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汉家皇帝的滑铁卢
一
公元前200年末，都城长安浩浩荡荡开出一支兵马。部队接到指令，向着帝国东北方向的韩国都治马邑（今山西朔州）进发。此时虽然是深冬季节，地冻天寒，彤云密布，然而旌旗冠盖，军容严正，士气高涨。这是因为皇帝——汉高祖刘邦亲自担任这支大军的总司令，也就是人们在评书戏曲、民间故事中经常听到的最高等级的军事行动：“御驾亲征”。
这两年汉高祖很不省心。汉王朝刚刚开业，百废待举，他皇帝才做了两年，各地却已经有多起谋反作乱。一些异姓王或大小诸侯们，从秦末拉杆子结伙、妄自尊大的混乱中尝到了甜头，称王称霸惯了，稍不如意就兴风作浪。也有一些人始终残存着六国旧贵族的复辟梦想，对统一安定的汉王朝三心二意。先是新封的燕国国王臧荼谋反，后是颍川侯利几也反了。好在新皇帝每次都不辞辛劳亲自出马，《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曰“高祖自将击之”、“高祖自将兵击之”，每次都是马到成功。这次接到报告，韩王信在其都城马邑勾结匈奴谋反，并且来势汹汹打到了太原。于是新皇帝照方抓药，又是“自往击之”。期待大兵一到，反贼望风披靡，或是群寇授首。历朝开国皇帝作为创业者，深知人心难测，世多险阻，成功不易，守成更难。所以不会偷懒，基本都保持着夙兴夜寐、身先士卒的传统。
但是这一次跟过去有点不一样。新皇帝将要遭遇另一位新君主，而这位陌生的对手，并不像皇帝从前的同胞对手那样好对付了。
二
有关匈奴最为完整的早期记录，是太史公司马迁给我们留下来的，他不仅写了一篇篇幅很长的《匈奴列传》，在《史记》全书各处还记叙了一些与匈奴有关的重要事件。从历史记载可知，古代中国西北部边境一直都不是很太平。环绕周围的异族邻居，经常表现得好斗而不讲规则，且来去不定，喜怒无常。他们有各种令人困惑的不同称谓，最常见的有戎（分为西戎、犬戎、山戎等）、狄、胡、匈奴等。在汉语语境中，他们还有一些因为隔膜误解而被命名的奇怪称谓，非常难读且含有歧视性的元素。
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对西域和漠北游牧民族在人种学层面的来历、异同基本是搞不清的。譬如早期的西方学者喜欢用“斯基泰——匈奴”一词来指称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这显然是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笼统界定，并不严谨。事实上，对中国西北部边境生活有深刻影响力甚至支配力的游牧民族，其主体可以肯定是亚洲黄种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蒙古——鲜卑人种。他们与中原定居民族的界限并不像后来那么鲜明和清晰，从史料记载可以推知，在其彼此的文明演进过程中，他们的互相渗透与交融从未中断，而是一直在默默进行着。大致说来，他们曾经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场合被含混地称为戎、翟（狄）、胡等，直至统一称谓为在秦汉兴盛起来达到顶点的匈奴，而匈奴，又有淳维、猃狁、荤粥等俗称。他们始终活跃于北纬40度上下的漠南一线。
游牧部落首次对中原王室政治生活发挥直接影响，是周幽王被犬戎攻杀的严重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直接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和周平王东迁。话说周幽王这位爷，不仅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还是个喜欢说谎的坏孩子。他先是废掉了大老婆申后及其所生太子而改立褒姒的儿子，后又为讨褒姒欢心屡屡演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拿着国家大事当儿戏，招致各路诸侯的失望、愤怒与疏离，等到犬戎真的打上门来时，再也没人管他了。这个故事，几乎就是我们从小都知道的“狼来了”的古典历史版。
女儿、外孙受了委屈，申侯咽不下这口气了，他决定干预。但他这次采取的报复行为，动作大得出了格，不仅开了犯上作乱的先河，勾结外敌，性质恶劣影响极坏，还就此结束了一个朝代。据《史记·周本纪》：
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熢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周幽王被犬戎攻杀，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常识，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件事上竟然有一个“申侯”发挥了主导作用。史载申国是西戎之后，也是最早与中原华夏融合的北方游牧民族，曾世代与周王室联姻，并且被分封为一个诸侯国。但它毕竟只是西周几百个分封诸侯之一，而且名不见经传，如果不是这次事件，估计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小国。但以申侯之微，却能够联合犬戎、号令诸侯，足见幽王不得人心到了何等程度。
申家大获全胜，所有赶来的诸侯都以申侯为中心共商国是，最后，申后所生“故太子”重登王位为周平王。但这一点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中心，关键在于《史记·周本纪》这段记载提供了两个有价值的信息。首先，申侯之国在今天河南省南阳市，缯国在今天河南省方城县（一说在今山东临沂），他们在地理条件不便的情况下，依然能与时处陕甘的犬戎保持着互相信任的联系，直至结成军事同盟。这个事情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在那个时候，中原定居民族与西北部游牧民族的交流往还，并非不可思议，相反，很可能是深入的和经常性的。其次就是“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这句简短的记述语焉不详，仅从历史记载的文字表面，我们无法知道申侯、缯与西夷犬戎这三方当事人究竟是谁“杀幽王”以及“抢走褒姒，打劫全部周王室财宝”，或者，三方同盟一起行动共同担责。但是，这个行动模式我们并不陌生，秦汉以来中国边境冲突中，常有内地君侯、野心将领与游牧部落结盟对付第三方的事情，而军事行动结束后的利益分配方式最为令人瞩目：那就是地域归内地占领，人力、财货归游牧部落带走。即便是游牧部落对定居民族进行单边军事行动，他们通常也只是掳人力、劫财物，并在反击到来之前迅速退走，并不实施占领与管理。就此，有理由推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的一方应该是犬戎，这是他们参加此次联合军事行动的唯一目的，至于中原地区由谁做君王，他们没兴趣。这种在现代文明意义上并不“正义”的行为，客观上却是早期文明交流最经典的方式之一——那些或多或少、水滴石穿的人员、器物与技能的流动与接受，必将改变一些事物。
周幽王被杀事件，究竟是一个单纯的家族内部统继冲突引发的攻伐杀戮，还是另有更复杂的因素，已经无从考察。反正中国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们把这笔账记在了褒姒头上，白纸黑字写满了红颜祸水，而且这个“祸水”在中国历史上还要一直流下去。其实很多人都忘了，周幽王老祖宗古公亶父，初期曾与戎狄部族共处，最后也是被戎狄从豳（今天陕西旬邑、彬县一带）这个地方赶到了岐山，并在那里发达起来的。可见那时彼此之间在生存文明线上的博弈一直都很激烈，而且更重要的，定居民族并不能总是保持优势。
这种时而和平共处、时而兵戎相见的拉锯式的局面，在秦穆公时才得到阶段性的改善，他收服了西戎八国，解除了秦国西部边境的警报；到了赵武灵王和李牧，北部边境也基本安全了，李牧“灭，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馀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派大将蒙恬率大军“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史记·蒙恬列传》。在《匈奴列传》中则说是“将十万之众北击胡”）。匈奴大部落及其主力部队被驱离了河套地区。在那之后的公元前221年——前200年的二十余年中，北部边境似乎彻底消停了。而后岁月静好。
但这只是个假象。突然有一天，匈奴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刮起了几乎掀翻汉帝国的风暴。
三
公元前209年秋季的一天，一群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人，在几个官差押解下向北方赶路。这几天适逢大雨，几百人的队伍跋涉在泥泞中，饥寒交迫、情绪低沉沮丧。他们的目的地和任务，是开赴到渔阳前线（今北京密云）去守边关。但是该死的连绵阴雨耽误了他们的行程，看起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了。凶狠的差人按捺不住烦躁的心情，不断挥舞手中的皮鞭打向落在队伍后面的人。赶路的人中有个叫陈胜的，跟他的好哥们吴广一合计：这路没必要再赶了。按照大秦帝国法律，超期就要砍头，赶过去无非是送死，就算侥幸不砍，去戍边的也没见回来几个。反正都是个死，干脆鱼死网破干点大事吧！于是在一个叫大泽乡的地方，他们揭竿而起了。
造反立竿见影，大秦帝国像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大厦，几乎在瞬间就崩溃了，然后是群雄逐鹿、楚汉相争、天下大乱。与此局面相对且此消彼长，匈奴已经悄悄从几次惨重的失败中恢复了过来。历史竟是如此的凑巧——就在陈胜吴广造反的同一年，公元前209年，匈奴拥有了一位盖世无双的新君王冒顿单于。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蒙恬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篇记载，先是被李牧从雁门、代郡赶走，后来又被蒙恬从云中、九原一带击败，因而退出漠南地区的匈奴首领叫头曼单于。这是被文字记载下来的第一位有名字的匈奴首领。虽说是经过两次惨败退出河套地区，但考察作为帝国边境线的赵武灵王所筑“赵北长城”以及蒙恬所筑“万里长城”，可知匈奴并未走远，应该还是游弋在北纬40度以北的地区，可以随时“往来于长城下”。在头曼单于统领匈奴时期，司马迁所说的“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史记·匈奴列传》）的状况终于结束了，匈奴开始变得强大，并且有了领袖群伦的高等级领导人，各个分散的部族有了逐渐走向“统一”的趋势。而这个通往“文明”的统一，正是由头曼单于的儿子冒顿单于最终完成的。
四
非常不幸也令人惊异的是，冒顿成为单于的过程，竟然与中原定居民族的诸侯、君王兴亡替代模式出奇地一致：废长立幼导致不甘和仇恨，然后争立、杀戮。只不过因为这个过程被记载得太详细了，显得血腥残忍而已。事实上，中原定居民族的臣弑君、子弑父案例多如牛毛，在不“文明”的程度上一点都不含糊。《史记·匈奴列传》：
（头曼）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
这故事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跟周幽王废申后立褒姒之子、赵武灵王废长子赵章立小老婆吴娃所生少子赵何简直是如出一辙。只不过头曼单于的想法和谋划更为“阴险”而鲁莽：把冒顿送到月氏国去做人质，然后立刻通过进攻去激怒月氏，希望借刀杀人除掉冒顿，让自己废长立幼的做法变得合法而不伤感情。
冒顿是如何知道了将要被杀死的消息，司马迁并没有交代。或者负责看管他的士卒出于同情和怜悯，通告了消息助他逃走也未可知。这种情况在草原游牧部落的战争原则与情感伦理结构中，时常奇怪地并行不悖，后来成吉思汗在蒙古崛起时，克烈部王罕打算偷袭，也是王罕手下的人偷偷跑去给成吉思汗通风报信，使得成吉思汗及时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不管什么原因，冒顿在月氏人动手之前偷了一匹好马，披星戴月逃回了自己的部落。
没有人知道冒顿此刻的心情。我不止一次想象父子见面的场景，感觉应该是相当尴尬了。从冒顿可以成功地偷马驰骋千里亡归，推知他的年龄已经足以让他具备了明晰的判断力：父王送他去敌国做人质，然后转身就去攻击该敌国，这么干不是要他的命又是什么？不用猜，一定是父王那个小老婆和她的儿子的缘故啊。然而头曼对此似乎并未尴尬，当然他的计划也就半途而废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对冒顿的行为居然感到很满意，觉得这孩子非常爷们儿，值得信任和深造：“以为壮，令将万骑”。
父亲这边是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还给了冒顿统领千军万马的权力，其间很可能也包含对冒顿的歉疚与补偿心理。然而儿子这一方，却不是公子扶苏和蒙恬，绝不会做出收到一封信就把自己干掉的事情。相反，他内心从来没有原谅过父亲。
冒顿的复仇计划，显示了他的冷静、坚忍、残酷及钢铁一般的意志：
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
《史记·匈奴列传》
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游戏，规则是先射自己的骏马，再射自己的老婆，所有部下必须跟着射，不跟进的“辄斩之”，直至再射单于的坐骑，最后成功射杀单于。这层层递进冲破了人心的底线，逼出了无解的是非。这场“猎场政变”不仅夺权的政治目的明确，报复对象清楚，而且手段残忍，充斥着被巨大仇恨所鼓荡着的心理能量。匈奴一向有“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风俗传统，但按司马迁此处记载，冒顿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尽诛”二字可谓写尽了满腔仇恨。当然需要指出，尽管场面十分血腥，但杀戮仍然是控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的，没有引发群体火并。除了父亲头曼单于及少数死硬派，没有大规模的无辜者死亡。
公元前209这一年，大泽乡造反，秦帝国陷入风雨飘摇，冒顿自立为匈奴单于。这三件事发生在同一年，注定要改变既有的文明格局。
五
白登山的位置，通常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平城（今天山西省大同市）东郊七公里的马铺山，另一说是在大同东北往阳高县方向二十多公里的采凉山（近年来的考古实证倾向于认为是采凉山）。不管是哪一个，在新皇帝御驾亲征的计划中，他肯定没有留意过这个地方，更不会知道这里将要成为他的“东方滑铁卢”，险些葬送他的帝国。而此后汉匈两国长达近两百年的“和亲”大戏，将从此拉开帷幕。
新皇帝这次御驾亲征所讨伐的韩王信，估计会有不少人把他跟“萧何月下”所追的韩信混淆起来。这人确实也叫韩信，楚汉相争时一直与淮阴侯之韩信并称，且共同为刘邦效力，也没有改名。司马迁著述中为了区别，总是用“韩王信”来称呼他。《史记》分别有《韩信卢绾列传》和《淮阴侯列传》，后者的传主才是“萧何月下追韩信”之韩信。作为刘邦所分封的七大异姓王之一，韩王信封守战国七雄韩国的旧地，最初以颍川（今河南许昌）为都治，但不久刘邦认为“韩王信材武”——军事上太能干，颍川一地又是天下精兵聚集之所，不放心了，便以抵御匈奴为名，把韩王信的都治从颍川重新分配到了晋阳。这个韩信也确实有军事才干，他立刻就看出问题的要害：“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意思是说，国家有边境线，匈奴多次越界袭扰，而晋阳距离边境要塞太远，一旦有匈奴入侵，不利于迅速反应作战和管理，所以我打算以马邑作为都治。刘邦欣然答应了——这么合理的请求，没有理由不同意。
但是从刘邦到韩王信，所有人都低估了冒顿单于统率下的匈奴。或者说，在中原文明的惯有思维中，人们无法理解经过冒顿单于“猎场政变”之后所形成的匈奴文明的新形态。韩王信本想干一番事业，到了治所马邑，却发现事情相当棘手，跟匈奴硬碰硬打了几仗都是丢盔弃甲。技不如人的韩王信很想息事宁人，于是偷偷派使节与匈奴谈判，希望两家罢兵和好。朝廷知道后大发雷霆，指责他丧权辱国，其心不可测。这边打不过，那边解释没人听，走投无路的韩王信一跺脚，干脆投降了匈奴。
中原定居民族先前之所以能在异族“列强环伺”的情况下保持不败，是因为其国家形态成熟较早，有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相对完善的文明体系，即便外敌入扰战事不利吃了败仗，也不至一有风吹草动就土崩瓦解。而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佐以稳定的兵役、给养保证，才在军事上确立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优势。相对的一面，游牧民族因为缺乏定居民族的上述条件，基本上不具备“国家”概念，也无从积累和发挥“国家动员”的力量，总是“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他们始终是以一种草原自然法则的惯性来理解并对待世界与他们自己，抑或，这就是他们亘古以来的文明形式。然而冒顿立为单于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触碰到了文明晋级的门环。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非常详细地记述了这种变化：
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馀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
从上述可知，此时的匈奴，已经进入甚至可能占据了北纬40度一线以南的部分地区。东边从上谷（今河北省宣化、怀来一带）至辽东地区，西边从上郡（今陕西省榆林一带）至河西走廊，而冒顿单于自己，则直接控制着匈奴进入中原的最经典路径：代与云中。这样一种“国家”级别的战略布局，韩王信与刘邦都不知道。冒顿最为伟大的功绩，不仅在于他的“武功”，更重要的在于他的“文治”。我们已经无法确知，在尚未拥有自己的文字及有效的物质形态积累的情况下，冒顿是如何像这样为自己的民族创造了严密的等级组织——初具形态的“国家”制度。合理的推测，是除去匈奴民族自身不断学习进步之外，其间也不排除有中原人士的襄助——一直以来，边境地区的中原人士或因贸易交通，或因犯案避祸，总之是出于各种原因“亡入”匈奴，往来的通道从未断绝过。关于这一点，一个特别有趣的例证是公元前232年，秦国将军樊於期开罪了秦王而逃到燕国，燕太子丹收留了他。但太子丹的老师觉得这是非常不明智的惹祸之举，强烈反对：
太傅鞠武谏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积怨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在乎？……愿太子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
《战国策·燕策》
残暴的秦国对燕国一直就有很深的敌意，这已经够叫人胆战心惊的了，更何况再听说樊将军躲在燕国呢？老师的担忧是正常逻辑，他给徒弟出的高招是让樊於期赶紧去匈奴，远走高飞。《战国策》的这一段记载似乎隐约表明，燕国与匈奴之间的交往，无论是上层政治还是民间贸易，都是常态化的。就此推论，除了燕国，凡与匈奴边境接壤的内地国家，都存在这种可能。
应该说，新皇帝是意识到了这次行动的严重性的，而且也不能说他完全不了解情况。否则就很难解释他此次出征为何要带三十二万精兵，他的重要谋臣和心腹猛将陈平、樊哙、周勃都跟来了。如果只是对付区区一个韩王信，皇帝犯不上这么兴师动众——他很清楚韩王信背后站着匈奴，他只是不知道匈奴已经强大到了足以毁灭他的程度。
六
皇帝御驾亲征，三军用命，战事开始时非常顺利。
从长安出发的行军路线，刘邦所走的，很可能是当年“长平之战”武安君白起所走的路线，新皇帝首先进入上党郡与敌手对阵。而韩王信确实不是皇帝的对手，双方在铜鞮（今山西沁县一带）甫一开战，他的大将王喜就被杀了。韩王信立刻后撤躲进匈奴的大营中，跟冒顿单于汇合。《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记载至此，司马迁特意写道：“信及冒顿谋攻汉。”于是此后的战事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匈奴常败走。”
事后的一切，都证明这确实是个巨大的阴谋。
连续的几次战役，匈奴布下了从雁门关到晋阳南北走向的一条漫长的战线，甚至派出了左右贤王前来参战，却从不认真打仗，每一战都虚晃一枪拨马便回，先退到离石再退到楼烦，像是做游戏一般地东奔西走。结果是匈奴距离自己最熟悉的战场越来越近，而皇帝率领的汉兵大军离自己的大本营越来越远，给养也开始出现问题。从场面说，皇帝这一方很好看，连战连捷，指挥军队四下追赶忙得不亦乐乎。“令车骑击破匈奴”，但也只是击破——打散而已，却始终没有跟冒顿单于正面交锋过，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哪里。正不得要领时，有重要情报传来，“闻冒顿单于居代谷”。
为了与匈奴作战，皇帝所率领的三十二万大军中有一定数量的骑兵，不然他跟不上匈奴的速度。但这支骑兵部队的人数不会很多，“令车骑击破匈奴”说明这支大军的主要作战力量还是步兵。但新皇帝是个真正有勇气的人，为了根除威胁帝国安全的匈奴，为了刘氏天下的命运，也为了自己的威权与荣誉，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他已经在这一带跟着匈奴转了好几个圈子，还没见到冒顿，实在是烦了。他的司令部本来驻扎在晋阳，此刻已经进军到马邑城下。当听到冒顿居代谷的消息后立刻兴奋起来，顾不得天寒地冻，不少士兵冻掉了手指头，要亲率骑兵与冒顿决战。当然，戎马一生的皇帝同时也是个谨慎的人，他派出侦察兵反复打探敌情的虚实，探子一路所见匈奴兵马，都是老弱病残东倒西歪，回报说“可击”，这似乎也让皇帝相信这就是此前每战必胜的原因。于是他甩开主力部队，率领骑兵精锐兵贵神速地一路赶到了平城。
代谷在今天山西繁峙北一带，与马邑、雁门同处北纬40度稍南一线，距离楼烦有一百多公里。而平城对于刘邦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代谷正北方约一百公里。从马邑出兵去代谷，为何走到了更北边的平城，《史记》对此没有解释和交代，推测起来，大约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皇帝抵达代谷后又有消息说冒顿单于在平城，于是汉兵越过代谷乘胜北上追击，另一种可能是皇帝选择了一条迂回包抄的路线。不管是哪种情况，历史就此上演了汉匈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幕：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
《史记·匈奴列传》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惊天动地、改变历史格局的大事，而在匈奴这边，也是不得了的成就。举凡春秋战国以来，动员如此大的兵力所投入的战役，也只有“长平之战”和王翦灭楚国那次的六十万。冒顿有精兵四十万，已经是很大的数字了，问题在于还都是骑兵。这样庞大的一彪人马，就算散放在草原上，都是铺天盖地吧，很难想象冒顿是怎样把它们隐藏起来的。然而它们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顷刻间就让新皇帝陷入了灭顶之灾。刘邦轻兵简从，麾下的骑兵部队最多几万人，加上后方步兵全数三十二万。这支大军竟然被拦腰截断首尾不能相顾，受困达七天之久，颜面无存自不待言，且众人随时有性命之忧。后来有人推测，为了大家都能下台阶，把冒顿的兵马数字说得越大越有利于皇帝的面子。但即便冒顿的兵力有所夸大，汉兵跟着皇帝陷入绝境几乎断粮却是一个事实，而能让御驾亲征的皇帝精兵陷入绝境，没有数倍于汉兵的局部优势，是绝然办不到的。然后，冒顿继续他的精彩：
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
非常华丽的表演！此刻的白登山成了骏马的海洋。皇帝和他的士兵困在山头举目下望，冒顿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配置了四种颜色的马队，勇悍威武的匈奴骑兵纵横冲突，进退有序，将白登山围得如铁桶一般，而自己步兵主力不知在哪里。看到这一幕，皇帝和他的士兵的心情比冻掉手指的严冬还要寒冷绝望。他们从沛县起兵一路打到了咸阳，又暗度陈仓出汉中跟项羽中原逐鹿，血战彭城荥阳，打得天昏地暗，逼项羽自刎乌江赢取天下，也算是腥风血雨都见惯了，却从未经历过如此的阵势，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骏马。这又让人不得不相信，匈奴以及他们的冒顿单于，具有中原定居民族无从了解的战术能力，更具有无与伦比的艺术想象力，将一场生死大战演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从“常败走”以骄人兵，到虚设羸弱病残诱敌深入，直至请君入瓮，一击中的，一战功成。
“白登之围”从作战方略到布局构思，从战役规模到后世影响，无论是冒顿的天降奇兵，还是皇帝最后的和解脱困，都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神奇因素。双方总计投入兵力近八十万人，但是与此前春秋战国、楚汉相争动辄斩首数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相比，司马迁的记述只是含糊其辞写“击破”“大破之”，丝毫未有具体伤亡数字，这是令人奇怪的。由此也可见，冒顿单于在白登山大决战之前的“常败走”，不仅是一种主动设计的战术选择，而且根本没有投入作战主力——他的四十万铁骑，一直隐蔽在平城附近。
而战事的结果出人意料。冒顿单于在握有必胜机会时却显得犹豫了，在加固包围圈的七天里他都在想什么干什么，《史记》没有记载。到了第七天，他突然决定接受皇帝的议和要求，然后“解围之一角”，让皇帝和他的士兵在大雾里自行离开。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点始终是一个谜。根据《史记》记载，这是因为刘邦身边的谋臣陈平出了主意，用重金贿赂了冒顿单于的阏氏（即“皇后”）吹枕边风，说汉人皇帝也是有神相助的，不宜轻易冒犯。虽说他此刻山穷水尽，但你真的动了他，说不定上天要降灾给匈奴呢。而且你打下汉人地盘也不能居住管理，没有利益的事又何必去劳神费力，云云。加上此时与单于约定一起进兵的韩王信手下军队也没有按时到来，单于不禁心生狐疑，担心韩王信是个双面间谍。于是听老婆的话，也为自己安全计，解围而去。以上是《史记》《汉书》的官方解释。
这个神话一般的解释，存在着诸多牵强的不能令人信服之处，所以后人一直对此多有质疑。由于不能确定单于的王庭坐落何方，阴谋家陈平的计策若能够顺利实施，必须假定此时的阏氏是随军家属，而且能够轻易接触到汉朝使节又不被单于发现，这是问题的难度之一；其次，还必须假定汉使准确知道阏氏居所，而且铁桶阵中有一条秘密通道；最后，时间只有七天，皇帝的使节必须能在这七天之内、铁桶阵之中安全走出并找到阏氏，再献上珠宝重金说服她……而实际的情形，很可能是皇帝的主力部队在樊哙、周勃等人率领下已经赶到了平城，在外围对匈奴构成了反包围，单于的四十万铁骑的给养也成了问题，同时，必定是皇帝屈辱地主动议和并许下了极为丰厚的媾和条件。其屈辱之甚，官方文件已经不便记载了。
七
事实证明，武力解决不了的问题，有时在谈判桌上是能够解决的。有人津津乐道说这是一种文明的进步，也有尖锐的人将其指斥为彻头彻尾的虚伪。很多时候，人类都无法区分进步与虚伪的界限，这也非常无奈。但不可否认，文明本身具有一种将悲剧转为喜剧的能力，维持一个彼此安全得利的短暂局面，将那毁灭的真相隐藏起来，并且努力向后延宕，等着下次的纷争再度出现。
“白登之围”和平解决了，但这个危机本来是有可能避免的。当初皇帝派出几波探子侦察敌情，回来报告都说匈奴“可击”。唯独亲随刘敬表示强烈反对，而且他还不放心，自己又亲自去侦查了一趟。回来后向刘邦汇报说：两国敌对的惯例都是秀肌肉吓唬对方，可匈奴却不是这样，反而显得疲惫羸弱，处处以破绽示人，这明显不合常情，其中一定有诈，陛下不能去蛮干。这下把皇帝惹毛了，直接开骂：你个蠢货！靠说空话当个小官儿，现在胆敢胡说八道扰乱军心。立刻下令把他抓起来关进马邑附近的大牢，潜台词是“等着老子收拾了冒顿回来再收拾你”。不过皇帝毕竟不是心胸狭隘之徒，从白登捡了一条命灰溜溜回来后，立刻打开大牢向这位有先见之明的忠臣赔不是：“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然后给刘敬加官进爵，封关内侯，号为建信侯。
此人本名娄敬，当初刘邦称帝在定都洛阳还是长安的问题上犹豫不定，新皇帝内心很贪恋洛阳的繁华舒适，但娄敬认为必须定都长安才能长治久安。刘邦又去请教留侯张良，张良非常赞成娄敬的意见，于是刘邦改弦更张，立刻带队进入长安定都。从而赐娄敬姓刘。如果今天让别人改姓跟自己，绝对要被骂惨了，但在帝国时代，皇帝赐姓是很大的荣誉。
虽然被刘邦骂为“以口舌得官”，这位刘敬先生却是个真正有大见识的人。他先是劝谏刘邦定都长安以图长治久安，又随军出征深入虎穴亲探敌情，力陈匈奴不“可击”，这一次，他又“以口舌”给皇帝出主意了——“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白登之围结束，汉匈两家议和罢兵，但冒顿单于一直没闲着，反复袭扰劫掠，而皇帝却拿冒顿一点办法都没有，头疼得要死。“白登之围”见识了匈奴的军事实力，皇帝深知汉匈之间的位置关系发生了变化，赵武灵王、李牧和蒙恬创立的军事优势一去不返了，以朝廷现在的能力，战场上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他需要一个文明的办法。
办法是刘敬想出来的，他总结了过往时代诸侯之间的政治联姻的经验，首创“和亲”政策。他的理由与设计如下：皇帝把女儿嫁给冒顿单于，冒顿就成了皇帝的女婿，将来外孙子再做单于，皇帝就是姥爷。没听说过女婿、外孙子能跟老丈人和姥爷公然作对的。长远下来，不用舞刀弄杖就能逐渐收服北边那些人了。
刘敬的想法既有冷静务实的一面，也有非常天真幼稚的一面。他是以标准的中原汉民族宗法观念和想当然的文明态度去理解世界，殊不知草原游牧民族并不是这么想的。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必需的生存资源，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它们包括：接近有水源和草场的地方——北纬40度以南最为适合，娶对手的女人，抢对手的粮食和财物，劫掠人口充作劳动力或专业技师，等等。在游牧文明的理解中，这是战胜一方应该得到的东西。平等来自势均力敌，姻亲的约束只是个给对方面子的仪式。换言之，这场文明“和亲”掩盖着的，乃是虚弱的汉帝国的失败与耻辱。
汉高祖批准了这个方案。他很清楚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为了帝国安宁，他愿意让女儿牺牲一下。但在执行这个方案时遭遇了严重的阻力，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无奈之下“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史记·匈奴列传》）。除了令人瞩目的“和亲”送女人外，更有不那么显眼的“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而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但无论如何，两个文明相遇并且握手了，双方在一个最低限度上达成了一致，于是，“冒顿乃少止”。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原定居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首次正面对话，它改变了此前动辄攻杀屠戮的传统手法。“白登之围”的和解，使李牧那样“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的民族悲剧没有发生，而冒顿单于的四十万骑，完全有可能直接不利于汉高祖，并就此使汉帝国陷入混乱甚至崩溃。但是，以文明的名义，两个民族言归于好了。“和亲”政策，至少在国家层面完成了两个民族的和解，哪怕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八
作为马邑叛变并制造“白登之围”的始作俑者，韩王信在事件的三年之后，即公元前197年死掉了。那时，他离开了冒顿单于的庇护，独自在边境一带讨生活。朝廷再次派兵围剿他，面对帝国将军柴武的招降，他拒绝了。于是“柴将军屠参合，斩韩王信”。
韩王信这个人，其结局自然是身败名裂了。但若说他开始就阴藏异志，心怀不轨，那真是冤枉了他。刘邦把他从安富尊荣的颍川调到艰苦的晋阳，摆明了是对他不怎么放心。他非但没有怨言，还进一步提出抵御匈奴的战略思想，为此主动去艰苦的马邑，等于是把司令部安在前线，让自己置身更危险的境地，也算是尽心尽力了。冒顿单于来攻打他，他抵抗不住，私下里派人去求和，从而招致了朝廷的猜忌与愤怒，或者说，给了刘邦找茬的机会。问题在于，在投奔匈奴之前，他并无任何过错，他派人与匈奴对话求和，今天看来，甚至是朝廷“和亲”政策的先驱——没过几天，皇帝自己就启动了谈判、求和、“和亲”的文明历史。所以说历史有时就是这么荒诞，多少有点“和尚摸得，我却摸不得”的味道。
韩王信投降匈奴，并不是他个人历史上第一次“变节”。早年楚汉相争，刘邦荥阳大败而逃，留下韩王信几个人死守。在穷困力竭之后，韩王信选择向项羽假投降，然后趁项羽疏忽，又偷偷逃回到刘邦那里去了：“及楚败荥阳，信降楚，已而得亡，复归汉，汉复立以为韩王”（《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可见这时候刘邦对韩王信是很信任的，丝毫没有计较他的假投降事件，继续让他做韩王。而此次投降匈奴，并不完全是因为穷困力竭，分明是他感受到了来自朝廷的猜忌和打算置他于死地的危险。
从大泽乡起义到楚汉相争，其社会动员的口号与所依赖的基本力量，是六国复辟。及至汉初立国，仍然延续了这个政策，因此刘邦满心不情愿，硬着头皮分封了七大异姓王。这些赫赫有名者，都是帮助刘邦打硬仗打死仗打天下居功至伟的人，包括楚王（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等。但刘邦从政治的高度上对这几位枭雄豪杰始终是不放心的。可以说，这是无解的局面。相对大秦帝国而言，分封异姓王是一种严重的政治倒退，在客观上，造成了这些汉朝立国功臣的悲惨结局——他们一个个都被刘邦以各种不是理由的理由处死了。
而与匈奴接壤的边境诸侯国，一个也没能保住，不是国王反，就是部将逃。他们很不幸地遭遇了冒顿单于统一匈奴最为强盛的时代，打是打不过的，又不能被朝廷信任和体谅，除了“亡入匈奴”别无出路。这个责任，其实是需要朝廷承担一部分的。臧荼被平定后，刘邦委派自己最亲密最信任的人，从小玩到大的发小、父一辈子一辈的私人朋友卢绾接任燕王，而卢绾后来也是在猜忌之下逃往匈奴边境，一直等待当面向刘邦解释的机会，“常思复归。居岁馀，死胡中”。
韩王信对这一切洞若观火，当柴武写信招降他时，他恭敬而清晰地予以了回复，现抄录如下：
汉使柴将军击之，遗信书曰：“陛下宽仁，诸侯虽有畔亡，而复归，辄复故位号，不诛也。大王所知。今王以败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归！”
韩王信报曰：“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及反为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今仆有三罪于陛下，而欲求活于世，此伍子胥所以偾于吴也。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贷蛮夷，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也，势不可耳。”遂战。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柴武这封信，要么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要么是出于怜惜希望韩王信有机会活下来。但韩王信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刘邦本来就想要他的命，怎么可能会原谅他。投奔匈奴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不会游牧，没有生活资料也没有生产技能，冒顿单于又不可能接纳他进入部落。他只能在边境做强盗，过着动荡不安的流寇生活，偶尔还要向匈奴卑词求贷。而燕王卢绾更是悲惨。韩王信好歹是行伍出身，吃过苦头见过生死，卢绾从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军旅生活，且生性柔弱。据《史记》记载，燕王卢绾亡入匈奴只是在长城边境内外苟延残喘，还经常遭受小股匈奴的劫掠欺负，简直生不如死。韩王信在回信的结尾处说得极为沉痛：我朝思暮想都盼着回到祖国，这种心情有如残疾人总想站起来、盲人总想看东西一样真实而迫切。可惜的是，再也不能够了。
从“柴将军屠参合”一句可知，此时汉军拥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离开了冒顿的韩王信，其兵力和战斗力完全无法与汉军匹敌。他拒绝向柴将军投降，等于是主动选择了死亡。这处境也有些当初陈胜吴广的意思：投降是死，不投降也是死，搏一把吧。唯一使人诧异的是，如他自己所说，此前他有多次用死亡证明自己忠诚英勇的机会，他都放弃了，而此刻却忽然有了勇气，希望保住最后一点点做人的尊严。虽说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同时也应了另一句话，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也。
九
汉高祖十二年，即公元前195年，刘邦衣锦还乡回到了沛县。他的文明“和亲”政策初见成效，冒顿对边境的骚扰袭击不再像先前那么频繁了。他把自己亲哥哥刘仲封为代王，以最亲信的人守边疆。但是这位刘仲显然不堪此任也很不成器，没呆上几天就受不了那里的艰苦生活，居然私自“弃国”逃回了长安。可见雁门、代、上谷、渔阳这种边境地区，一般人不要说坚守，就是呆下去也很不容易。
这个时候，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都被剪除且“夷三族”，韩王信被柴武斩首，燕王卢绾还在边境上凄苦地流浪……皇帝身边已经没有人能对他的帝国和帝位构成威胁，但是，可以一起醉酒狂歌共忆当年的草根朋友，也大多消失了，只有一代天骄之匈奴风暴仍然在北纬40度一线狂飙。在沛县家乡的狂欢宴会上，他忽然感到了莫名的空虚、寂寞和一阵阵的不安，不禁悲从中来。于是，他喝高了：
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史记·高祖本纪》
太史公的这段记述深刻地打动了我，每读《史记》至此，我总是会停下来胡思乱想。可以说这是我的文学阅读史中最难忘的场景之一。除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类厚黑古训之外，我们应该还能从这个场景中读出更多复杂的况味来。我不知道他跳的是什么舞，但似乎这个喜欢每天骂粗口侮辱别人的帝王，居然是个感受细腻、多才多艺的人，“击筑”、作诗、起舞、“泣数行下”，这一连串的动作，彻底颠覆了他在人们心中的大老粗形象。而项羽垓下被困大势已去时，也吟唱出那千古流传的“力拔山兮气盖世”。这不禁令人疑惑起来：莫非每个干大事的人内心都住着一个文艺青年，只有到了山穷水尽、日暮途穷时才会被激发出来么？此时此刻，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张良早就不跟他玩了，能打仗能帮他“守四方”的猛将都死光了，只有老迈的萧何丞相还在勉力帮他维持着帝国的运转。而他那些同姓子孙同姓王，没一个能成器的。这个场景，很可能是又一次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在从家乡回到长安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驾崩”于长乐宫。
他的“和亲”政策，为初创的西汉帝国赢得了屈辱中的边境安全，诛灭异姓王——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含冤而死——确保了帝国政治层面的稳定。我们只是无法知道，在帝国迫于“白登之围”而不得不奉行“和亲”之后，皇帝内心是否会对韩王信曾经向匈奴求和的行为怀有某种理解和歉疚，哪怕只是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