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像与木主的问题

在孔庙应该祭祀孔子像还是孔子木主，这个问题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讨论。从“先圣设像非古”（朱熹），“用像不当然，一毛一发有不似处时即非其人”（程颐）等说法可知，很多儒者对设像持反对意见。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1398），朝廷采纳宋濂上书的《孔子庙堂议》，在南京的孔庙停止使用孔子像，改为使用木主。此外，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批判设像之事是佛教传入中国时带来的做法，他主张用木主代替造像。明世宗嘉靖九年，张璁上书改革祭孔样式，朝廷下令全国的孔庙废用孔子像，改为神主。(26)此后，各地孔庙普遍采用木主的形式，但是孔子像并没有被彻底废弃。同时，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画像、塑像等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已存在，是具有正当性的。(27)

这样的议论也影响了日本儒学者。比如新井白石（1657—1725）在《圣像考》中考证了历史上有关孔子像的言论。儒者汤浅常山(28)（1708—1781）批判制作孔子像的做法“皆仿浮屠之法，铸像之类是也”(29)，认为铸造孔子像是模仿佛教的做法，是违背礼法的。加贺藩、秋田藩等地藩校采纳了设立木主的做法，但与此相比，设立孔子像的藩校更为常见。

孔子衮冕像的设计者中村惕斋曾作《圣像章服考议》，对孔子像的外貌进行了具体的考证。(30)有关木主和像的取舍问题，他在序文中做了如下阐述：

朱子尝谓，宣圣不当设像。春秋祭时只依木主祭可也。后儒亦多议像设之非。至于朱明之初，去大学塑像，设木主祭之。嘉靖中遂以此令于天下之学。(31)

由此可知，惕斋充分意识到，朱子主张祭祀孔子时应使用木主而非像(32)，且后世诸多儒者批判像是对佛教的模仿(33)。惕斋还了解到，明太祖时期太学的孔子像被换成木主，嘉靖时期强制全国孔庙实行木主制。惕斋虽然没有评判嘉靖时期改革的对错，但对其效果进行了如下评述：

虽然，其势不能尽毁之。今观清朝之祀图，又复设像主。盖有世风人情所以不可已者在也。况吾邦之人，文未及华夏之盛，而今异教之图像蕃衍于寰宇之时乎。故释礼之主，非设衮冕之容则不足以副世俗之尊仰也。(34)

在惕斋看来，嘉靖时期撤去孔子像的命令实际上未能得以完全实现，观察清朝的释奠图可以发现，设像的例子仍有很多，其原因就在于“世风人情”有“不可已者”(35)。也就是说，与木主相比，设像是一种更符合人情的方式。惕斋在考虑日本的“世风”时指出，儒教在日本未如中国般兴盛，尤其在当下，“异教”（佛教）风靡于世，佛像与佛图四处扩散。惕斋意识到佛教图像具有打动人心的效果，为了与其对抗，儒教一方也应采用图像的方式，而非木主。为了引发世俗之“尊仰”，惕斋亲自设计了“衮冕之容”的孔子像，采用了最为尊贵的天子服制。惕斋通过“人情”的观点来肯定了孔子像及衮冕之容存在的正当性。

关于天子衮冕姿态，惕斋特别重视衣裳的“十二章”。他就中国“十二章”的形制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考察，并以唐代为基准设计了孔子像的“衣”和“裳”的纹样。他考证道：“至于唐复制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36)关于“十二章”的由来，惕斋称古代圣人“观日月星辰则取其明，观山则取其镇，观龙则取其变，观华虫则取其文。且以其形为衣服之章，明显法象”(37)。可见，“十二章”是古代圣人的“观象”之作，具有各自不同的象征意义。

可以得知，惕斋认为与木主制相比，孔子像才更通人情，且孔子像需要采用“衮冕”这一最高级的服制来对抗佛像。朱子基本上是主张木主制的，同时也承认孔子像不易废止，而惕斋却对孔子像作用于人心的积极作用抱有期待。对于孔子像的“王者衮冕”，惕斋认为“其制未必合古”(38)，但“十二章”本身是先王所作，具有重要意义。如此，顺“情”而“惬众心”的孔子像对惕斋来说就成了一种必然。因此，闲谷学校及多久圣庙中安置的都是惕斋设计的身着衮冕的孔子像。

孔子衮冕像的铜铸像在日本并不多见，但同样造型的画像却存在很多。如英一蝶（1652—1724）绘图、伊藤东涯（1670—1736）作赞的孔子画像（图2－22）至今犹存。图中的孔子像与中村惕斋的孔子像十分相似，为坐在椅子上的衮冕姿态。这样的画像在数量上虽不及司寇像、行教像，但也有不少成了藩校祭祀的对象，如弘前藩稽古馆的孔子像（图2－23）、松山藩里仁馆的孔子像（图2－24）等。

本章考察了日本的孔子像。古代大学寮庙堂里祭祀的孔子像是从中国传来的画像，或是将其进行临摹的画像。然而由于现存史料的限制，其具体模样并不清楚，只能通过后世流传的释奠图来推测其外貌。现存足利学校的16世纪的孔子木像是盘腿坐像，反映出中世佛教的强烈影响。到了近世初期，汤岛圣堂的孔子像同样出自佛像制作师之手。可以看出，僧侣长期担任文化传播者，在近世初期儒教发展之时，佛教作为文化基础深入渗透到了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受佛教影响，祭孔的对象多选用画像、塑像或铸像，而非木主。近世时期的学者虽然认识到造像是佛教的产物，但也并没有主张废除孔子像而改用木主。相反，在佛教蔓延的历史背景下，有的儒者为了提高儒教的影响力而制作孔子像，并选择了顺应人情的华丽尊贵的“十二章”衮冕像。他们认为这才是与佛教对抗的有效手段。总体来看，与木主相比，日本孔庙中安置更多的是孔子像。

除了本章提到的日本本土设计制作的孔子像以外，从中国直接传来的孔子像也作为祭祀对象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除了吉备真备带来的孔子画像外，中国制造的孔子像也不在少数，如朱舜水带来的三尊孔子像、安放在白木圣庙的清朝传来的孔子像等。各式孔子像及相关的记述、临摹图不断流入日本，在此过程中，日本人对孔子像的外貌进行了甄选，并逐渐加入自己独特的理解，创造出了不同于中国的孔子像。近代以后的中国，孔子像逐渐被遗失、破坏，而在日本，孔子像却得到了较好的保存，有些孔子像直至现在仍作为祭祀对象被使用。明治后期，日本文部省管辖的汤岛圣堂制作了3000尊孔子像，并在孔子祭典中将其分发给了包括中国、朝鲜代表在内的众多人士。由此可见，孔子像所反映的时代性是非常有趣的课题，值得今后继续探讨。

另外，双腿交叉、两膝横放的盘坐姿态是日本流行的坐姿，在佛教图像里可以经常看见。在佛教僧侣推动下制作的足利学校的孔子像以及由七条佛师制作的汤岛圣堂的孔子像都是盘坐像。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佛像，日本的肖像画和神像也多采取类似造型，例如反映东照大权现信仰的德川家康的肖像（画像和塑像都有）。德川家康死后，以天海大僧正位为中心的亲信推动了家康的神格化。在山王一实神道的理论指导下，家康被赋予了“东照大权现”的封号，并出现了身穿朝服（“束带”）、坐于宫殿上座的东照大权现像（图2－25）。后世还制作了盘腿坐的塑像，并将塑像置于庙宇的模型之中（图2－26），与孔子像及神龛的外貌有很大的相似性。此外，作为礼拜对象的武将及藩主的肖像、神社供奉的神像等都可见到盘腿坐像。因此，在考虑日本孔子像的特征时，除了关注儒教与佛教的关系外，还应充分考虑日本的人格神、人神祭祀以及日本神观念所带来的影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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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翁（前187—前110），汉景帝时期担任蜀郡守，对地方教育、水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石室是前143年—前140年由文翁所创建的学校。

(2) [日]小岛毅：《嘉靖の礼制改革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17号，1992年。

(3) [中国金代世宗时代制定了孔子像的帝王服制，即冕十二旒、服十二章。

(4) [日]弥永贞三：《古代日本の釈奠について》，《日本古代史論集》下卷，吉川弘文馆1972年版。

(5) 生卒年不详。9世纪后期的代表性画师，巨势派的始祖。

(6) [日]一条兼良：《江次第抄》，《々群書類從》，八木书店1978年版。

(7)《江家次第》。相似的记述见于《续本朝图鉴》。上奏请求修复画像的是权中纳言源隆俊。

(8) [日]柳原纪光：《史愚抄》。

(9) 御厨子所是令外官的一种，地点位于皇宫后凉殿的西厢，负责准备朝夕的饭菜、节会时的酒肴等。“预”指的是一种官名。

(10) [日]翠川文子：《釈奠（二）——孔子像》，《川村短期大学研究紀要》第11号，1991年。

(11)《唐书》记载，开元八年（720），李元瑾上奏要求将先圣殿像改为椅子坐像。有关唐代司寇像的问题参考前注中引用的翠川文子的论文。

(12) [日]大泽庆子：《足利学校孔子坐像考》，史迹足利学校研究纪要《学校》第2号。2002年；[日]须永金三郎：《足利学校聖像考》，泗水社1915年版。

(13) [日]宗长：《東路の津登》，《群書類従》第18号，群书类从刊行会，1954年。

(14) 指的是进行日本全国六十六国巡礼、在每国的灵场奉纳一部《法华经》的佛教徒。

(15) [日]大泽庆子：《足利学校孔子坐像考》，史迹足利学校研究纪要《学校》第2号，2002年。

(16) [日]三山进：《近世七条仏所の幕府御用をめぐって——新出の資料を中心に》，《鎌倉》第80号，镰仓文化研究会1996年版。

(17) [日]柴田良贵、中原笃德：《旧湯島聖堂大成殿孔子像復元》，《美術史料による江戸前期湯島聖堂の研究報告集》，筑波大学日本美术史研究室2005年版。

(18) [日]犬塚印南：《昌平志》，《日本教育文庫（学校篇）》，日本图书中心1977年版，第36页。其中的《庙图志》记载孔子像的“衮冕九章”，遗憾的是没有孔子像的具体图像。《庙图志》中有展示圣堂内部的“神座图”，描绘了神龛的模样。

(19) 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藏。

(20) [日]石川忠久：《朱舜水将来孔子三像対面の儀について》，《斯文》第110号，2002年。

(21)《聖堂復興略志》，圣堂复兴期成会1935年版。参考[日]铃木三八男：《朱舜水の携え来った孔子像について》，《斯文》第68号，1972年。

(22) 引自《圣堂复兴略志》。原文为日文，引文为笔者译。

(23) 像的铭文写道：“文宣王一位，元禄庚辰岁夏五月甲午铸成，冶工洛阳淳风坊播磨大掾圆贞拜镌南郊仲钦监工。”椅子铭文为：“圣像之椅子法被，洛阳寅风坊之住，铸工今井八左卫门光重造，元禄十三历庚辰初冬谷旦成，南郊仲钦监工。”

(24) [日]柴田一：《岡山藩の藩学と郷学——寛文～元禄期の教育施設の相互関係》，《閑谷学校研究》第1号，1991年。

(25) [日]浅利尚民：《岡山藩校の開校をいろどった書——中江藤樹筆“至聖文宣王”と佐々木志津摩筆“学校”》，《閑谷学校研究》第13号，2009年。

(26) [日]小岛毅：《嘉靖の礼制改革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17号，1992年。

(27) 例如明代吕坤认为：“古有铸金刻木琢石塑土以像亲者，皆出于思慕之极无聊不得已之情，亦何病于礼乎。”（嵇璜、刘墉编：《续通典》卷八十四）

(28) 江户中期古文辞学派儒者。名元祯，号常山。备前冈山藩士。于江户师从服部南郭，与太宰春台、井上兰台、松崎观海等人交好。著书有《常山纪谈》《文会杂记》等。

(29) [日]汤浅常山：《文会雑記》（延享五年戊辰三月十九日），[日]岸上操编：《少年必讀日本文庫第七编》，博文馆1891年版，第40页。

(30) 李月珊：《中村惕斎と元禄期の儒教儀礼——釈菜儀節・孔子像に見られる“礼文”と“人情”》，《日本思想史研究会会報》第31号，2015年。

(31) 《聖像章服考議・序》，《惕斎先生文集》卷九，日本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硕水文库藏。

(32)“宣圣本不当设像。春秋祭时，只设主祭可也。”《朱子语类》卷九十。

(33) 明代废除孔子像的一个理由就是认为像是受佛教影响的产物，孔子的“塑像”问题成为儒佛之争的焦点。丘濬认为：“塑像之设，自古无之，至佛教入中国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无有所谓像设也。”（丘濬：《大学衍义补》卷六十五《释奠先师之礼上》）李之藻认为：“塑像本自佛教……惟设为木主最为得礼之中。”（李之藻：《頖宫礼乐疏》卷三《木主诂》）

(34)《聖像章服考議・序》，《惕斎先生文集》卷九，日本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硕水文库藏。

(35) 清代有学者强调“情”的重要性。万斯同在《群书疑辨》中指出“礼由情起，人情之所不能已者，先王勿禁”，戴震指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都将“人情”作为重要的基准。

(36)《聖像章服考議・衣裳》，《惕斎先生文集》卷九，日本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硕水文库藏。

(37)《答懶斎文》，《惕斎先生文集》卷二，日本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硕水文库藏。朱子的议论可见于《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38)《聖像章服考議・序》，《惕斎先生文集》卷九，日本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硕水文库藏。

(39) 有关孔子像与近世“神”观念的问题，参考[日]真壁仁：《神の宿るところ——徳川後期の釈奠における迎送神と神像》，《学士会会報》第6号，2015年。