想把他拖进电视里，最多听他讲一个小时，我好问他，你在“出租马车”这个词里到底发现了什么下流的东西？然后粗鄙地一脚踹在他的屁股上，把他踢到后台去。

注释

[1]编者注：1英里约合1.6093公里。

[2]译者注：《贝拉维斯塔如是说》是作者于1977年出版的小说，1984年由作者本人执导，改编为同名电影，其中文版书名为《一半是爱，一半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