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与社会变迁：地位、阶级与身份

服饰及其相关话语的变化表明了社会关系的转变以及不同社群之间的张力关系，它们以各种方式体现在公共领域之中。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服饰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中，这与服装成本的下降有关，并影响了时尚风格的产生与接受。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的服饰开始变得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样：定制且合身的着装取代了松垮的长袍，前者的形式通常受宫廷或上流社会的时尚影响。在一些国家，禁奢法令（sumptuary laws）规定了可供不同社会阶级成员选用的面料以及服饰类型（Hurlock 1965）。在相对僵化的社会结构中，以着装来协商身份边界的尝试，与20世纪以服饰打破性别边界的类似尝试一样，都是有争议的。

在工业革命和服装的机械化生产出现之前，衣服通常是人们最贵重的财产之一。穷人很难接触到新衣服，即使身上的旧衣服也是辗转多次才到他们手中的，因此穷人很可能只有一套衣服。例如，1780年在巴黎及其周边地区被捕的278人中，只有28人有一套以上的衣服（Roche 1994：87）。那些有钱人则将自己的大量衣物视作有价值的财产形式，它们也是所有者去世时其亲人和仆人所应继承的财产。布料是如此昂贵且珍稀，以至于它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货币形式，并经常取代黄金而成为获取服务的支付方式（Stallybrass 1993：37）。当资金稀缺时，衣服就会随着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一起被典当了。

在前工业社会，着装举止极为确切地表明了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Ewen 1985）。服饰不仅揭示了社会阶级和性别问题，还经常显示出职业、宗教信仰和原籍等。每个职业都有特定的装束。在一些国家，每个村落和地区的着装在不同时期都有着自己的变化（Pellegrin 1989）。随着西方社会的工业化，社会分层对着装举止的影响也产生了变化，对阶级和性别的表达变得优先于其他类型的社会信息的传播。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本质上可以通过职业等级予以理解（参见Goldthorpe 1987：39—42；以及Le Play 1862），职业是支配财产和其他经济资源的指标之一。特定职业的服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同职业类型的着装，以及在某个组织中代表特定等级的制服。区域认同不再那么重要了。

在19世纪的工业化社会中，社会阶级归属是个体身份最突出的面向之一。社会阶级之间着装举止的差异体现了工业化社会阶级中的人际关系特征。中上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社会“鸿沟”是巨大的。在19世纪末，下层阶级占据了这一时期人口的绝大多数［法国为73%（Duroselle 1972：85），英国为85%（Runciman 1990：389），美国为82%（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5，pt.1：139）］。这一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联系主要借助工人阶级为中上阶级提供服务的方式予以实现，而这种联系又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手工艺者、商人（通常是男性）和仆人（通常是女性）。

即使在19世纪，服饰在工人阶级的家庭财产中也还是占据着很大比重。在法国，工人阶级男性通常会在结婚时买一套西装，并希望能穿一辈子，以用于各种场合：礼拜天教会事宜、婚礼和葬礼。年轻女性及其女性亲属则一般会花几年的时间来准备自己的嫁妆，这是她为未来家庭所做贡献的重要部分，其中就包括她将会用上数十年的衣服、内衣和床上用品。在英国，贫困家庭还以省钱买衣服为目的组建了俱乐部（de Marly 1986）。相对而言，工人阶级很难买到衣服，而上层阶级却轻易能买到很多衣服，因为正是上层阶级创造了时尚。因此，其他阶级成员如果想拥有时髦的外表，就必须效仿上层阶级。

到了19世纪末，衣服变得越来越便宜，因此下层阶级也变得很容易购买到。作为率先被广泛接纳的消费品，有时服装对穷人和富人而言都是一种享受。年轻的工人阶级女性往往会把工资花在时装上，而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女性也会把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花在买衣服上。

服装史学家的结论是，服装在19世纪得到民主化，因为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接纳了相似类型的着装（Steele 1989a）。他们认为正是由于美国社会结构的特性，这种转变在美国才最为显著。但19世纪工业化社会的阶级结构并不完全相同。由于在阶层等级制度中地位相似的群体往往共有独特的、可以定义生活的经历（Kingston 1994：4），阶层等级制度的性质变化可以通过着装举止而变得可见。人们普遍认为19世纪的美国是一个无阶级社会，其特征是高度向上的流动性。托克维尔对1840年时美国的评价是，“在任何时候，仆人都可以成为主人”，这显著地体现了当时民众的态度。19世纪美国女性对时尚的痴迷归功于高度的“地位竞争”，它源于“美国社会的流动性，追求成功的普遍努力，名义上的贵族的匮乏，以及大多数美国人的朴素历史”（Banner 1984：18，54）。讽刺的是，尽管美国对向上流动的期望高于其他国家，但流动性的实际水平并非如此（Kaelble 1986）。[1]

19世纪下半叶的大量移民使得美国的着装问题变得尤为突出。移民们一到美国，就换下自己的传统服饰，以此作为摒弃原有身份并建立新身份的手段（Heinze 1990：90）。由于东西部之间的内部迁移，美国也经历了高度的地理流动，这意味着大量人口在新的地方建构了身份。而法国同样经历了社会环境的巨变。巴黎处于社会变革和现代化的最前沿，同时也是国内移民的中心，因此对时装有着极高的需求。相比之下，对于巴黎之外的城市以及仍囿于传统文化的农村社区而言，那里的人们无力效仿巴黎，也很难买到新衣服。

时尚似乎赋予了个体提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但这仅仅是特定时期着装的某个方面。必须将时尚和着装的各个方面结合起来看，通过推行制服和着装规范，它被用作一种社会控制的形式。与上个世纪相比，尽管男装变得更为简约，但随着制服在行政组织中的蓬勃发展，工作装的差异越来越大，并以此体现了组织等级制中的层级结构。在工作场所，社会阶级的差异通过制服和着装规范而变得日益明显。

20世纪以来，随着成衣在各个价格层次上的大规模扩张，服装逐渐失去了经济意义，但并未失去其象征意义。[2]廉价服饰的推广意味着那些财力有限的人可以寻求或创造个人风格，以表达自己对身份的认知，而并非模仿那些最初售卖给有钱人的服饰风格。尽管过去也偶尔会有工人阶级的街头风格被记录下来，但只有到了最近的五十年，街头风格才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工人阶级内部亚文化的代表。从理论上讲，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实际上都可以接受时尚，无论是选择自己创造用以表达自己身份的风格，还是直接采纳服装公司所创设的款式。

既然时尚的本质已然发生了变化，那么人们的应对方式也就随之改变。19世纪的时尚标准很明确，即被广泛接纳的外观。伴随着当代后工业社会高度分化的性质，当代时尚也变得更加模糊和多元。凯瑟、长泽和赫顿（Kaiser，Nagasawa and Hutton 1991：166）指出，“着装的‘时尚’风格与个人外观的复杂范围和多样性……导致了市场选择范围界限模糊的混乱状态”。因此，对服饰的选择反映了我们在当代社会中互相理解方式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