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失败者之歌
卫青不败由天幸，
李广无功缘数奇。
——唐·王维《老将行》
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北宋·范仲淹《渔家傲·秋思》
一
古今中外战史上将星如云，他们因胜利和非凡成就而被铭记。
然而也有比较个别的例外，他们是败军之将，但他们并未因为失败而失去被人敬仰和膜拜的机会，甚至相反，他们有可能收获比战胜他们的人还要高得多的荣誉。如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他可能是世界战史上唯一一个打了败仗缴械投降还被尊为民族英雄、并且立了雕像的人。而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位名将，他虽然身经百战，却从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像样战绩，打起仗来，经常丢盔弃甲损兵折将，不是迷路就是被俘，而且结局可谓悲惨。当他再次因为迷路贻误战机而被他的上级责问时，他选择了自杀来承担或拒绝承担责任。伟大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司马迁这样描写道：他自杀时，所在部队“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史记·李将军列传》）。
他就是被对手匈奴尊称为“汉之飞将军”的李广。
为这样一位败军之将树碑立传，而且写得如临其境，同情满纸，这种情况无论是在中国战争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的人物评价上，都是不同寻常的。而且《史记》纵贯上下3000年，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篇幅有限，名人巨多，能挤进这个行列里相当不容易。很多成就地位远在他之上的王侯勋臣，都只能合传并立，甚至还有四个人合传的例子。司马迁却能拿出篇幅和极大耐心为李广单独立传，这么做一定是有他自己充足的理由的。
二
李广祖籍“陇西成纪”，即今甘肃天水。啰嗦一下籍贯问题，是因为此地乃大秦老巢，在成立诸侯国之前，秦人就在这地方定居生活。这里一向是与西戎、犬戎等游牧部落犬牙交错冲突不断之所，所以“广家世世受射”——代代相传都学习和掌握骑马射箭的技术，可以说是专为国家守边境的职业军人出身。李氏家族在陇西成纪一带是相当显赫的名门望族，这个家族有一个很著名的先祖李信，在秦王嬴政手下做事，为大秦统一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介绍这段史实时指出“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公元前227年，燕国眼看着邻居赵国被灭国王被俘，唇亡齿寒形势危急，实在不甘心束手就擒，但无奈国力贫弱难以与秦国正面对垒，不得不去搞个人恐怖主义，策划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大戏。刺杀失败，嬴政惊吓之后极为恼怒，放下手中其他的事儿先办燕国，而且务必要把策划恐怖方案的首恶分子燕太子丹缉拿归案。于是李信被任命为领导和执行这次军事行动的将领，他先是在易水击溃了燕太子丹的联合部队，然后乘胜追击。公元前226年，逃到辽东避难的燕王不得已杀死儿子太子丹，并送其头颅向秦国请罪。完成这个接收仪式的应该就是李信。
李广生年不详，死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按照他自杀前所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年六十馀矣”来推算，大约生于公元前186年，死时六十七岁了（另一说李广从军时十五岁，死时六十二岁）。从李广出道直至自杀，他与匈奴打了四十七年的仗，经历了汉文、景、武三帝；匈奴老上、军臣、伊稚斜三位单于，正值汉匈关系发生逆转、历史走向颠覆的关键时期。换言之，他全面参与了中原定居文明从被动变主动、逐渐取得对北方游牧文明压倒性优势的历史进程，并在帝国北部边境的军旅生涯中走完了他艰难的一生。而有此经历或者说“殊荣”的汉朝将领，唯有他一个人。
汉高祖刘邦在“白登之围”受困平城后，不得已“和亲”，送女人送钱财给匈奴，其结果只是“冒顿乃少止”。自此，“和亲”政策维持了汉匈两家最低限度的和平，但由匈奴发动、从北纬40度以北向长城南部的小规模侵扰掠夺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是惯用的老套路老手法，一群骑兵风驰电掣闯进来烧杀抢掠，得手就跑。朝廷对此基本是束手无策的，这导致了匈奴愈发肆无忌惮，以至于刘邦驾崩不久，冒顿单于竟给吕后写了一封信，公然将吕后调戏了一番。这封信在中原汉文明看来非常“流氓”，信的大意是说：您死了老公，我也是单身汉，咱俩都挺郁闷，没啥高兴的事儿。不如合作一下。您考虑考虑。历史学家没有详细交代这封信是怎么到了吕后手里的，但这类情况在传统戏曲和一些电影中往往是如下情形：下级手拿着信念到一半突然不再吭声，上级催问为何不念了，下级哆哆嗦嗦地说，奴才不敢念。上级一般是冷着脸说，恕你无罪，而性子急的会劈手抢过信来自己去看，然后暴跳如雷，并将信撕得粉碎。总之此信将吕后气了个半死，登时就要杀了送信的匈奴使者，然后调兵遣将去开战报仇。好在朝廷里有更清醒的人，一方面晓之以理：您比高祖皇帝要差一点吧？连高祖都困在平城啊；另一方面动之以情：北边那些人都是无父无君的野蛮人，说好话不必当真，说难听话也犯不上跟他们计较。终于冷静下来的吕后前思后想，咽下了这口气，让大臣写了回信。这封信在《史记》里找不到，司马迁只是说“吕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但班固的《汉书·匈奴传》对这封信做了如下记载：
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汙。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
尽管回信这段话的意思并不难懂，但汉语表达之委曲精妙让我还是忍不住翻译一下的冲动。回信是说：劳您大驾惦记我们这个破国，还亲自写信来，我们都很惶恐。但我仔细想了，我已经上了年纪，脱发掉牙，走路不稳，您实在没必要为了我而辱没了自己。我国并没有得罪您的地方，请放过我们吧。我这儿有豪车两架，骏马八匹，望您笑纳。
与冒顿单于的嚣张和“流氓成性”相比，吕后这封回信真可谓卑躬屈膝到了极点，完全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能力和人们的历史想象。吕后竟能如此低声下气临辱不惊，估计冒顿单于也是完全没料到，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得回了一封很客气的信说，我不太懂中国的礼法，谢谢您没跟我一般见识。然后，“献马，遂和亲”。从国家政治与民众和平生存的角度去看，吕后这个隐忍举措，证明她称得上审时度势、能屈能伸的一流人物。由此也可以知道，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很多事情都需要知己知彼精确行事，远非喊喊口号那么简单。这里有一点需要强调，古代中国等级次序是森然有别的，大小官员连家里盖房起多高的门楼、赶车用几匹马都有严格规定，绝对不能有任何混淆僭越。当初刘邦与冒顿“和亲”并“约为兄弟”，在尊卑方面是含糊其辞打了马虎眼的，“天子”正统还在汉室这边。而吕后这次送的并非普通豪车，乃是天子专用“御车”，这就等于是间接承认了单于的“天子”身份乃至匈奴作为上方大国的对等地位，此后再骂人家是“夷狄禽兽”就不那么方便了。此一事实，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当时汉匈两国弱强分明的地位关系。这种情形在李广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仍然持续了很长时间。
三
李广首次出现在汉家历史上，是在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那一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史记·李将军列传》）。
秦汉萧关位于今天宁夏固原东南方向，考之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册，已经在北纬36度，为汉“凉州刺史部安定郡”。换言之，从北纬40度到36度，匈奴铁骑长驱直入边境400多公里，可见其深入内地是家常便饭。汉军戍边的兵源常由罪犯去充当，而所谓“以良家子从军”，意在说明李广本来没有当兵的义务，他不在被征召从军的行列，完全可以不参战。然而李广主动选择从军与匈奴作战，可见他建功立业、拜将封侯的愿望非常强烈。而西汉王朝也是求贤若渴，有志青年李广初出茅庐，但他的杰出表现立刻赢得了朝廷的注意与欣赏，被任命为“汉中郎”。这个官职，仅次于将军，理论上的品级和俸禄接近二千石，而实际上领八百石，差不多相当于今天副省部级干部了。
从公元前166年入朝做官，直至汉文帝驾崩的公元前157年，史书没有记载李广这十年的变化。应该是一直在中央政府做“汉中郎”之类的官员，至少不会低于这个品级。但也一直没有升迁，即，一直没能实现他孜孜以求的拜将封侯的愿望。李广是遐迩闻名的勇将，在一次陪同汉文帝出行打猎时非常卖力，还曾经与猛兽格斗，颇受文帝赞赏。司马迁就此记录下汉文帝的一句话：“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太可惜了，你没赶上好时候啊！如果你生在高祖打天下的时代，做个万户侯又算得了什么呢！
“子不遇时”是历来文人评价李广时最爱引用的座右铭一般的金句。顺便，那些考试不及格的秀才和仕途不顺的官员，以及因为种种不靠谱而被人们拒绝的，异想天开不切实际撞了南墙的，乃至做生意赔了本儿的，跟人打架没打赢的，等等，纷纷从“子不遇时”这个表述中发现了自己的不幸是小人所致，并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心理安慰：怀才不遇，蹉跎终生，正义在我，错是对方。以动人的故事和华丽的修辞强化这一类思想方法，以浓烈的情感叙述扭曲事情的真实逻辑，是一部分中国文人经久不衰的传统。这个说法，后来演变成了汉朝统治阶级对大臣“刻薄寡恩”的证据。在我青少年读《史记》时，这个印象十分强烈。但随着岁月迁徙，经验逐渐脱掉它炫目的情感外衣之后，判断就有可能颠覆人们的固有成见。事实上，汉王朝的“刻薄寡恩”有则有之，比如“七国之乱”时，惊慌失措的汉景帝为平息七国的愤怒情绪，用帝王权术无端诛杀了忠臣晁错，令人扼腕不齿。而对于李广，汉朝一向是器重有加，甚至有所偏袒的。
在一次与匈奴对垒寡不敌众余众皆没之后，李广光杆司令一人只身逃脱，按照汉朝法律是要判死刑的。但汉朝同时还有一条针对这类情况的补充性条款，可以拿出相当数量的钱财抵罪，李广便掏钱“赎为庶人”。一个为战斗而生惯于出入枪林箭雨的人，突然变成了一个“老百姓”，赋闲在家的滋味想来是非常不好受也不适应吧，于是他经常约上朋友出城打猎，以排遣心中郁闷。某天打猎兴起，跟人喝酒到半夜才回城，走到霸陵被霸陵尉拦住了。因为汉朝法律不允许“夜行”。李广的手下想走个后门通融一下，说你知道你拦的是谁？此前大名鼎鼎的李将军。不料这位霸陵尉是个坚持原则——俗称“死心眼儿”的人，他认为法律规定就算现役将军也不行，别说你一个“前将军”。于是李广在野外过了一夜。下面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当李广被再次启用去右北平郡任太守时，“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可怜这位扫兴的倒霉的坚持原则的霸陵尉，无辜死掉了，死于以权谋私、草菅人命、英勇无畏、廉洁爱人的“汉之飞将军”手里。
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对这一史实都没有争议。而《汉书·李广传》还有一段后续是《史记》所没有的：
（李广）上书自陈谢罪。上报曰：“将军者，国之爪牙也……夫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将军其率师东辕，弥节白檀，以临右北平盛秋。”
李广上书请罪，说明他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的。但他既不投案也不伏法，而是给皇帝写信。这个姿态确实做得很漂亮，但是汉武帝也不含糊，他读懂了李广的全部意思，于是在无奈之下对李广曲意包庇，然后只是催促他作为“国之爪牙”赶紧出发前敌御寇。君臣二人，一个恃宠生骄滥杀无辜，一个权术当头枉法纵容。国家制度、法律尊严、人命关天云云，都成了儿戏。在李广这边，他吃准了汉武帝迫于国难当头用人之际，不会因为一个区区霸陵尉跟他较真，在皇帝这边，他急需这位勇将速去边关抵御匈奴，那边的韩安国将军吃了败仗刚刚死在了右北平。两个人就这样达成了默契，而那个因严明执法死于非命的冤魂霸陵尉，有谁想过他屈死的命运吗？他的家人为此痛苦么？他的亲属同僚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所有这些，虚伪而自私的历史从来没有关心过。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当初李广为什么不在被阻拦“受辱”时直接暴起击杀霸陵尉呢？如果那样的话，虽然同样是杀人，也许我会理解和原谅他——毕竟一个气量不宽讷于言辞又爱生闷气的将军完全有可能这么做。但他没有，因为那样的话，他就没有了逃避惩罚的理由。被再次启用且委以重任的第一时间，他立即动手实施报复，他忍了足够久，终于等到了杀人而不必担责的机会。如果说汉武帝放任了这么一种看似光明磊落实则卑劣怯弱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国家利益和帝王权术的话，那么一些后世文人为李广的辩护，其用心固然良苦，但智商与三观都未见高明，几乎到了连李广自己都会不好意思的程度——毕竟李广自己还知道“上书自陈其罪”。
苛责古人既没必要也非初衷，只是司马迁那句“仆诚私心痛之”的话，一样可以拿来放在这里做参照。“霸陵醉尉”因此发展成了一个接近成语的固定词组，专门用来形容那种跌下高位后被原来低于他的人看不起的负面情绪，包含着仇恨、愤怒、屈辱、酸溜溜。我很诧异，精妙的汉语在其被构造之时，居然也能参与那些杀人的阴谋，并且将其美化甚至圣化。与此相类，民间俗语还有“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等等说法，评书艺人们最喜欢这类陈词滥调，并将其称为“快意恩仇”，一代又一代地，在民间社会鼓噪这类“奋发图强”“自立于天地间”然后实施报复重新颐指气使的卑劣“情怀”。
四
考察汉文帝一生，就会知道那句“子不遇时”的真实含义。并没有人压制和排挤李广，那只是汉文帝在陈述国力虚弱打不起仗的无奈。当然，他承认李广的勇猛善战，甚至还有一点欣赏。如果说真有所谓“怀才不遇”这件事儿，那也只是说，你赶上我这个不能打仗的时代，想通过战功封侯拜将是不可能了，就自认倒霉吧。
汉文帝刘恒在做皇帝之前，被汉高祖封在今天山西北部为代王。这里，就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韩王信叛变导致汉高祖身陷“白登之围”的地方，雁门、代郡历来是匈奴进入北纬40度一线的主要战区，文帝因此比任何高调说话的人都深知匈奴之威。当他做了皇帝掌握了全局，愈发知道当时帝国的财力物力人力都非常有限，不足以跟匈奴正面决战。于是他选择放弃武力，与民生息。
《史记·孝文本纪》有一条，直接关系到了李广的命运：
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
自从汉匈和亲以来，匈奴时常违反条约闯关抢掠，然而汉文帝只是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从不征调军队与匈奴大规模作战，他不愿为此增加老百姓的伤亡与经济负担。
叙述到此，就能知道“子不遇时”的大背景，其实是汉文帝的施政方针所决定的。这种等于“我们保证不首先与匈奴打仗”的承诺，不仅是出于汉文帝的道德觉悟，更是出于他贤良明智的政治经济判断。这种息事宁人的防御性国家战略，对于国家和民众而言，其利好处显而易见，但对于李广来说不啻是一种毁灭。没有进攻和战斗，抹去了他与满朝文武的区别，让他在“汉中郎”的行列中泯然众人，过着“暗无天日”的无聊生活。终汉文帝一朝，李广的出头之日都没有能到来。他一度被任命为老家的陇西都尉回到前线，但由于文帝“不发兵深入”的整体国家战略，他的职责就是守住门户不丢东西而已，没有什么立功的机会。除了开头那句“万户侯岂足道哉”的安慰性赞许，他看不见前途。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驾崩，汉景帝继位。三年之后的前154年，“七国之乱”爆发，打仗已经是不可避免。一时间人心惶惶，天下摇荡，然而李广终于从苦闷的平静中看到了希望，等到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此时跟随刘邦打天下的能臣猛将绝大部分都不在人世了，而且帝国兵力也不像七国那样来得声势浩大。好在统帅周亚夫是开国元勋周勃的儿子，作为将门虎子，周亚夫代表着帝国最纯正的军事血统和最高水准，治军严厉，战略精当。而李广幸运地被任命为骁骑都尉，追随周亚夫对阵七国叛军。果然，李广一出手就是满堂彩，“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史记·李将军列传》）。古人作战，军旗作为军威象征部队灵魂，一般都围绕主将且有重兵把守，李广在昌邑这个地方冲锋陷阵“斩将搴旗”，是很大的战功。如果不是出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论功行赏，李广是有很大机会封侯的。
吴、楚首倡叛乱，联络七国进攻帝国首都长安，从地理上必须越过梁国。偏巧梁孝王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他站在中央政府一边扼守交通要冲，帮助皇帝抵抗七国联军的进攻。昌邑位于今天山东巨野，也属梁国地盘。李广“显功名昌邑下”，梁王不知道是出于高兴，还是为了笼络人才，授予了李广一颗将军印。而李广，可能他建功立业的渴望太强烈了，也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妥，总之是高高兴兴糊里糊涂地接受了。这真是令人难以想象也无法理解的事情。作为中央政府国家军队的军人，太尉周亚夫的部下，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他都没权利也没理由私下接受一个地方诸侯国所颁任的职务，哪怕仅仅是一个荣誉性的职位，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很不幸的是，李广偏偏就没有这个常识。
事情还有另一层面更为微妙的性质。梁孝王刘武是景帝的亲弟弟，他们的母亲，窦太后对小儿子的喜爱和宠溺，完全超过了对皇帝的感情，一度到了想让景帝把皇帝位子让给小儿子刘武的地步。刘武在自己的王国里，所有宫廷仪仗和排场都比拟中央，甚至超过中央政府。汉景帝对此尽管只能不闻不问，表面上还要维持超级亲密友爱的关系，但内心对梁孝王的警惕、忌惮与恼火，是不问可知的。没有了异姓王，同姓王照样可以威胁皇帝的宝座，这个道理连刘邦也没弄明白。李广作为中央政府的军人私自接受梁王授予的将军印，肯定给景帝留下了非常不愉快的印象。碍于太后和梁王的特殊地位，景帝不敢多说什么，他把一肚子的怨气和多年窝火都撒到了李广头上。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李广并未因此受到追究和惩罚，但论功行赏这事儿也就吹了：“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场景应该是这样的：论功行赏时，朝廷上有人提到了李广的“取旗”之功，皇帝平静地说，这个朕知道，但李将军已经接受过梁王的赏赐，朕就不便再重复计功了。李广的心情从忐忑期待跌至谷底，当真是哑巴吃了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是李广一生唯一的一次立军功，还失掉了封赏机会，是个很不好的兆头。
五
对于李广一生的遭遇，文人世论一向都是强调他怀才不遇、被权贵排挤、经历各种不公平，都在强调李广爱兵如子、仁义道德、心底无私、深受拥戴，“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同时都在谴责统治者的刻薄寡恩。不得不说，司马迁在倾注了无限同情给李广这个人物时，确实带有深刻的自我遭遇投射感，也有他自己的道理。但今天再读《史记·李将军列传》，感到太史公文学叙事的抒情性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的客观，而那些后代文人世论虽然情感真切，正义当头，可惜大部分都不符合事实。
李广私接皇帝政敌所授将军印这件事，说起来可大可小，全在皇帝的理解和处理。如果严格执法，认定李广违规交结地方诸侯且私相授受，并在国家法律层面追究惩罚，只能说是严厉，却也算不上什么刻薄。但景帝并没有这么做。西汉王朝前几任皇帝，都称得上是知人善任的有为之君。这次景帝虽然没有给李广封赏，但也没有任何处罚训诫，而是立刻把他从中央政府一群太平官员中调离出来，派到前线去做上谷太守，远离那些他根本驾驭不了的朝廷是非。作为职业军人，李广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不仅皇亲国戚之间的各种微妙猫腻他不明白，就是政府机关里的各种规则、潜规则，包括为人处事的方式等等，他也搞不太懂。这次出任边郡太守，不仅是人尽其才，应该也是遂了李广的个人心愿。
上谷郡位于今天河北省宣化、怀来一带，恰在北纬40度匈奴群落出没之地。匈奴听说边境来了个叫李广的汉人新太守，便来试探究竟，结果他们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好对手。李广不像先前那些能不打就不打的保守主义太守们，他反其道而行之，是有条件要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打。匈奴此前从没遇到过这么有意思的人，也来了兴致，于是每天都来跟李广缠斗。用司马迁的话说，“匈奴日以合战”。在我的阅读印象里，似乎很少有人认真品读和追究这个细节。以往匈奴入边，一向只为利来，抢东西抢人，掠夺生活资料是唯一目的，而且是抢了就跑，不会呆在原地等着汉兵来惩罚。但这次情况完全不同，匈奴啥也不为，只为了跟李广作战一决高下，而且隔三差五就来，简直有了点惺惺相惜、切磋武功的味道。这种情况在汉匈战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由这个细节，我们完全能够想象李广个人卓尔不群的骑射才能，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赢得了对手的敬意。但这种情况引起了外交部长公孙昆邪的不安，他向景帝进言说：李广这个人的才华天下找不到第二个，但有点嘚瑟，总是跟敌人对阵单挑，这样下去，迟早是个死。景帝听从了这个建议，为保护李广把他调到了上郡做太守，减少他与匈奴直接对战的机会。上郡在今天陕西榆林、延安一带，北纬38度，正北部为汉匈前线朔方郡。在景帝一朝，李广还先后担任过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地太守，加上先前的上谷、上郡，共七个郡。如果加上汉武帝时期所担任的右北平太守，可以说李广一生中，几乎把汉匈边境的所有边郡太守都当了个遍。这种经历在整个西汉王朝，恐怕也难找出第二个人。他的“世世受射”为国效命，他的建立功勋的热望，他的沉默坚忍，一直如此辗转艰辛，如此尽忠尽责，如此勇敢无畏，却始终得不到晋升的机会，难怪人们要为他打抱不平。
对于李广来说，特别遗憾的是，由高祖刘邦奠定的“和亲”是迄今的基本国策。景帝继承了汉文帝的防御性国家战略，打定主意不跟匈奴撕破脸皮。文景两朝近四十年时间，从未与匈奴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他因此不可能得到杀敌斩首立功的机会。尽管这几十年来匈奴不断地侵入北地、云中、雁门、上郡、右北平等各边郡，多则十几万骑，少则万余骑，劫掠人力财物，只要他们肯退走，朝廷绝对不会追击也不会寻求报复，而且，始终认真履行着和约，照样“遣公主”、送钱财，维持着最低限度的和平局面。汉景帝在位十六年，于公元前141年驾崩，这一年，李广已经45岁。时间就这么无声无息，与帝国的尊严和他的为战斗而生的青春一起流走了。
六
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大入萧关”时，冒顿单于已经死了，率军的是冒顿之子老上单于。老上单于最大的成就，是彻底击溃了位于匈奴西部的世仇月氏国，为父亲报仇雪恨——当年冒顿曾经在月氏当过人质险些被杀。这次致命的攻伐迫使月氏离开甘肃旧地敦煌、祁连一带西迁至中亚地区，等于是被灭国了。不仅如此，老上单于还把月氏国王的脑袋砍下来掏空，当作喝酒的大碗，可见相当痛恨。不过很多人有所不知的是，这个泄愤方法的首创者并非“野蛮人”老上单于，而是定居的文明“中国”人，时间上也早了将近三百年。据《史记·刺客列传》：公元前453年，“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这个骇人听闻的报复措施非常独异，在汉文明典籍中仅此一例。合理的推测是，赵襄子久居北纬40度之代地，耳濡目染，不排除这是他学习和仿效游牧民族习俗的结果。后来，出了一首流传很广的民歌，文学史不断提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首歌哀叹匈奴被汉朝击败之后失去了丰美水草地，不得不远走他乡，因此被一些人文学者、文学史家称为“匈奴的谶歌”。其实，最该唱这首歌的不仅是匈奴，还有月氏人并且首先是月氏人。只是在他们被匈奴灭国流离失所之后，没有人为他们代言哀叹这一切而已。
老上单于在入侵萧关的四年后去世，继位的军臣单于在位35年，在大部分时间里，汉匈大体上维持了和平局面，前提当然是“和亲”，汉朝送女人送钱财。然而“历史的拐点”在军臣单于后期被孕育出来，经过“文景之治”四十年休养生息，撤销同姓诸侯王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力，西汉帝国逐渐摆脱了积贫积弱的困难局面，完成了巨大的人才与物力积累，中原定居文明的反击即将到来。公元前140年，刘彻继位为汉武帝，这个年号被追记为“建元”，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有年号纪年的开始。也是在这一时期，李广迎来了命运的转机。汉武帝继位后，开始为未来的战略反击选贤任能，把李广从上郡太守提拔为未央卫尉，另一位守边名将程不识同时被任命为长乐卫尉。边郡太守转任皇宫禁卫军首领，应该是很大的信任和荣誉。
马邑这个地方，当真奇怪，仿佛对于汉匈两国来说都是骨鲠在喉，导致沧桑巨变的事件都要在这里发生。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从马邑引发“白登之围”开始的不平等条约——“和亲”，注定要在马邑解除。公元前133年，即汉元光二年，汉武帝终于接受主战派的建议，下了决心跟匈奴翻脸。于是以马邑城做诱饵，派出三十万大军埋伏于周围，希望一举全歼匈奴主力活捉单于。起三十万大军以图决战，这是西汉王朝自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之后首次最高动员规模，完全可以理解武帝对这次战役的期待。单于走到半路发现情况不对，立即撤军。结果是三十万伏兵白忙了一场，汉武帝失望震怒不已，惩罚了主战派官员。李广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被任命为骁骑将军，可惜他连匈奴的人影儿也没看到。
既然彼此撕破了脸，就都不用藏着掖着了。汉武帝不再履行和亲义务，军臣单于这边也开始了各种报复。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侵入上谷，武帝再次发兵从北纬40度一线各边郡反击，李广以未央卫尉、骁骑将军的身份领兵出雁门。这一次李广总算正面遭遇了匈奴的部队，却很不幸地战败且被匈奴俘虏了，由此开启了他人生最后十年的“失败之旅”，同时也是收获赞誉之旅：
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馀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馀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史记·李将军列传》
荣誉是太史公颁发的。《史记》这段画面感极强的生动文字，显示了司马迁卓越的文学才华。“素闻广贤”这句话，有相当的事实依据，应该不是作者的主观推测。因为此前李广在景帝一朝十几年连任各个边郡太守，匈奴肯定比较了解他。但接下来说单于下了死命令，对李广一定要抓活的，显然是想象夸张之辞。历来匈奴入边烧杀抢掠暴虐凶残，但对与自己交战的汉军将领，却是另一种态度。除非是阵前对砍杀伤人命那没办法，只要是生擒活拿的，从不会杀害，相反，都是带回去“优待俘虏”。不能说奉若神明吧，也是礼敬有加，千方百计为己所用。哪怕是宁死不屈的人，通常都是留置不归，比如让苏武去贝加尔湖牧羊。就这方面说，匈奴始终有一种令汉文明困惑费解的实用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司马迁叙述单于命令的这个描述，给人一种极端强烈的印象，仿佛李广声誉远在当时所有汉军将领之上，以至于连单于都“爱不释手”要亲自下令予以特殊保护。但事实上，李广担任右北平太守赢得“汉之飞将军”美名是在两年之后了，此时与其他将领相比，除了年纪大，并无特殊之处。而且，经过司马迁妙笔生花，人们记住了李广智勇双全、纵马驰归的雄姿，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他其实是个几乎全军覆灭的败将。
七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这次战役，是个标志性事件。无论对汉匈两家的战略选择，还是对李广的人生命运，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这次战役，是西汉王朝自汉高祖之后第二次主动出击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对于李广来说，这是他首次以正选将军的身份独当一面与匈奴作战，理论上距离立功封侯的目标越来越近了。然而事情竟然像故意跟他作对一样。其后的元朔六年，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
《史记·李将军列传》
从元光六年到元朔六年这一时期，军臣单于死了，弟弟伊稚斜起兵赶走了本该继位的太子于单，强夺匈奴单于宝座。此后几年，匈奴从雁门、渔阳多处反复入侵，而汉帝国对匈奴的反击战也已经全面打响。这些战役，李广因担任右北平太守，均没有机会参加。令人感到焦虑的是，青年将军卫青、霍去病正在飞速崛起，并屡立奇功。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人。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馀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史记·匈奴列传》）。卫青元朔二年出云中至陇西这次战役，再度收复了被匈奴占据的河套地区，居功至伟。回想起元光六年的上谷之战，即李广被俘那次，汉军四万人兵分四路。《汉书·武帝纪》：“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青至龙城，获首虏七百级。广、敖失师而还。”由这个记载来看，四路兵马分头行动互不领属，将军们之间的地位还是平行关系。但短短六年时间，在元朔六年的这次定襄之战中，卫青已经是“大将军”，成了李广的领导。令人欲哭无泪的是，“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按照卫青是汉武帝小舅子的关系来推论，他比武帝年龄略小，此时当在30多岁，霍去病则在元朔六年刚满17周岁的弱冠之年，远征匈奴一战成功而封为冠军侯。只有李广依旧两手空空，此时已经是近60岁的白发老将军了。
后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
《史记·李将军列传》
“后二岁”应该是元狩二年（《汉书》记为“后三岁”）。这一战，李广又是几乎全军覆没，还连累了因出使西域而著名的博望侯张骞“当死”。尽管司马迁再次妙笔生花，令人信服地描写了李广以一当十、临危不惧、“意气自如”等超绝的个人才能，但他还是败了，“广军几没”，取得功名封侯的希望愈加渺茫。他感觉到了自己的衰老，白发覆额，满面沧桑，心情暗淡。更揪心的是，汉武帝似乎也开始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与耐心。
李广对于自己的坎坷命运百思不得其解，曾经跟一个风水先生讨论过：自从汉朝跟匈奴打仗我李广基本没缺席过，各支部队级别比我低又才能平平却立功封侯的有几十个人。我自认并不比那些人差但实际结果反倒不如他们，这是什么情况？是我面相不对？还是命不好？那位风水先生装模作样算了一圈答不上来，只好胡扯：您自个儿想想有啥做得不妥而后悔的事情没有。李广是个老实人，他认真回忆说，早年在做陇西太守时，曾经招降过八百多个造反作乱的人，然后都给杀了，到现在还很后悔。于是风水先生就像落水者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就坡下驴说：对对，就是因为这个！
八
李广自己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这个数字不知怎么来的，估计主要是景帝时期做各边郡太守时的小规模防御战，也包括在上谷时“匈奴日以合战”。根据《史记》和《汉书》所记载，梳理汉武帝以来李广所参与的汉匈之间大战，如下：
（一）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埋伏，任骁骑将军。全军无功；
（二）元光六年（前129年），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被俘，后逃归。“当死，赎为庶人”；
（三）元朔六年（前123年），“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四）元狩二年（前121年），“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军几没……广军功自如，无赏”。
汉代以军功行赏封侯，有严格量化规定，不是评劳动模范和道德模范。李广因此难封实在是情理之中。但包括汉武帝在内，大家都对李广的遭遇感到奇怪：凡有他参加的战事，不是失败就是被俘，或者同时出征别人都有功，唯独他毫无建树。只能用“数奇”——命不好来解释。汉武帝曾多次启用，给机会，是看重李广的名望、忠诚和勇气，但是现在，连皇帝也有些担心而不打算再用这位老将了：
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史记·李将军列传》
元狩四年（前119年），老将军即将走向他悲情人生的终点。这一年他67岁（一说62岁），对功名的渴望已经淡化为一个形式外壳，而对国家的忠诚以及对个人命运的抗争成为支撑他走下去的精神力量。看到“广数自请行”这五个字，我在想象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将军的表情与决心，甚至有感同身受之震撼。而“良久乃许之”说明汉武帝经不住老将军以必死决心来请战，中间颇有怜惜、为难、纠结等曲折。而接下来的事情，正是司马迁强调说明李广蒙冤受到陷害的描述：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
《史记·李将军列传》
这段描述，可以说是让汉武帝和卫青背负千载骂名的关键“证词”。综述这段描写的意思：李广以前将军身份跟随卫青出征，卫青抓住了俘虏，得知单于的藏身之所，就打算亲自去干，并支开了李广走东路迂回包抄。而东边这条路要绕远又缺乏食物和水源，没办法驻扎。李广多次表达要当先锋跟单于同归于尽的意思，但行前汉武帝私下里叮嘱卫青，李广命数不好走霉运，会影响大军作战，别让他先跟单于照面。而卫青的私人朋友公孙敖刚丢掉了侯爵位，卫青也想让公孙敖跟自己一起去打单于，以利于公孙敖立功恢复爵位。其结果，李广由于各种私心、不公待遇而被迫走了东路，再次“军亡导，或失道”。当他因这些他感受到的“不公平”而被追责时，他无法忍受双重的侮辱而自刭身亡。
上述描写言之凿凿，矛头直指卫青。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随后的《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司马迁的记载却是另一种情况：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骠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言单于东，乃更令骠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郎中令为前将军，太仆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襄为后将军，皆属大将军。
郎中令即是李广。此处分列了所有从属于卫青的前后左右各路将军，却唯独没有“中将军公孙敖”，司马迁很可能是把这次出征与第一次“定襄之战”记混了，那一次“大将军青出定襄，合骑侯敖为中将军，太仆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右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对照《李将军列传》中非常详细地指责卫青与公孙敖私人友谊，这个疏忽令人费解。这一段主要描述方向不再是李广，而是“揭露”汉武帝偏袒霍去病的私心。武帝把敢于深入死战的精兵强将都派给了霍去病，而且先让霍去病从定襄（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东部）出击单于，等到抓来的俘虏说“单于东”，又改变计划让霍去病出东边的代郡（今河北张家口蔚县）——武帝一心想让霍去病立大功，连卫青都不得不给霍去病让位而自己出定襄。
问题在于，《李将军列传》说“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这是说卫青有私心要自己去打单于；而《卫将军骠骑列传》则说“骠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言单于东，乃更令骠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这是说汉武帝有私心让霍去病去打单于。其实，两相参照阅读，就能看出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对卫青的指责并不公平——那时情报工作的手段既很单一也不精确，完全靠抓俘虏听口供，且单于行军忽东忽西。大军出塞由谁担任主攻方向，这不是卫青自己能决定的，一切都要听从汉武帝的指令。所以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司马迁又写，当听到新消息说“单于东”，为了让霍去病抓到单于，汉武帝又更改了指令让霍去病出代郡，那么这时卫青出定襄，就不可能是如《李将军列传》中所说“自以精兵走之”。同一段史实，却出现如此矛盾舛乱，有些不可思议。尽管后来的实战是卫青对上了单于，霍去病击溃了左贤王，而李广因为迷路未能完成对单于的侧翼包抄，造成单于“遁走”，并最终导致李广自杀。但这算不上是卫青的罪过。可是上述莫衷一是的历史记录，并不妨碍千古文人把罪责推给卫青，视之为奸佞、自私的杀人凶手。
九
李广作为一代名将享有巨大声誉，司马迁当推首功。《史记·李将军列传》倾尽同情、并以很多生动传神细节刻画李广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他“怀才不遇”、英勇无畏、爱兵如子、廉洁奉公、“讷口少言”，唯一的娱乐是跟人比赛射箭，并且还遭受各种不公平待遇和迫害……所有这些，都符合传统文人对于自我命运与社会关系的认定。他们从李广的不幸遭际中认出了自己，并将其发扬光大。无怪乎宋代学者黄震感慨说：“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
但事情还不尽然。从技术观点看，李广个人形象的诸多元素，都符合公众对于冷兵器时代传统武将的想象。李广赢得千古传诵，这也是一个很有可能的原因。
《史记·项羽本纪》说到项羽，有这样的描写：“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这里说的是个人勇士与统军将领的根本区别。项羽虽然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猛将，但从小就知道“一人敌”是远远不够的。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除了《隋唐演义》《说岳全传》之类的评书，乃至后来各种武侠小说之外，严肃的战史和军事著作，从不会在意一个将领个人的军事技艺——“武功”，换言之，我们从不曾知道白起、李牧、韩信、汉尼拔、拿破仑会什么功夫使什么兵器。但是相反，我们差不多都知道关羽的青龙偃月刀重达八十二斤，天下第三条好汉小公子裴元庆白盔白甲，手提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洪七公“降龙十八掌”的第十八招式叫“亢龙有悔”，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专在人脑袋上穿五个窟窿，小李飞刀伤人立死……以至于，共和国上将许世友也在民间传说中身负少林绝学，等等。李广是整篇《史记》中唯一一个被提及个人战力技艺的正规军将领，这有其可理解之处。在北纬40度一线与匈奴对阵，超强的个人骑射技术是最有效的作战方式，当年赵武灵王力排众议移风易俗“胡服骑射”正是这个道理。《李将军列传》中有多处提及李广的“武功”，“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射箭射进石头，专门去射老虎，以“大黄”劲弩射杀匈奴战将，射杀前来追击的匈奴骑兵……确实出类拔萃勇迈绝伦。我小时候看连环画，最爱看武将的英姿和神奇的绝技。
但是，一个将领的作用不是敢死队，他的个人战力技艺，并不简单等同于他的军事才能。这是个决定性的区别。特别是当汉武帝从战略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时，这个区别严重限制了李广。他在景帝时期担任七八个边郡太守，基本是守在长城的箭楼上或者城堡里，作战半径很小，遇到匈奴来袭扰就直接开射，不太需要其他的能力。然而武帝时代开始大军“出塞”长途奔袭寻找匈奴主力决战，这时候，他曾经的长处立刻变成短板。李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带队行军没有操练约束，人人随意，晚上睡觉也不派敲梆子打更的。更要命的是，由于长期的防御型习惯，李广明显缺乏地理知识，这导致他一旦单独远行作战就总是“亡导”“失道”——迷路。司马迁表扬李广说，因为不用排队操练不用放哨站岗不必点名造册，宽仁爱兵，“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听起来很感人。但从军事角度说，这非但不是爱兵如子，相反，是助其速亡。一个好将领真正该做的，是率领他的士兵夺取胜利，至少，带他们活着回家。
在这个意义上，像李广这样，缺乏必要的军事操练，缺乏纪律约束，以将领个人道德感召力代替缜密的作战计划和战时动员，以个人勇力与胆识代替有效的集团军事行动，动辄“失道”“亡导”，陷千万士兵于万劫不复之险地，无论如何都与其“名将”的声誉相去甚远。他一生失败的悲剧性，根源正在于此。
十
文学往往被称作“向失败者的灵魂致敬”的艺术。李广“失败”的一生被叙写为一种人格上的胜利和荣誉，始终为那些不如意的人生所接纳，为那些不如意的人们所惦记。《李将军列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种精神慰藉和观测人性的切口，成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失败者之歌——“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老百姓们听说这件事，不管对李广这个人是否了解，也不分年老和年幼，全都痛哭流涕，这情形很像举世皆知的伟人辞世。司马迁的致敬堪称最高等级了，对此我曾经非常笃信且感动，但今天读来难免有些迟疑。
司马迁千古良史秉笔直书，从未讳言李广的短处。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能了解的李广，完全有赖于司马迁“不为尊者讳”的良史精神与如实记述。只是因为观念的缘故，他既不能理解汉匈骑兵作战的要领，也不愿从上古立场后撤，因此往往情不自禁将李广那些“短处”视为优点，并且在感情上对人物的“社会不适应症”予以正面的强烈文学渲染。这种徘徊曲折纠结，在司马迁那里是痛彻骨髓的。但这种并不能真正滋养人心的矛盾态度，显而易见出于他自己不幸的身世遭遇，同时也充斥着世界观方面的冲突。
进入武帝一朝，儒学逐渐取得正统地位。太史公崇尚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格，虽谈不上名教中人，但对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赞誉，影响了后代无数人。然而在更为内在的另一面，他在情感认知和世界观上，对道家黄老思想有极其自豪与深刻的体认。类似于“天道自然”“清静无为”的观念，贯穿了整篇《史记》写作。李广的“讷口少言”，“人人自便”，简易朴素，宽仁率性，对规章制度和纪律约束的繁琐与严格感到厌烦，军事上奉行与对手个人力战的自然主义态度，等等，这些属于个人品德和行事风格的元素，基本是在黄老思想基础上被描述被盛赞的。它们与未来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认定其实是渐行渐远的，往往更多存身于个体的道德选择中。
然而，我们就此看到，这种情况恰恰也是思想自由与精神多样性的魅力所在。离开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事物，世界也许会显得更加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